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告诉我们，即便是含有1000个基因的海藻，如果为了达到最强壮、最佳的结合状态，自然选择就似乎应当检验每一对基因组合。因为每一对基因组合都有其不同的强健性，必须一对一对地进行组合尝试。而当你计算基因组合总数的时候，就不是2乘以1000，而是2的1000次方，那就意味着，把可观测到的宇宙中所有的基本粒子都输入超级计算机，从大爆炸就开始不停地运算，一直算到今天，也还没有算出最佳的一对到底是哪一对。可见，进化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么多次数的尝试，而且无论我们把计算机发展得多么先进，也做不到。
但是，寻求最优似乎一直是人类的终极追求，这是一个很隐秘的认识论的误区。20世纪40年代，当计算机刚刚出现，计算机研究人员刚开始设计能够下国际象棋的智能程序时，贝尔实验室的克劳德·仙农（ClaudeShannon）就估算了一下国际象棋棋步的总数。他得出的结论是10的120次方，这个数字大得无可比喻，我们肉眼可见的整个宇宙中也没有那么多的基本粒子。没有任何一种计算机能够算出所有这些棋步。
有一种数学规划叫做非古典数学规划，它认为最优解不一定是内点解，可能是角点解。什么是角点解？角点解允许最优决策值为零。比如1000种食物，你只要吃其中3种、5种甚至10种，其余的990种你都不吃，也就是某些消费量是零，这就是角点解。
古典数学规划是不允许角点解的，即是说所有可吃的东西你每一样都要吃一点点，然后才能得到真正终极的“最优”，这是很不现实的。网络的兴起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信息量，完全了解这些汪洋大海般的信息是不现实的，所以最先到达人们视线的信息往往最容易被人们接受和选择。网络的特点就是几乎世界上的任何人之间都可能连接，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的对所有人进行最有效的、利益最大化的连接。就好比世界上有1000种巧克力，我们永远不可能对1000种巧克力进行尝试和比对再实现购买，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挑选，这近乎是一种随机选择。
所以，开放系统的极端复杂性使得最优解成为不可能，唯一可能的策略就是，尽可能率先表现，尽可能比较早地进入选择者的视野，以便转入到至关重要的富集程序。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市场是怎样在多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在现实世界里，最初的选择尽管无穷无尽并且充满随机性，但最终的结果不是碰巧发生的，而是积累而来的，是经由一个小小的机会被正反馈而来的。”于是，可以这样认为：在汪洋大海般的市场选择中，寻求最优就像搜索海藻基因最佳配对一样令人绝望，唯一的途径便是抢在对方之前占领市场，先凸显，再发展。
优与多样性世界
但是，主流经济学不是讲最优吗？如果不是最优，怎么占领这个市场呢？这里就要解释一个更形而上的问题：优是一个点还是一个面？是唯一还是多样化？
如果是唯一，那么请问：是英国道路制式的左向行驶最优，还是美国道路制式的右向行驶为最优？答案很简单，两者远远没有优劣到必选其一，而是两者都可，关键是它们在某一历史条件下被随机选择下来了，这一随机选择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富集效应，最后被锁定。
就像左撇子和右撇子，在进化的起点上，两者并没有本质的优劣，左撇子和右撇子比例大致相当。为什么后来失衡了？可能就是因为在某一特定时期，右撇子人数稍微占多数，就会逐步扩展，随着文明的进化，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工具开始更多地倾向于右撇子，导致更多的人自觉或被迫加入右撇子的行列，以至于到了今天，连广为普及的文明产品—鼠标，也为右撇子而设计，左手用的鼠标几乎没有。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先天的左撇子从小就被强制更改为右撇子，社会性的加强和复制越演越烈，社会性的右撇子逐渐增加，平衡终于被打破。
这样我们就发现，很多一直被决定论强化的最优观，其实只是人类的一相情愿，只是一种不现实的终极理想，真正的现实是：同时存在着多样化的选择性，其间的优劣差异并没有达到生存和死亡的程度，很多选择在大多数的初始条件下，甚至根本就没有优劣之分。
我曾经有意识地观察各地农民使用的锄头样式，发现某一地方的农民和另一地方的农民长年累月地使用着自认为最佳的锄头样式，一代一代地延续着，但事实却是，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在看不到的远方，另外一批人同样怀着坚定的信念，熟练地使用着另一种他们自以为最得心应手的锄头。展示了部分地区的锄头。
大家都觉得自己用惯的锄头是最合适的。可是，一旦拉开一点历史距离，旁观者就会发现区别，但是很难单凭这些区别断定孰优孰劣，那只是习惯。如果我们把眼光延伸到更广泛的领域，就会发现：任意特定的用品都有其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木梳和剪刀可以有千千万万种，语言和文字可以有成千上万种，各民族的图腾都一样承载着自己的骄傲。
