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之学
如果单纯沉醉在八股之中，为了科举而科举，那是相当危险的，可能沦为范进之类的牺牲品。即使博得了功名，也不过是一个之乎者也的庸官而已。好在左宗棠没有被困在这个怪圈中，也没有成为科举的牺牲品。
他读书的目标很明确：博取功名，过更好的生活。正如他在家书中教诲子侄所说：“读书并非为了追求科名，但没有科名就不能自养，所以为了科名而读书，也是人之常情也。”
早在道光八年（1828年），左宗棠为母亲服丧期间，便致力于学，以一个勤奋好学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认为人生最佳的读书时期是十六到二十五六岁之间，因为十六岁以前知识没有开化，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渐繁杂起来，如果蹉跎了这段时间，则没什么大的成就了。
左宗棠不仅这么认为，也是这么做的。
虽然人人都期盼通过科举登第，博得功名，但左宗棠没有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应科举、做八股上，而非常留意经世致用之学。
那么，什么是经世致用呢？
经世致用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起源于明清之际着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又称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科场失意的左宗棠对这种经世致用之学就颇感兴趣。
道光九年（1829年），年方17岁的左宗棠省吃俭用在书铺里购买了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便潜心钻研，直至对内容了如指掌；他还购买了清初着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乾隆朝名臣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书认真研读，还做了读书笔记；他对家中所藏的清道光年间由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更是爱不释手，加注评语，详加考论。
在当时潜心八股取士的大潮中，左宗棠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无疑使自己成了另类，遭到了人们的非议和嘲讽。不少文人士子认为他被家中接连的不幸摧垮了，神经出了问题，把一些没用的学说当成了宝贝。
一些心理有点问题的人遇到左宗棠后，就会意味深长地伸出一根手指头，指着他的背影说：快来看啊，这小子的神经有问题，把大粪当宝贝。然后传来一阵肆无忌惮且极富穿透力的开怀大笑。
左宗棠对此毫不介意，不会把别人的这种非议和嘲讽当盘菜，因为如果和这些人理论是跌了自个儿的面，所以他总是很潇洒地甩甩头发沉醉在经世致用之学中不亦乐乎。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谁笑到最后谁才是赢家。左宗棠会是最后的赢家吗？我们慢慢往下看。
穷不是问题
每一个人的成功，虽然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奋斗，但贵人相助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生活清苦，虽然没有了双亲的疼爱，左宗棠是不幸的，但同时他又是幸运的。
上帝在关上门的同时，为他打开了一扇窗。
道光十年（1830年），有一位有名的学者回到了长沙，他是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为母亲去世，回籍丁忧，正好居住在长沙。
贺长龄（1785-1848年），字耦耕，号西涯，晚号耐庵，湖南善化人，原籍浙江会稽。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赞善。他着有《耐庵诗文集》等，主修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推为“天下府志第一”。为官40年，勤于职守，是被百姓称道的好官。
左宗棠视贺长龄为“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对这位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名臣早就心生敬慕之情，于是，便前去拜访。虽然二人的年龄和地位相差悬殊，但共同的志趣，让年龄和地位不再是横亘在两人间的障碍。贺长龄对左宗棠既如学生那样循循善诱，又如朋友那样相互切磋。
经过多次交谈，贺长龄为眼前的这个少年能有如此广博的知识和远见而高兴，便把左宗棠视为“国士”一样的人物。其实，此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仅18岁连生员资格还未取得的青年人，而贺长龄则早已是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布政使的地方要员。
作为嘉庆、道光两朝的名臣，贺长龄能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如此器重，从侧面说明了年轻的左宗棠有不同凡响的见识。有一件小事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左宗棠的家庭条件不太好，没有多余的钱财去买所有喜欢的书，而贺长龄正好有大量藏书，不管是什么书，他都愿意借给左宗棠。虽然有些书藏在楼上，但只要左宗棠开口，他就不顾自己的年纪，总要亲自上楼给左宗棠取书，上上下下，不辞辛苦。当左宗棠还书时，贺长龄又要亲自过问左宗棠有什么心得体会，二人总要认真讨论一番，互相考订，毫不厌倦。
