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认为，“一个独身者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他不但冬天不穿棉裤，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也不用厚褥子，铺板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他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鲁迅怕看《黛玉葬花》这一类戏，为的不愿破坏他那从白纸黑字得来的完美的第一印象。
鲁迅的记忆力非常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书桌上从不见零乱地摊着书报纸笔。
鲁迅的手稿，在上海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萧红得到一张翻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鲁迅不以为稀奇，许广平倒很生气。鲁迅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便说：
“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鲁迅休息时，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他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在上海居住时，鲁迅一般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要陪客人，陪到五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常常陪到十二点钟。这么长的时间，他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鲁迅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到整整齐齐，要寄出的书都是亲自动手。他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偏一点，而后拿起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包书的纸并不都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或是别人寄给他包书用过的牛皮纸翻过来糊制的。
鲁迅的书斋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校对的稿子，以及自己的文稿，涂改当然是不免，但总缮写得非常地清楚。
直到海婴长大了，有时候老要跑到他的书斋里去翻弄他的书本杂志之类；当这样的时候，他总是含着苦笑，对海婴说：“你这个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海婴含笑走了的时候，他总是一边谈着笑话，一边先把那些搅得零乱的书本子堆叠好，然后再去和客人谈天。
一次，已经会说话了的海婴正在鲁迅的书斋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图。郁达夫恰好来访，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大笑着对郁达夫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每一次出版着作和译作，鲁迅都要赠送爱人许广平初版的毛边本，称谓每次都不同。北京时期，二人是师生关系，鲁迅曾以杂文集《热风》，译着《出了象牙之塔》和《苦闷的象征》相赠，均墨笔题为“广平兄”；最初确定恋人关系时，《呐喊》出到第四版，鲁迅题“送给广平弟着者”；此后，“送给害马”“给害马”“此给害马”，浓情蜜意，纸上氤氲，如译着《苏俄的文艺论战》、杂文集《坟》、《华盖集》等；小说集《彷徨》初版时，鲁迅在厦门，许广平在广州，正是相思于两地，虽是“寄赠广平兄于广州”，已自署“迅”；最让人感动的是《而已集》，题为“给我的爱人：广平”。当海婴已经两岁，《中国小说史略》（订正本）初版，却是“赠与广平吾友”，《三闲集》则为“广平哂存”，携手既久，正是相濡以沫，更加相敬如宾了。
鲁迅的写字台面向着窗子，上海弄堂房子的窗子差不多满一面墙那么大，鲁迅把它关起来，因为他工作起来有一个习惯，怕吹风，他说，风一吹，纸就动，时时防备着纸跑，文章就写不好。所以屋子热得和蒸笼似的，请他到楼下去，他又不肯，他的习惯是不换地方。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广平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都不肯。只有满身流汗。
上海期间，鲁迅每天晚间撕当天的日历，如果有什么和他有关系的书出版时，他就爱提起：“明天什么书的广告要出来了。”他怀着自己印好了一本好书出版时一样的心情，熬至第二天早晨，等待报纸到手，就急急地披览。如果报纸到得迟些，或者报纸上没有照预定登出广告，他就很失望。虚拟出种种变故，直至广告出来或刊物到手才放心。
鲁迅走路很轻捷，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1932年夏秋之间，鲁迅在上海两次会见陈赓将军，他兴致勃勃地了解红军反击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和苏区土地改革情况，甚至打算写一部反映苏区生活和红军战斗情况的小说。类似于《铁流》似的中篇，有战争气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最终因为材料不充分，对红军和苏区的实际生活不熟悉而没有完成。
1932年1月28日夜晚，子弹从鲁迅住室的书桌旁边洞穿而过。雾起茫茫夜，全家人只带了些衣被，躲到内山书店去，一周后又搬到英租界的分店。这次是与周建人两家加上女工共十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睡在地板上。
1933年1月4日，蔡元培函邀鲁迅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鲁迅被举为执行委员。对于平常的集会，总不出席的鲁迅，却于每次开会时一定先期而到；并且对于事务是一向不善处置的鲁迅，将分派给他的事情，总办得井井有条。6月20日杨杏佛被暗杀，鲁迅也在黑名单中。杨杏佛大殓时，很多人劝鲁迅不要去，鲁迅毅然前往万国殡仪馆送殓，并出门不带钥匙，全部交给许广平，以示决绝。
1933年留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处境十分困难，与党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受********沈****的派遣，成仿吾到上海寻找党中央。结果到上海后，找不到接头的人，自己又病困旅馆一个多月。正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骂鲁迅是准共产党，于是他通过内山书店找到了鲁迅，这样才与当时在上海的瞿秋白和冯雪峰得以联系，从而与江西瑞金的党中央取得了联系。1933年12月的一天下午，鲁迅约成仿吾在一个白俄咖啡店里会面，相谈甚欢。会见后，鲁迅回到家里，瞒不住的喜悦总是挂上眉梢，他把会见的情况告诉许广平，并赞扬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
1934年，国民党北平市长袁良下令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鲁迅听到后对几个青年朋友说：“男女不准同学、同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淆乱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严重！袁良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戴一个防毒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这样每个都是，喏！喏！”说着，鲁迅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大家被鲁迅先生的言谈动作逗得哈哈大笑。
