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尽可能的早期岁月开始，对青年接触的文学、诗歌和能听到的音乐就必须进行严格的检查。保姆和母亲所讲授的内容，必须是合乎官定和法律允许的故事。在这一点上，柏拉图打破了大希腊时代一贯的作风，驳斥了言必称“荷马·赫西俄德”的传统，不允许讲授流传的《荷马史诗》和《神谱》上的内容。在他看来，这两部已经被希腊人当做主要课本的书籍，包含着很多不好的东西，特别是宣扬神祗人性化，他们不仅会犯错误，有时比人类更能作恶，这是不能给青年以教育启迪的。在教育中，必须首先强化的概念就是“神不可能制造邪恶，邪恶的行为只来自神祗以外的世界，因为神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创造者，而只是美好事物的创造者。”教育的第二点，就是剔除一切关于传统故事中怕死的成分，务必做到“民不畏死”，使“青年人愿意效死疆场”，对孩子们要加强教育，要他们知道“奴役”是比“死亡”更难以接受的事，因此他们不应该听到好人也哭泣流泪的故事——在神话中这是连神和英雄们也难以避免的错误。在完成了前两点之后，理想国的礼仪要求人们摒弃过分的激情，不能大哭大笑，因为过度的感情有违公民平和的行为规范（在荷马那里，“神祗被幸福激动得大笑不已”是并不鲜见的，柏拉图担心理想国的人引证这句话作为对平和规范的抵触）。
柏拉图对国民教育的戏剧有着悖论般的原则。也终因戏剧的“瑕点”而遭到柏拉图的驱逐。他认为，戏剧中的角色应该与生活实际中的情况相符，好人不应该被指派去扮演坏人，而坏人也不应该希望去演出与他实践理念相违背的角色，这必然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大量的反面角色都是由刑徒、仆役、奴隶、战俘来扮演，或者由那些曾经刻意模仿过类似行为的艺术家来充任。另外，戏剧中充斥着无时不在的谎言和激情的场面，演员就不可能没有道德上的瑕点。一个良家的公民不应该把戏剧作者和演员作为职业的追求目标。这种欲加之罪的可笑理论使得柏拉图找到了最终的托词，然后把戏剧也排除在音乐之外，驱逐出理想国！
体育作为理想国教育的另一组成部分，柏拉图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理想国臣民体育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力量，培养坚强的体魄，以应对非常局面。柏拉图认为，青年人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前，是应该远离丑恶和罪恶的，但一旦年龄适当，就必须暴露在“诱惑”之下，好好地去见识一番，特别是需要未成年的公民去看一看战争（那个时代，希腊世界战争频繁，几乎没有歇息的日子，因此走上战场是极为普通的事）。这样才能使他们面对“恐怖”而毫无恐惧之心，在享乐面前不失去意志力。这些考验是必须经受的，其目的是为了检验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卫国者。在食物方面，卫国者及其后继人也接受着严格的限制，只有烤制鱼肉，而且不许加佐料、配菜和点心。这也是理想国中没有医生的原因。
虽然身体的健壮，是可以通过强化的训练来实现的。然而创造一个智能超群的治国者却是从根本上违背了柏拉图的认知论，是反对“有限度精神”的独立性，这必然引发一系列导致任何种类的权威主义也难以克服的困难。
关于洞穴理论
柏拉图以哲学治国的理念进一步深化，从而引入了著名的“洞穴理论”。洞穴理论的隐喻，会把人引入一个不寒而栗的状态。柏拉图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深黑幽暗的洞穴，只有一个通光线的小孔与外面连接。那些不懂哲学的人就好像是被监押在洞穴里的囚犯。由于被锁住了手脚，连脖子也被绑在一起，所以他们无法移动，因为锁链的束缚只能向前看去。在他们背后，是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焰，火光投射到前方。在囚犯面前高耸着一堵墙壁，好像是看傀儡戏的观众面前的大幕。火光闪动，引得无数的影像在墙壁上跳动、来往，背着各种道具，“他们通常也把这些情势理解成生活而自我麻醉”，“各种材料制成的各种动物形象和影像出现在这座墙上”，“有些人在说话，有些人在沉默着”……这不能不说是一幅奇异的图景，包含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暗示。不谙哲学的人，就像是困居的囚犯一样，只看到自己和同类的影子，而这一切都是火焰投射的结果。而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是一种虚象，而真正的实体也不会去理解和思索。于是虚象成为实在，而对真正的实在毫无所知。