贺长龄还勉励左宗棠说：“如今天下十分缺乏真正的人才，你以后千万不要随便找个小官职去干，这样会委屈了你自己的才气，要耐心等待，干能发挥你才能的大事业。”左宗棠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后来，他多年隐居农村，以耕读为生，虽然有许多友人邀请他出山，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这和贺长龄的这句话也有一定的关系。
就这样，左宗棠在贺长龄的热情关怀下，学识大有长进。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贺长龄居丧一年后，回原任去了。在离开长沙前，他把左宗棠介绍进了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因为他的弟弟贺熙龄仍留在长沙，并在长沙城南书院主持讲席。有这么一个教授罩着左宗棠，他也可以放心地离开长沙了。
所以，左宗棠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
这个书院是长沙三大书院之一，很有名气，是由南宋时期张栻创办的，后来，毛泽东也在这里读过书，是人才辈出的有名的学府。如果放在现在，也能跻身在贵族学校的行列了，单靠哥哥打工挣的钱，哪里能够在这种地方消费。
所以，由于贫寒的家境，没过多久，左宗棠就不得不离开城南书院，转入他能消费得起的长沙公资书院就读。因为这个学校提供膳食，以便学生能够专心研读。没有了后顾之忧，左宗棠又一头扎进了书堆，专心攻读起来。
在没有取得功名之前，读书是很花钱的一个事情，但也有读书挣钱的美事。这不，左宗棠就碰上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这时，新任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湘水校经堂，亲自教授经学，并且每人每月膏火银八两，与其他书院相比，这条件不是一般的优厚。于是，左宗棠转到了湘水校经堂就读。
虽然咱比较穷，但实力在那里摆着呢，一年内，左宗棠曾七次名列经学考试第一。
人可以穷一点，这没什么可怕的，但你要有一技之长，否则就会被别人永远看不起。作为一个书生，家穷也是难免的事情，但你肚里必须有墨水，否则，不仅会被别人瞧不起，还会被别人永远踩在脚下。
左宗棠虽然家穷，但他用成绩证实了自己比那些在贵族学校混日子的肥头大耳的公子哥们强百倍。
当上门女婿的尴尬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服丧期满后，准备参加在长沙举行的乡试，即举人考试。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亟待解决。
左宗棠在服丧之前没有参加院试，还不算秀才，而道光十二年正好是三年乡试之期。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等中了秀才之后再来考举人，就要再空等三年。
人生有多少个三年可等，白白浪费光阴是左宗棠不齿的事情。
怎样才能跨过秀才这个坎呢？这件事一度让左宗棠那个闹心啊。
幸好当时有“捐监”的规定：没有中过秀才而希望参加乡试的读书人，出钱捐一个监生之后，就允许参加考试。
自古都是有钱好办事，但左宗棠却不是一有钱人。
已经21岁的左宗棠需要有一个维持生活的职业，为了不错过这次乡试，也为了不再空等三年，他想尽一切办法，走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四处拼凑，终于用一百零八两银子换取了一个监生资历。这样，他就有资格参加大约有五千人投考的湖南乡试了。
乡试结束后，还没有发榜。哥哥宗植看到弟弟也老大不小了，便准备给弟弟完婚。
在父亲去世前，便为左宗棠订下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湘潭的周家。周家是有钱的大户人家，也是书香门第，而左家已经败落，左宗棠家徒四壁，只是一个穷书生而已。
为了捐监生，左家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了，如今娶媳妇还得借钱。都说穷亲戚就是一个无底洞，左宗棠还能从亲戚朋友那里借到钱吗？
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先看看周家的意思，毕竟，左家家道中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周家虽然没有悔亲的意思，但却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让左宗棠当上门女婿。这事儿如果放到现在，没什么好说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在逐步改变，娶媳妇和嫁女婿没什么大的区别。但在当时却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表明他养不活妻子，还不能自立。
其实，当时左宗棠真是穷得只剩下一个人了，他想成家，也梦想着有老婆孩子热炕头，但他确实养不活妻子。
自己穷，但不代表以后还会受穷。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就是做个上门女婿吗，忍了。
于是，有些无奈的左宗棠入赘到湘潭周家，与周诒端（字筠心，湖南湘潭人）结婚。
虽然古人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周家的这位千金小姐却是个另类，自幼读了很多书，博通史书，擅长吟咏，能咏诗百十首，会作诗写对。而且温柔贤惠、深明大义，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
这下，在左宗棠的生活中，不仅多了一个嘘寒问暖的妻子，也多了一个和自己吟诗作对的知己。
