那些有头脑的英国人，在读过濮兰德之流所写的有关清朝官员的充满恶意的鬼话和令人作呕的诽谤文章后，也应该去看一看已去世的戈登将军对中国官员的相关看法。在将两者加以比较时，人们应该记得，戈登将军是一个闻名于世的基督教武士和一位君子，而濮兰德只不过是一个写通俗文章的聪明作家和一个令人失望的中国政府前任雇员。戈登将军说：“我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逼迫中国人进行突如其来的改革，他们将会用一种猪一样的顽固共同抵制；但如果我们引导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情愿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并很容易管理。他们希望有一种选择权，憎恨突然给他们划定道路，好像他们与这事无关，不在话下。我们从前试行的办法，就是迫使他们走上某种道路，使他们付出同样的代价，并认为与他们交换意见是费唇舌，毫无必要。
我总在思考那些清朝官员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最困难问题；他们可能完全认同我们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却不会去贯彻它；我们必须承认，说起来做这做那的容易，可真正做起来时却要难得多。如果他们不想在自己的军队中进行改革，我们就对这些可怜的家伙更加斥责，却没有考虑到变革必须尽可能地循序渐进，赢得人心。我还能替这些（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说得更多些。他们有很多缺点，但却蒙受了那些掠夺他们国家的外国人带给他们的更多冤屈。”
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在我看来，像濮兰德那样来中国谈进步和改革的一般现代英国人或欧洲人，他们的精神状态甚至还不如我们旧式的中国儒生。诚然，中国儒生除他们自己的文明外，甚至不知道有任何文明；但他们至少对自己的文明还有所了解，而像濮兰德之流的现代英国人或欧洲人，那些油嘴滑舌地谈论中国的进步与改革的人，他们甚至连自身的文明也不知道，实际上不知道和无法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因为他不相信存在正确理性和上帝意志这样的东西，而不相信这种东西，世上就没有文明可言，只可能有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照我看，其实比我们旧式的中国儒生还远不如的现代英国人更需要“开放”，一种心灵开阔意义上的正确开放。但“真正的开放”并不告诫人们说不存在可以据之判定什么是好坏、什么是优劣的“至上之德”和“至当理由”这类东西。心灵开放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使我们领悟到像伦敦《泰晤士报》称之为我们自己“小小看法”的所谓“完美”，距离真正的、绝对的完美实在很遥远。这种真正的绝对完美，存在于事物的内在本质中。确实，当英国人一旦弄清了真正开放的意义所在，他就会意识到他现在那种小小的猜测，即那种对于宗教和世俗完美的“小小看法”，实在是一个极其狭隘的“小小看法”，由此，他还会感到不再那么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的这种小小看法强加给别人了。
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实现这种真正的开放。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用一句政界的时髦词来说，就是“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不是贸易和铁路的“门户开放”，而是知识和道德上的“门户开放”。毫无疑问，没有知识和道德上的“门户开放”，真正的开放是不可能的。这种“门户开放”原则，用圣保罗的话来讲，就是“检验一切事物，择善固执”。
简言之，不仅今天的中国，而且今天的世界所需要的，不是那么多的“进步”和“改革”，而是“门户开放”和“开放”，不是那种政治上的或物质上的“门户开放”和“开放”，而是一种知识和道德意义上的开放。没有知识上的门户开放，不可能有真正的心灵开放，而没有真正的心灵开放，也就不可能有进步。我已给过圣保罗对“门户开放”的定义，下面，我再提供一个孔子关于“开放”的定义，孔子说：“在真正有教养的人们中间，是不存在种族之分的（有教无类）”。
正是怀着促进世界“知识上的门户开放”和“道德上的开放”的事业愿望，我写了下列文章，也是出于同一愿望，现在我将它们汇集成书，提交给公众阅览和批判。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
箴言
对一切事物，特别是对爱和友谊不存利害之念，是我的至上追求、指导原则和人生准则。因此后来，我在一首诗中有这样一句调皮而且显得有些唐突的话：“如果我爱你，那与你有何相干呢？”这就是我心灵的独白。
——歌德
罗斯金曾说过：德国人的优点中甚至也含有自私成分。他说这话时想到的是铁血宰相俾斯麦，而不是毛奇和歌德那两个已修成正果的Zucht u.Ordnung（秩序与风纪）的化身。