洞穴理论是柏拉图双重含义上的救助，包括自救和救赎他人。在他的理论里，哲学家要想成为理想的治国者或国家最终获得解放，一定要走回头路，和那些未曾见过真理阳光的人们待在一起。这是他国家理论的交汇点，即理解了至善与实在的人指导尚未开化的人，这是必需的。于是，这无疑便形成了一种矛盾——一方面，柏拉图坚持这样做的绝对性，他甚至坚持说，“如果神想要改变他的创造物的话，似乎也必须这样做。”另一方面，他也隐隐知道这过于理想化难以执行（他本人正在此遭受了挫折，叙拉古之行的失败正说明虚幻拒绝实在的道理）。正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牺牲精神影响了后世的基督教学者们。他们从这里看到了上帝之子舍去肉身坚持传道的理想。这也正是哲学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类似于佛陀救世、儒家治国的理想。
柏拉图用“洞穴”隐喻哲学治国的艰巨、伟大和痛苦。在这里，柏拉图显然是在赞扬苏格拉底悲壮的行为——他领悟了智慧，却想用哲学的思维做“引导不可解救的人们”的努力，结果成了城邦法律的牺牲品；他了解了至上的存在“善”的本质，坚持用德行和知识求解“善”的道路。苏格拉底的行为体现了“自由”的真正含义，他摆脱了无谓意见的纠葛，努力追求真理。苏格拉底虽然相貌丑陋，行迹邋遢，却是不折不扣的至美；然而“举世皆浊我独清”——他的死正说明了世界不允许真正智慧和哲学存在的无情事实，他们处死了所谓的“疯子”，表面上解除了威胁，实际上却是真理的极大损失。柏拉图相信苏格拉底的行为必将会有回报。在哲学的路上，灵魂也必会升华，而现实生活中，也会得到后来人的理解。
“善”与哲学治国
柏拉图的洞穴理论不由得让人疑问，谁制造了这样的洞穴？为何要制造这样一个洞穴？如果有造物主的话，这一切将成为造物主的罪恶。因为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令人痛苦而又绝望的场所。但“神为何要创造他不愿意的东西？包括愚昧、无知和罪恶”。
柏拉图用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善”来进行解说。
柏拉图在解释“善”时，首先引入了“分开的界限”的假说，即把整个实在划分为“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两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又可以继续将任意一部分都划分成两部分。把它假想成一种包含映像的空间，当采取由低层次到高层次填充的时候，可以应用两种思维——一是具体把握每一层面上的物质，二是把握填充层面上的物质种类。柏拉图通过善将世界重新建构。在重新建构的世界中，我们在映象的指引下，将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但这必通过心智和理智来把握。
映像想象的空间在柏拉图那里最终指向一种单一的本原。在这幅等级画面中，整体是受单一的形式——一切形式中最高的形式的引导的。这种形式即被称之为“善”。“善”，光照整体，如太阳照射大地。它创造一切的本原物质，指导一切。
“善”是一切之源，它创造了万物，甚至神本身。而神并未创造万物，只创造美好事物。柏拉图认为，善是一切至上的最高本质。“科学”和“真理”的意义类似于“善”，它们只是“善”体系中的一部分。“善”是建立在世界多重性之外的本原，形形色色的理念并不是神单一创造出来的，它们中的一部分参与了神的组成。柏拉图不提倡关注世界的多重性，而提倡关注世界的单一性，即“善”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哲学家应该认识到的。