虽然“上门女婿”的头衔让左宗棠心里一直不爽，但新婚的欢愉让他忘记了一切烦恼。什么上门不上门，都是无关紧要的屁事。就这样，左宗棠沉醉在二人世界的甜蜜之中，好不痛快。
新婚还没过一个月，中举的喜讯为他的生活又增添了许多色彩。举人的地位比秀才高了不少，在地方上也就有一定的名气了，而且还有希望中进士。
关于左宗棠中举还有这么一个小插曲：
在科举考试中，考生的试卷必须先经过同考官阅看，然后向主考官推荐优秀者，方能取中。别小看这个环节，如果你很不幸被同考官毙掉了，那么，你就无缘举人了。左宗棠的试卷就在这个鬼门关走了一遭。
在这次乡试中，左宗棠不太走运，他的试卷就未能通过同考官这一关，被斥为遗卷。不幸中的万幸，由于这一科是为道光皇帝五十寿辰而开的“恩科”，特命主考官搜阅遗卷，主考官徐法绩奉命查看了五千多份遗卷，觉得有六个人写得相当不赖，其中，左宗棠位居六人之首。
同考官却觉得这是左宗棠在走后门，不愿意补荐。其实，这件事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也是不太好办的。本来已经被自己咔嚓了的试卷，如果再推荐上去，岂不证明自己太没面子了。或许，这些同考官们出于私心，便咬定青山不放松，死也不补荐。
难道左宗棠就这样在这次乡试中，名落孙山吗？不会的。
恰好湖南巡抚吴荣光也在场，因为他曾在湘水校经堂教过经学，左宗棠是他的考了七次第一名的得意门生。他知道左宗棠才华出众，不是徒有虚名，同意徐法绩复取的六人。既然有大员为左宗棠说话，同考官如果再不补荐的话，就说不过去。就这样，左宗棠才考中了举人。
说缘分也好，说运气也罢，结果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左宗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举人。
考试也疯狂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就是由无数个目标组成的，我们需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又一个目标，继而实现这些目标，这样，人生才会完美。
为了功名，为了完美，左宗棠开始疯狂地参加考试。
中举之后的左宗棠，下一个目标就是参加第二年春季在京师举行的会试。
会试是选拔人才的高等考试，聚集全国的举人，在北京国子监举行。
那时，从湖南到北京，路途遥远，除了坐车就是乘船，仅仅差旅费就是一笔极大的开支。虽然清廷规定可以提供旅费给贫苦的优良学生，实际上这种好事一般都轮不到贫寒的学生，就那么几个有限的名额，都让拉关系和走后门的人给抢走了。
虽然老丈人家很有钱，但左宗棠现在已经是白吃白住，他实在是张不开嘴向老丈人讨要上京赶考的银子。毕竟，左宗棠也是一个堂堂的七尺男儿，这点骨气还是有的。
眼看会试的日子一天一天临近了，左宗棠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这真是，有理走遍天下，没钱寸步难行。
也许是“举人”的这个头衔比较有吸引力，也许是左宗棠的人缘极好，和他的亲戚朋友们一直混得不错。不管怎么说，当亲友们得知左宗棠的困境后，便主动凑了一百两银子，资助他上京赶考。
亲戚朋友们也不富裕，却勒紧裤腰带给自己凑进京赶考的盘缠，拿着沉甸甸的银子，左宗棠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仅有亲戚朋友相助，左宗棠的困境也没有逃过周夫人的眼睛，如果她和父亲开口，父亲肯定不会拒绝，可是为了维护丈夫的尊严，她没有和父亲借钱，只是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钱财拿给了丈夫，还为丈夫缝制了出行的行装。
有了亲友和夫人的支持，左宗棠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发誓一定要金榜题名。
钱已经不再是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要向目标一步步迈进了。经过一路的劳碌奔波，道光十三年(1833年)，22岁的左宗棠在正月初春之时和二哥宗植一起到达了大清的心脏——北京，居住在湖南会馆里。
这是左宗棠第一次出远门，他对京城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极大的关切，尤其是对矗立在不远处的巍峨、森严的皇宫，更是充满了好奇。他多想在朝堂之上站一站，更想目睹一下大清君主的风采。要想实现这些愿望，他必须迈过会试这道门槛，否则一切都将变成空想。
左宗棠憋足了劲儿应对这次会试，本以为会取得不错的成绩。可天不如人愿，会试之后，不久发榜，很遗憾，左宗棠与进士无缘，名落孙山。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当你刻意去做某件事的时候，不见得就会如你所愿，说老天在磨炼你也好，说你运气不佳也好，说你没那个实力也好，反正，就是不能顺顺利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也使人生显得更加精彩。试想一下，如果你想什么，就来什么，活着也就没多大意思了。
八股取士制度就这样把志大才高的左宗棠挡在了门外。这对左宗棠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他都不知该如何去面对家乡的亲戚朋友了，他不仅欠他们的钱，更欠他们的情。
回到家的左宗棠心情很坏，情绪也低落到了极点，看什么都不顺眼，见什么都想踹上几脚。好在有周夫人在一旁不厌其烦地劝说，他的心情才慢慢地好转起来。但是刚直高傲的他不愿意再这样白吃白喝下去，于是向周家租了几间房子，总算是独立门户了。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真正独立门户后，左宗棠才知道了过日子的不容易。虽然日子过得不富足，但夫妻俩苦中作乐，也别有一番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