瓦里柴夫斯基（M.Waliszewski）在他的《风流女皇》一书中，谈到具有德国血统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曾说：我们听说，有一个如今还在维也纳担任要职的德国人宣称，就性情而言，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喜欢所有的民族——唯有他的本民族德国例外，因为这个民族尽管有许多长处，却有一个超越其他民族之上的令别人都厌恶的缺点：那就是德国人不懂得怎样才算是慷慨大方。
事实上，就我所知道的，中国人、苏格兰人和德国人，是世上三大最为自私的民族，原因非常简单：在苏格兰和德国北部，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生活条件艰难。而在中国，早婚和必婚的社会风习，加之人民酷爱和平，人口剧增，以致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变得异常艰难。
即使到了今天，德国人依旧不是个统一的民族。马丁·路德首次给他们提供了共同的标准语言，但马丁·路德同英国的约翰·诺克斯一样，只不过为德国人民接受当今的现代文明而奠定了民族统一的基础。
正如克伦威尔是维护约翰·诺克斯光荣事业的帝国主义者一样，腓特烈大帝也是维护马丁·路德辉煌事业的帝国主义者。卡莱尔以他敏锐而冷峻的眼光，透过腓特烈那爱挖苦人和怀疑一切的哲人表象，洞察到其清教徒的本质。当年的“七年战争”（Seven Years’War，1756-1763），实际上是普鲁士清教徒和奥地利骑士之间的争斗。
腓特烈之后，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异军突起。德国是欧洲大陆上的苏格兰，而普鲁士是其中的苏格兰低地人，他们因生活在平原地区而缺乏想象力。而且，在普鲁士，气候比苏格兰低地还要恶劣很多。因此，普鲁土人除了想象力贫乏，还有惊人的胃口。俾斯麦宰相曾说：“在我们家里，所有的人都是些能吃能喝的大肚汉（lauter starke Esser）。如果人人都有我们这样的胃口（Kapacitt！），国家还如何能够存在！到那时，我们将不能不移民。”
腓特烈没有想象力，可他却具有杰出的才华，同时还有着法国人的文化教养和精神。作为一个帝王，他兼具灵敏的头脑和法国文化滋养出的明智。在他之后，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清教徒无法继续履行对于德意志诸邦的保护权。于是，拿破仑经过在耶拿的“光荣复辟”后，使得法国人的势力进入德意志。
华兹华斯在对爱默生谈起歌德的《威廉·梅斯特》（Wilhelm Meister）时，曾尽情地痛骂道：“它充斥了各式各样的私通行为，就像苍蝇群在空中杂交。”其实，《威廉·梅斯特》正是伟大的歌德对拿破仑入侵时期德国状况的真实、清晰和冷静的描述，正如莎士比亚作品中对英国社会的描摹一样。
同英国的情况相似，富于理智的德国人对拿破仑的到来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这时候，那个普鲁士清教徒只好咬牙切齿，退隐山林，到女人们的美好心灵（Schne Seele）中去寻求慰藉了。
爱默生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把拿破仑送到圣赫勒拿岛上的不是因为他在战场上的失败，而是因为他自身的粗鄙、平庸和俗气。当他带着法国大革命伟大自由的思想转战各地时，欧洲全部有教养的绅士都热烈欢迎他；而当他们发觉这个科西嘉的小资产者只是再想建立一个封建王朝时，则都开始对他感到厌恶了。于是，那些身穿‘前进’（Vorwarts）元帅制服的普鲁士清教徒深受大势的影响，与其他的欧洲绅士们一道去讨伐这个科西嘉小资产者了。”
海涅在诗作中对那些身穿“前进”元帅服、训练有素的普鲁士清教徒的描绘，对那些冷酷无情而又缺乏想象力的“苏格兰低地人”进行过令人心酸的描绘，但是，我们现在读起来，至今仍显得活灵活现，而且不过时：
这个单调刻板的民族
习惯于循规蹈矩，
他们那阴沉沉的脸上
永远是冰冷兮兮。
走起路来身子僵硬，
穿上衣时死板笔挺，
就仿佛吞下了那根
从前他们挨揍的棍子。
让我不理解的是，列强怎么会选择一个德国陆军元帅——一个既是老毛奇的信徒，更是俾斯麦“铁血政策”的狂热拥趸的人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当年，当叶卡捷琳娜二世任命普罗佐罗夫斯基（Prozorofski）为莫斯科卫戍司令时，帕提奥姆金（Patiomkine）向这位女沙皇写信说：“您从您的武库中搬出了一门最古老的大炮，您指向哪里它肯定就会朝哪里发炮，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目标，但是，当心它要给陛下的名字蒙上血污。”
还是言归正传吧。当身穿“前进”制服的普鲁士元帅将拿破仑赶出德意志时，他想连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思想也一起赶出。因此，所有富于理智的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是为“Kultur Kampf”（文化斗争）之先河。
法国大革命真正伟大的自由思想是要求“门户开放”，表现在政治上，是Carrière ouvexte aux talents（向一切有才能的人敞开大门）；表现在宗教上，则是扩展身穿“前进”制服的普鲁士元帅们身上的那种苏格兰低地人特有的自私本性，使他们不至于讨厌“门户开放”，在这里显得棘手的是，普鲁士清教徒想象力的缺乏又妨碍他们进一步理解宗教意味上的“开放”的含义。
