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两个月后，周夫人乘船从上海到达汉口码头，全家再一次相聚，左宗棠非常兴奋。但船是直航到长沙的，在汉口只做短暂的停留。
短暂的团聚让左宗棠内心无比欢愉，但想到马上又要分别，西北的战局又极其危险，战事在几年之内是很难平息的，自己这一去，不知道何年何月才可以再次回来。左宗棠心里便无比惆怅起来。
当看到年过半百、孱弱多病的夫人后，左宗棠真怕这一别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他的脸上虽然强挤出了笑容，但内心却无比酸楚。
最了解左宗棠的莫过于周夫人了，为了不让自己的夫君担心，她强打起精神，安慰自己的丈夫不要挂念家里。等打了大胜仗后，自己还要亲自下厨，犒劳夫君。
一家人带着这种即将分别的凄凉心境，共进了晚餐。接着，左宗棠目送周夫人坐的船消失在水边天际。
虽然家事让人很揪心，但国事更加紧迫，左宗棠收拾起自己惆怅的心，全身心地投入到剿捻和西征的军事策划上。
回家后的周夫人和儿女们继续过着节俭的生活，她本来身体就不好，所以在分别后的第二年，左宗棠便接到了周夫人生病的家信。看病的郎中说周夫人患的是脚气病，需要用人参滋补。想想当年祖母患病，需要上好人参治病，却因为家里贫穷，没钱买人参，这件事让左宗棠一度十分懊悔。现在他的养廉金已经很丰厚了，买人参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他给家中写信说看病不要吝啬钱财，一定买上好人参给夫人服用。
周夫人虽然服用了参茸补剂后，病情大有好转，但病情又出现了反复，她本来就有肝病，所以身体越来越虚弱。
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底，四女孝瑸去世了，疼爱儿女的周夫人受不了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肝病大发。在同年的二月初二去世了，享年59岁。
这位为左家操劳一生的老夫人就这样闭上了眼睛，但她放不下的除了儿女，还有在远方征战的丈夫。她本来要迎接丈夫凯旋，并为丈夫做一桌好菜的，如今却无法实现这个愿望了。
而左宗棠在一个月后才得知了夫人去世的消息，内心无比沉痛。当时他正在甘肃平凉军次，忍着悲痛给儿子们写信安排周夫人的后事，还写了一篇《亡妻周夫人墓志铭》。
一般来说，总督夫人的后事要大办一番，毕竟身份在那里摆着呢。但左宗棠却让儿子们从简办理，不要铺张浪费。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左宗棠在装穷，但左宗棠却不理会这些，因为他一直认为铺张浪费是很可耻的事情。
在这里还有一个人要提一下，他就是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
左宗棠在汉口停留时，二哥宗植特意从长沙赶来探望。兄弟二人已经分别7年了，想想年轻时的相依为命，再看看现在二人头上的白发，兄弟俩握着手唏嘘不已。
左宗棠在大营设酒款待二哥，宗植却兴致不高，因为他深知从此一别，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次相聚。
宗植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又患有咳嗽症，精神比以前差多了。经过短暂的聚首后，这兄弟俩一个回到了长沙，一个率军踏上西征的路途。
相对于左宗棠来说，宗植虽然年轻时就很有才华，但运气欠佳，中了解元后，一直没有能考上进士，虽然在各地做过几任小官，但仕途不畅，一直郁郁不得志。这还不算什么，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
同治十年，宗植的第三个儿子丁叟去京城会试，不幸落榜了。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还可以再考。但年轻气盛的丁叟接受不了这种失败，回到家后就患病了，并在同治十一年二月病故。宗植受不了这种丧子之痛，三个月后也离开了人世。