世界为什么呈现为无穷无尽的多样性？花鸟鱼虫、梅兰竹菊，每一个种类又为什么会分化出千万种长相？进化为什么会这样展开？如果仅仅是为了形成逻辑严密的生物链，那为什么需要造出数千种蚊子？自然在创造老鼠的同时，为什么还要创造熊猫？竹子和熊猫的生物链关系真的能解释数千种竹子种类存在的必要性吗？可以想象，如果在别的星球上出现生物的话，一定跟地球上的生物不一样，就像库克船长a第一次登上澳大利亚丛林时，被那些稀奇古怪的生物惊讶得目瞪口呆。古尔德（StephenJayGould）曾经说过：如果重蹈覆辙让地球生命重新进化一次，又将是什么样的景观呢？
当我们把眼光延伸到无穷，会惊喜地发现，自然创造着无边无际的多样性，而整个世界多样性自我扩张的过程，没有明显的极限。“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于是，我们学会了一种宽容，我们接受了把“猫熊”误读成“熊猫”也不至于影响我们的心情；当北京人讲“信息”而台湾人说“资讯”时，我们没觉得特别的别扭；“long”在英语里是“长”的意思，在中文里就变成了“龙”，那又怎么样呢？莎士比亚还说，“玫瑰即使我们不叫它玫瑰，不也一样芬芳吗”？
优是怎样进化的
蜂王和工蜂同样是雌蜂，蜂王的寿命是5~8年，而工蜂只能活40~60天；蜂王日产卵达1500~2000粒，相当于自身的体重，而工蜂没有产卵能力。但奇特的是，如果蜂王被鸟类捕食，蜂群会选出一个工蜂每天喂食蜂王浆，该工蜂的生殖器会二次发育，体型会长到原来的几倍，成为一个蜂王！
科学家研究发现，造成巨大差异的根源就在于蜂王一生以蜂王浆为食，而工蜂只吃3天蜂王浆，其余时间吃蜂蜜和花粉。
这就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蜂王和工蜂的生物学本质没有根本的区别，就像索尼和松下的两种录像带制式在历史层面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差别，换句话说，索尼的先进性不足以抵消人们对松下的趋附成本（这和DVD与VCD的差别不一样，巨大的差异可以冲破“转移成本”的束缚）。第二，优是在众多可能性中被随机选择下来的，当某一种可能性被选中或者凸显后，进化就将开始漫长的自我催化过程，所有的资源都会主动或被迫向其集中。
普遍的情况是：一种新的产品、新的机制、新的权力、新的组织一旦确立，周边的相关资源便会迅速发生适应性变化。
新王朝一旦建立，所有的权力、制度、组织都将发生适应性变化，然后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利益体的变化，再接着是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化，最后形成一个新的平衡系统和标准系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条规则被激活后，很可能会引起全部规则的连锁反应。
希伯（DonaldO·Hebb）在《行为组织》一书中所描述的脑神经细胞的形成过程很有象征意义。它的基本思想是：假设大脑经常在突触上做些微妙变化，这些变化会具有累加的进化效果。“突触”是神经冲动从这个细胞跳到那个细胞的连接点。比如，眼睛视觉的感官冲动会通过加强沿途所有突触的方式在它的神经网络上留下痕迹。结果是，随意启动的神经网络会迅速将自己组织起来。通过某种正反馈，经验被积累起来：强健的、经常被使用的突触会变得更强健，而弱小的、不经常使用的突触就会萎缩。被经常使用的突触强健到一定程度后，记忆就被锁定了，而这些记忆反过来又会布满整个大脑。
这种情形很像化学和生物进化中的“自动催化”作用。少数化学物质的浓度自发地、大幅度地超过其平均浓度，就会使其周边的化学物质发生适应性变化，然后引出更大范围的适应性变化，这就是一个连锁的自动催化发育过程。生命的诞生，也许就得益于这一随机突起和累加催化的宇宙机制。
我国自汉朝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由于儒家思想占有强大而又合法的政治资源，使其他学术思想和社会理论被强行遏制。在近两千年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不断被各朝政治和学术力量强化，导致相当长时期以来，再难出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展其雄的学术匀值状态，即便有零星抵抗，也被视为异端邪说而难以为继。
微软的崛起也一样。1980年，微软与IBM签订了一份合同，为IBMPC开发操作系统，就这样，DOS问世了。在头一两年中，与其他操作系统雌雄未决，但是，随着IBMPC用户群的增加，一些软件商如Lotus开始开发DOS下的应用软件，收益递增的趋势开始显现。后来的故事是大家熟知的，DOS成为PC操作系统的代名词。
在这个例子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最后胜出的微软DOS并不是技术上最好的，计算机高手常常嘲弄DOS的幼稚，但它搭上了IBM的早班车，利用了IBM的品牌和顾客群，进而吸引了其他的软件商，逐渐促成了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从而造就了微软的霸业。因此，微软的成功，与其说是技术的成功，倒不如说是战略的成功、善于利用机会的成功。只要某种操作系统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就会吸引其他的软件开发商、硬件制造商在它的基础上开发软件、制造机器，它的主导地位就会得到强化，此时它又能吸引更多的软件开发商、硬件制造商，如此反复，强者愈强。而其他的竞争性的操作系统，即使在开始时地位相差无几，但是在正反馈的作用下，将会弱者愈弱，相差的程度将会越来越大，最后，市场上就会剩下唯一的赢家。