当年，在威廉一世还仅是普鲁士国王的时候，他在第一次与俾斯麦交谈时所显现出的Schne Seele（美好心灵）实在让人感动。有一次，他表示他反感某人，因为那人是一个虔敬派信徒。
“何为虔敬派信徒？”俾斯麦问道。
国王回答说：“就是那种以宗教为幌子谋取私利的人。”
“这不是那个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用法，”俾斯麦说，“所谓虔敬派信徒，指的是刻板地相信耶稣·基督乃是献身于为我们赎罪的唯一圣子的人。”
“什么？”国王叫了起来，“真有人被上帝如此遗弃，竟然会不相信有这回事？”
俾斯麦只好说：“当心，陛下，如果人们听您这么说，他们会把您当成一个虔敬派信徒的。”
海涅清楚身为普鲁士清教徒的威廉一世所指的“虔敬派信徒”是什么。他说，我熟悉这支曲子，我知道它的歌词，我还认识它的作者。我知道，他喝过家乡的美酒以及那布道时用的圣水。实际上，“虔敬派信徒”利用了威廉缺乏想象力的特点，不仅使他那Schne Seele（美好心灵）面临被扼死的危险，而且还威胁到德国人的生命安全。“前进”元帅与伟大自由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1848年欧洲革命危机的爆发。
1848年，所有德国人都起来反对“前进”元帅以及作为被保护者的“虔敬派信徒”，并使德国的“王权”以及一切秩序与风纪面临被毁灭的威胁。正像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带领流氓群体帮助英国的绅士一样，在德国，俾斯麦宰相听到柏林的骚乱声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波美拉尼亚的Bauer（农民）召集起来，问他们是否愿意随他出征去挽救“王权”，就是他所谓的普鲁士王朝。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与宰相俾斯麦试图建立的，都是一种真正的帝国主义，就是绝对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的政府，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不计利害得失的政府。正因为如此，这位大首相的“铁血”政策才得以在德国建立起来。它是要保护Zucht u.Ordnung——秩序与风纪，使其免遭流氓群体暴力的毁灭。因为，la force attendant le droit——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
在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政策和俾斯麦宰相的“铁血”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首先，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东方人”，相反，俾斯麦宰相则不过是一个有教养的苏格兰低地人。他缺乏想象力，有自私倾向和波美拉尼亚的饕餮胃口！不过，这两种制度的根本差别还在于：比肯斯菲尔德的帝国主义试图成为一种宪政帝国主义，而俾斯麦宰相的帝国主义则完全是一种军事帝国主义。
有人问孔子：“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无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因此，那种主张“君王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Voluntas regis，suprema lex）的说法，孔子是绝对不赞成的。
至于纯粹的军事独裁也许会面临的可怕失败则会是，那些被用以镇压流氓群体暴乱的军人以及他们手中的刺刀，在和平时期，在处理资产阶级、卑鄙小人以及市侩们的狡诈与自私情绪时，却完全变得无能为力了。
那些德国市侩同他们的兄弟，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笔下的阿新（Ahsin）一样，原本是其宗族中最受爱戴的人。他是一个单纯、质朴、坚韧、勤奋、善良温顺的“米歇尔”（Michel），很少有自私自利的心，且对家庭有着强烈的依恋之情。此外，他还具有那种难以言传的德国人的Gemüth（好性情），心中始终装着美妙的音乐和淳朴至极的Volkslieder（民歌）。
然而，这个性情温和的德国人“米歇尔”，在“前进”元帅刻板而严厉的统率下，变成了一个“乱臣”，其名字可直接改写成“市侩”。更糟糕的是，俾斯麦宰相的“铁血”政策又是那么的自私与残酷，使得这个“市侩”进而变成一个追求名利的人、一个可怕的“乱臣”。那本《俾斯麦伯爵及其属下》（Craf Bismark U.Seine leute）的作者Bursch（柏希）博士，就是一个满口“跑火车”、时常用让人听了很恐怖的评论和花言巧语来骗取支持的可怕“乱臣”的典型。
1870年，那个基督教绅士——威廉一世，以及那个普鲁士绅士——俾斯麦宰相，还有那个富有现代精神的德意志绅士——毛奇伯爵，一道进军法兰西，要消灭那个蛮横无理的资产阶级分子或叫作庸人的——路易·波拿巴。这名君主在那个伟大的伯父在位时，他所推行的帝国主义虽不纯粹，但却非常自负；到了这名君主上台时，他对伯父又进行了一种内外不一致、“华而不实”的模仿。这样拙劣的表演让普鲁士君臣难以忍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