先是夫人病故，接着又是二哥离开人世，接连不断的家庭变故，让左宗棠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真想回家乡为亲人送行，但是西北形势紧张，容不得左宗棠有半点的停留和耽搁。所以左宗棠只好忍着丧妻和丧兄的疼痛，义无反顾地在西北疆场拼杀。
忠孝不能两全，自古都是如此。为了“大家”，只能舍弃“小家”，左宗棠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到位。
破碎的如意算盘
同治六年二月二十日和二十四日，左宗棠部楚军分前、中、后三路从汉口起行向陕西进发。六月十八日，左宗棠率军抵达陕西潼关，驻营西关外。此时，陕西境内活跃着捻军和陕西回军以及被视为“土匪”的董福祥等武装势力。
捻军和回军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另外，这些在乱中起事的类似于“土匪”的地方武装势力也不容小觑。我们先了解一下其中的代表人物董福祥。
晚清名将董福祥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出生，是甘肃环县毛井王朝山人（清属甘肃固原县）。他的父亲董世猷是当地“哥老会”的首领，为人直爽，好打抱不平。董福祥从小就受到家风的影响，嗜好练武而不喜读书，青年时代喜欢结交绿林中人，经常在帮会间往来，是一黑道中人，所以地方绅民对他都存有一定的畏惧之心。
同治初年（1862年），陕甘回民起事占据陇东，董福祥利用父亲与“哥老会”的关系组织地方团练，保卫地方安宁，势力不断壮大。人怕出名猪怕壮，当时安化县把总王蔼臣看到董福祥影响力不断扩大，怕尾大不掉，便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他，押在囚笼中施以沸水烫顶的酷刑。狱卒们同情董福祥，便偷偷地释放了他。大难不死的董福祥又重整旗鼓，在安化县发动起义。他的部队既要对抗回军的掠杀破坏，又要抵抗官兵的进剿，有些力不从心。
同治三年（1864年），董福祥接受环县县令翁健邀请，防守环县城。不久，他看到清军的势力不足以抵挡回军和捻军的进攻，便又倒戈反清，联络回军与捻军在金积堡大败清军，缴获无数战利品。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董福祥势力已经控制陕甘10多个州县。
可见，董福祥就是一个出尔反尔的“土匪”人物，“有奶便是娘”让他拥有规模不小的地方武装。但像董福祥这样在乱中崛起的地方武装暂时还不在左宗棠剿灭的范围之内，所以他们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左宗棠主张把西捻军消灭在陕西境内，不能让他们流窜到其他地方。剿灭捻军后，再全力对付回军就不是什么难事了。所以，尽管左宗棠在陕西受到捻军、陕西回军、董福祥等武装的夹击，但他始终以“剿捻”为首要任务，亲自驻扎邻近河南的潼关，目的是防止捻军攻入河南以威胁中原。
在潼关，左宗棠策划了一个应对西捻军流动战术的作战方案： 派兵紧守渡口，将渭河封锁起来，接着派兵分别渡过渭河，联合当地清军在渭水以北，泾、洛两河以东，北口以南，黄河以西的狭长区域内将西捻军围困起来，然后歼灭。在潼关左宗棠还与担任河防的山西按察使陈堤共同商议了河防部署，为了防止西捻军东渡黄河，决定在秦、晋、豫交界的一段黄河设立三个防区。
可以说，左宗棠的策略和计谋符合实际是可行的，但战场的形势千变万化，也许眨眼的工夫，局势就大变样了。这不，西捻军在受到左宗棠和刘典分别由陕东和陕南的夹击后，被迫在九月初向陕北进军，转入北山，试图打开进入山西的通道。左宗棠急忙重新部署兵力，力图阻止捻军进入山西。
十月初八日（11月3日），西捻军一部向东南进军，走宜州；另一部向西联合陇东回军，猛扑同官、耀州。左宗棠急忙派高连升率5000人西进醴泉、干州；派刘典率5000人分驻同官、耀州、三水，加上黄鼎一军，专职防守西线；另外派郭宝昌、刘松山、刘厚基三军共16000多人深入陕北，进行追击。