这种进化上的“奇观”，正如王选所说，“你做了一个与IBM不兼容的东西，但你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来上自己的操作系统，更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和精力去做应用软件，这样，一点点的创新就变成了祸害”。
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能力逆转潮流，最好的策略就只能是随大流，这似乎是进化给后来者留下的一条通路。当你在荧幕上看着几百万头野牛潮水般向同一个方向奔涌时，你不得不赞叹这背后的趋同力量，你也同样会担心少数叛逆者的悲惨命运。你也就特别理解刘易斯·托马斯（LewisThomas）对隐藏在人性中的自然力量的悲观：
有一些特别的信息好像有趋同性，一旦出现什么蛛丝马迹，人们的脖子后的感受器就立即颤动起来，一大群能动的头脑便汇聚一处，如群鸦噪起，迎风飞去，团团围住信息的来源，这是一种智力的浸润，是一种炎症。
最先者最优
当封闭的世界打开后，当经济和文化融合一日千里地进行时，市场是怎样对待多样性的？市场是怎样进行选择的？如果终极最优化的选择成本太高，如果最优的确是个形成的过程，那么，市场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永远不要天真地认为，市场会跟个人一样理性和聪明。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是：人是理性的、自私的。但你永远不要幼稚地认为，当亿万个理性人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集体生命”时，仍然是理性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纽约交易所的股票交易大厅应该是个安静的地方，大家“温良恭俭让”，可事实却是股市大幅度地被动，“直上天堂，直下地狱”。“二战”时期的德国，也许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是理性的，但整体却表现出巨大的非理性，“集体行为”天生就存在着非理性的偏向和冲动。就如美国曾经有过一次“行为艺术”展，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里，几百万只蚂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跟随那不断翻动、没有方向的食物蠕动，形成一个巨大的非理性怪物，这也在间接地述说着人类的故事、市场的故事。
全世界的手机充电器各自为战，这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资源浪费，整体的非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统一标准就一定是朝着理性迈步吗？
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市场选择确实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甚至出现偏离理性的选择，那么，我们就不能一相情愿地认为，只要我做到最优就可以“酒香不怕巷子深”。历史没有耐心等你20年后推出自认为最优的操作系统，历史只会在最需要的时刻，选择当下最先凸显出来的应用系统。比如单晶体的结晶过程，它需要一些原子先形成晶核，而且只需要一个核心，晶核形成后其他原子即便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也必须聚集到晶核的周围，使晶核不断长大，最后形成晶体。形成晶核的原子与其他原子没有本质区别，可能就是因为它领先了一步，最后才成为中心。
所以，当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开启，当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出现时，历史会青睐最先在它面前凸显出来的选项，而不是耐心等待遥远的所谓最优选项。只有等这些最先选项发展到接近垄断的程度时，不断升级以达到最优才是接下来的工作。
（第4节）先者的进化优势
大自然的残酷选择
曾经有一部纪录片叫《致命的抚养》，描述的是一种叫鹩哥的鸟，喜欢把蛋下在别的鸟巢里，让别的鸟承担抚养义务。某一只鹩哥首先破壳而出，这时候它就占有了先者生存的机遇，幼鸟的父母很专心地给它喂食，随着它渐渐长大，为了能独吞鸟食，它竟然做出了最恐怖的行动—趁大鸟不在的时候，不断地用颤颤巍巍的身体把鸟巢里其他几个鸟蛋一个一个推挤出高高的鸟巢，摔得粉碎。这一触目惊心的场面的设计者不是别人，正是自然，自然以这种最残酷的方式向人们传达了一个道理—最先者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