鲁迅在上海时事事处处小心，和许广平一起外出时，甚至于让许广平与他分开走在马路的两边，以免特务下黑手时两人同时受害。
瞿秋白夫妇于1932年第一次到北川公寓拜访鲁迅，一见如故。此后，1932年12月与1933年2月，两次到北川公寓避难。其时，反动政府追踪甚紧，瞿秋白几次搬移，鲁迅为此寝食不安，多方想法。1933年3月1日日记载：“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3月3日又去看一次。这“屋”就是为瞿秋白寻找的。东照里在大陆新村斜对过几十米远，此屋也就是十来平方米大小不见阳光的一个亭子间。瞿秋白搬出东照里后，于1933年7月因机关被敌人发现，半夜2时又到鲁迅家避难。1934年1月，瞿秋白要去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临行前与鲁迅告别。鲁迅特意让出床铺给瞿秋白安睡，自己与许广平睡地铺。而此别竟成永诀。瞿秋白在福建被捕后，鲁迅多方筹资营救，终未成功。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与朋友们编章他的译着集《海上述林》，出版者署名“诸夏怀霜社”，霜者，秋白也。书写“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瞿秋白。
“一·二八”事变后，鲁迅和茅盾、胡愈之等四十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反对中国政府对日妥协；当从东北救亡前线回来的青年萧红、萧军出版了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小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却在国民党控制的上海难以公开销售时，鲁迅毅然为之作序；1936年，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北平文化界也发表宣言，鲁迅特别注意与之决裂的弟弟周作人有没有在上面签名。就在他临终前几天，还对周建人谈到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他希望周作人“不可过于后退”，应该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有所作为。
在国际交往的场合中，鲁迅严峻地表达过自己的民族尊严和感情。1935年10月，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访问印度经过上海，通过内山完造求见鲁迅。不承想，会见过程中，他竟以殖民主义者自居，公然提出一个十分荒唐的问题：“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来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对于这种猖狂的挑衅，鲁迅从容而机智地微笑说：“这是个感情问题吧！同是把财产弄光，与其让强盗抢走，还是不如让败家子败光。同是让人杀，还是让自己人杀，不要让外国人来砍头。”这掷地有声的话语驳得野口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鲁迅有极高的艺术欣赏力，他也极其热爱艺术。他对于书籍的装帧插图，从来不随便。1929年春，施蛰存、戴望舒、苏汶、冯雪峰所办的水沫书店打算出版一套《新兴文学论丛书》，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鲁迅积极参加这个出版计划，与冯雪峰拟定了第一批十二本书目，并承担其中四本的翻译任务。他声明只作事实上的主编者，不能对外宣布，书上也不要印出主编人的名字。后来，丛书改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鲁迅译的《文艺与批评》排印的时候，要加入一张卢那察尔斯基的画像。水沫书店找了一张单色铜版像，鲁迅不满意。他送来一张彩色版的，叮嘱要做三色铜版。出版社尊重他的意见，去做了一副三色铜版。印出样子，送去给鲁迅看，他还是不满意，要求重做。当时上海一般的制版所，对于做三色铜版的技术还不够高明。鲁迅送来的原样，不是国内的印刷品。水沫书店便将其送到新闻报馆制版部去做了一副，印出来也还是不符合鲁迅的要求。最后是送到日本人开的芦泽印刷所去制版，才获得鲁迅首肯。
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青年学生，因平时被鲁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鲁迅收留他一道住在景云里那一所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但这位青年误解了鲁迅的意思，以为他没有儿子——当时海婴还没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约总是想把自己当作他的儿子的意思。后来，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来同住，意思是为鲁迅当儿媳妇的。可是，两人坐食在鲁迅的家里，零用衣饰之类，鲁迅当然是供给不了的；于是这一位自定的鲁迅的子嗣，就产生了很大的不满，要求鲁迅，一定要为他谋一出路。鲁迅没有法子，就去找郁达夫，请他为这青年去谋一职业，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职业，那么亦必须请一家书店或报馆在名义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当由鲁迅自己拿出，由郁达夫转交给这书局或报馆，作为月薪来发给。郁达夫即向当时的现代书局说了，已经说定是每月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的钱来，使用这一位青年。但正当说好的时候，这一位青年却和爱人脱离鲁迅而走了。
郁达夫曾劝鲁迅，对于那些无理取闹，来攻击他的人，不要上当，因为无非是想利用了他来成名。事实上，也有不少青年，因攻击鲁迅而成了名的。对此，鲁迅解释说：“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了他们，而真理愈得阐发。他们的成名，是烟水似的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
宣统出宫的时候，有人劝鲁迅去逛故宫，他不去。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些事情是种迷梦，不必去打破这种迷梦，因为迷梦是美的。
“四·一二”后，******政府发了“通缉令”，内山见鲁迅经常外出活动，便担心地说：“先生，危险哪，暂时躲一躲怎么样？”鲁迅的回答是：“不，不要紧的，如果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啦什么的了。”在鲁迅看来，发通缉令“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
有一次，鲁迅和一个朋友写了一篇关于杀戮一些革命青年的抗议。他们把这篇抗议交给史沫特莱女士拿到一家美国报纸上去发表。当时史沫特莱想这份抗议也许会招致逮捕、监禁或处死，就问鲁迅和他的朋友，把他们的名字签在上面是否妥当。鲁迅略略一抬他的下巴，用平静的声音说：“这几句话是必须要说的。拿去发表吧。”史沫特莱还是怀疑地询问着。“不要紧的，”他回答。“发表去吧。”他带着坚强的信心说。
1935年四、五月间，内山书店收到了方志敏传来的信和文稿。那几页信纸是几张无字白纸，胡风经吴奚如指点，用碘酒擦后才显出字来，鲁迅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这些珍贵的材料，直到1936年4月，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后，鲁迅才把它们郑重地交给了冯雪峰。正是因为他，我们今天才能看到方志敏的遗作《可爱的中国》和《清贫》等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