左宗棠虽然费尽心机部署军力，但效果并不明显，十月下旬，捻军接连攻占陕北的延川、绥德二城。
把捻军剿杀在秦境是左宗棠期望看到的结果，但西捻军和回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让左宗棠疲于奔命，难以招架。再加上董福祥这样的“土匪”势力不断捣乱，让左宗棠只能穷于应付，不能做出有效的攻势。
这还不算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着实让左宗棠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们知道，西捻军和东捻军本来就是一家，他们曾经立下“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誓言。所以，当西捻军首领张宗禹收到东捻军首领赖文光的求援信，获悉东捻军被清军重重围困在山东运河东岸后，便使出一招“围魏救赵”，毅然领兵东进，深入北京畿辅地区，妄图把山东战场的所有清军引向自己，以救东捻军的燃眉之急。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67年12月18日），西捻军由宜川强渡黄河，从陕西进入山西。左宗棠非常惊慌，急派刘松山、郭宝昌入晋追剿，自己也随后率领队伍入晋。但援军还未赶到，山西巡抚赵长龄和山西按察使、河防守将陈堤的守军便被西捻军击败了。
这样一来，西捻军很顺利地从山西经河南入直隶，在同治七年正月十二日（1868年2月6日）逼近卢沟桥。
清廷大为震惊，左宗棠不是带着大队人马镇压西捻军吗？怎么西捻军会出现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呢？难道这左宗棠只是个吃干饭的吗？
接着，清廷便“降旨”先后将剿办捻军的钦差大臣李鸿章、直隶总督官文和左宗棠“交部严加议处”，以让他们戴罪立功。
左宗棠的如意算盘被西捻军的神速进攻击得粉碎，尤其是西捻军闯进京畿地区，直接对清廷构成重大的威胁，左宗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沉重的打击和眼前的强敌，左宗棠没有沉沦，他也没有时间沉沦。戴罪立功是他唯一的机会，他要证明自己不是软柿子，更要让西捻军付出血的代价。
发狠的尾随追击
左宗棠率领楚军、皖军、老湘军在捻军后面穷追不舍，在二月初抵达保定近郊。就这样一路追来，他觉得和捻军作战有很大的困难。而李鸿章、官文和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也督军加紧对进入直隶的西捻军加以堵防。
再看，西捻军首领张宗禹，他冒着很大的风险率西捻军从陕冲入晋、豫、直三省，本想解东捻军在运河被围的困境。但当西捻军只到达晋、豫时，东捻军已经在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1月5日）的扬州之战中被李鸿章部淮军全歼，赖文光被俘后在扬州英勇就义。可悲的是，张宗禹对此毫不知情，一意率西捻军北进，虽然逼近京畿，取得了预期的目的，但也陷入清军的重围之中。
其实，西捻军也是有机会的，他们的闪电战着实把京城的满清贵族吓得不轻。当西捻军抵达卢沟桥时，被大雾所阻，决定改日围攻北京。正是这个错误的决定让西捻军错失了大好良机。如果张宗禹能够马不停蹄地进攻，也许能攻下紫禁城。当然这是假设，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两三天后，京师内外已经云集了各路清军，虽然捻军勇猛作战，终因寡不敌众，无法长期抗敌，只得南返，在冀中地区辗转活动。但失去了根据地的捻军如浮萍一样，在各路清军的围攻下节节败退。
为了能尽快剿灭西捻军，左宗棠发出悬赏令，只要能生擒、阵斩张宗禹等人，便加官晋爵。清军在金钱的刺激下，像嗜血鬼一样勇猛。而西捻军不能抵挡清军的围攻，在冀中连番苦战，才将清军防线冲破，在同治七年二月三十日（1868年3月23日）夜渡过漳河进入河南。接着，又从山东东昌府南李海务渡口抢渡运河而向东，进入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区。
三月初，当左宗棠督军追到河南彰德（今安阳市）时，西捻军已经从河南进入山东西部并转入直隶静海。四月初四日（4月26日），左宗棠赶到山东德州。五月初，捻军在直隶作战失利，转入山东海丰（今无棣县）宁津、陵县、临邑、济阳后，又从陵县转向西南进入德州。
当时，大约有十多万清军集中在直隶、山东、河南，却对西捻军无计可施，清廷异常恼怒，严令左宗棠、李鸿章在一个月之内将捻军全部消灭。但是一个月之后，剿捻行动仍成效不大，于是清廷下旨将左宗棠“交部严加议处”，并命满员都兴阿为钦差大臣，指挥豫军张曜、宋庆部和陈国瑞等军。
不仅朝廷怪罪，就连被朝廷严斥的李鸿章也迁怒于左宗棠，因为他认为如果左宗棠能把西捻军圈在西北，就不会有现在十万清军疲于奔命，却无计可施的局面了。
其实，出现这种局面左宗棠也很无奈，虽然他一直兢兢业业地率领军队作战，但对西捻军的运动战实在是没有办法应对。再说，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他不能理解朝廷的严斥和同事的指责，处于极度郁闷中。
最后，朝廷采用了李鸿章镇压东捻军的伎俩，即“设长围以困之”的“围剿”政策。李鸿章的长围之策是： 西面以运河为防线，在运河西岸修建长墙工事，派清军和民团把守，并将黄河之水引入运河，派水师炮船巡逻，防止西捻军渡运河向西而行；北面以天津以南的减河为防线，同样在北岸构筑长墙工事，并将运河之水引入减河，由崇厚率天津洋枪队及民团把守，以阻止西捻军北上；南面以黄河为屏障，封锁所有渡口，把黄河所有船只调到南岸， 令山东地方官吏带兵把守，以防止西捻军向西南进发；东面为大海，禁止渔船下海，以防西捻军渡海而去。还派出部队在直东地区与西捻军周旋。
这个围剿政策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六月中下旬，张宗禹率西捻军试图从德州高家渡抢渡运河，结果被清军击退，被迫退到德平、平原、茌平一带。等清军河防工事完成后，西捻军就被困在运河、黄河和徒骇河之间，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再加上大雨不断，这一地区地势低洼，变成泽国一片。西捻军的马队寸步难行，失去了机动性的优势。
结果，在六月二十八日（8月16日）的平南镇之役中，西捻军被淮军全部击溃，只有张宗禹率十多名骑兵突围到徒骇河边，下落不明。
至此，捻军起义以失败告终，清廷论功行赏，左宗棠被授予太子太保衔。虽然左宗棠觉得自己在追剿过程中没什么功劳，请求朝廷收回成命，但清廷没有答应。可见，朝廷还是比较看重左宗棠的，因为西北还有战事等着他去处理呢。
让人心寒的统治中枢
捻军终于被剿灭了，左宗棠可以喘口气了，接下来，他就可以全力对付起义的回民军了。
同治七年七月十三日（1868年8月30日），清廷下诏，命左宗棠带军队从山西渡河进入陕西镇压回民起义。
上次入陕甘时，就准备进京觐见皇帝的，结果由于军情紧急，没有去觐见。如今，军情缓和了不少，所以左宗棠有机会进京觐见皇帝了。
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1868年9月20日），左宗棠乘船到达天津。初十日（9月25日）到达北京觐见大清皇帝。
左宗棠以前到京城只是获得落榜的屈辱和郁闷。如今，他已经成为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人生戏剧化的变化让他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些年来，他风风火火地和太平军、捻军等反清的势力作战，究竟是为了拯救民众于水火，还是为了眼前这座京城？左宗棠自己都乱了，他好像被架在了空中，一下子觉得没了依靠。
当他再次踏上京城的土地时，不觉心头一热。北京还在，紫禁城还在，自己苦心保护的大清政权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