“善”，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陌生的，因为一般人只能像囚犯那样处于洞穴之中，而对世界毫无认识可言。
“善”创造了万物，在统治过程中，善的意义也极为重要。“善”是治国者行使最高权威的主导力量，柏拉图是试图建立这种学说的——“奴隶天生必然作为奴隶，治国者天生必将成为治国者”——国家的统治权应当赋予哲学家，他们是一切“智慧和善行为的热爱者”。
乌托邦为后代人追求“理想”构造了蓝图。后代的乌托邦主义者从柏拉图借鉴的模式必然包括集权统治，结果导致独裁也在情理之中，他们与柏拉图的乌托邦在此的相似性大大削弱了他们之间的不同。
有关财富的分配
财富对这个城邦的人是没有快乐可言的。而除此之外，任何野心、梦想、情感等个人事物都在这个城邦无处可寻。公有制的极力执行必然导致城邦人的痛苦生活，而这与柏拉图建立理想国的最初目的是相悖的。
财富积累在城邦中是违法的。这让我们很难想象其执行的严格性。为此必须做好这样一些工作。首先，控制金银的占有量，任何公民不得拥有金子和银子。城邦的货币将以官铸的铁条、铁块的形式取代通常使用的金银货币，任何人都不得获得或积攒自己土地自然收获四倍以上的财物，否则多余的部分以充公抵扣。其次要消除贫富差距，由于每个公民都拥有一块土地，同时不允许荒废，这样也已经成为可能。再次，由于制订了维护城邦稳定的法律，对财富的欲望将为之消弭，一切违背城邦需要的追求将被勒令禁止。财富和权力不是令人快乐的，而内外纷争和党派倾轧也不复存在。
这个梦想美好的国度，如今让我们看起来却如此失望，因为在这里做不成任何事：想攒钱致富或想攫取政治的人将受到惩罚；想创造些智慧性的作品，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不是严加限制，就是遭到整齐划一的删除，毫无创新性可言；想追求爱情、安逸地生活，却随时可以发现有别的男性公民合法地睡在自己妻子的身旁；保卫国家的事情除非是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因为城邦已经放弃了开垦疆土。柏拉图给以我们的承诺似乎成为妄言，“生活快乐、友好相处”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
有关社会体系
公有制的施行和等级制度的实行，显得矛盾和可笑。理想国极力追求公有以削弱人们之间的差异，却将等级划分得十分严格，以区别人与人的不同。集体与私人在两种制度的施行下也显得模糊起来。
至善至美是柏拉图的追求，但经过他设想的理想并非至善至美。政治体系也相当保守刻板。这种企图用限制发展的策略避免恶性竞争显然是不合理的。柏拉图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了解人的弱点，而失败在于对人弱点的封杀。
公有制与社会等级的同时存在显然是柏拉图自我矛盾的所在，同时也是他与当时政治制度的矛盾。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公有制显得荒谬起来。
作为一个私有制基础上的公有制城邦，统治阶级的身份也是矛盾的。在城邦统治集团由全民大会担任。在全体城邦居民中存在着四个阶级，他们各自履行着不同的荣誉和义务。阶级差别既不能太大又不能太小。男人和女人一视同仁。这些在当今仍是难以实施的。
婚姻“公有”，必须符合城邦的利益。对于婚姻的权力，当事人是没有的，属于全体公民。决定婚姻的最后权力并不在他们自身而在于城邦的元老院。婚姻的追求在城邦的利益的对比下显得过于微弱可怜。
外来居民和奴隶允许进入城邦作为城邦居民，他们应补充进本地人不屑从事的手工劳动和商贸活动；至于奴隶，他们既是个人财产，更是国家财产。作为国家基层劳动者，他们被分配到土地上劳动，交赋贡以保证城邦的物质需求。
也谈城邦的集权主义本质
柏拉图理想国作为一个极权的城邦。其统治集团自然十分庞大，政权机器也是相当复杂的。核心组成部分是：37位法律督察员、元老会和360名公民大会代表，其他管理机构和人员包括：祭司、女祭司、城市管理会、法官及陪审员。
其中晚间元老会是柏拉图对早期“哲学王”执政的退让和妥协，这也代表了他治国思想的深入完善。他指出，“真正公正和具有德行的城邦必须具有理性，且只有在达到理念需要形式的时候才会出现”，强调了监督的作用。
柏增图认为城邦的集权形式与“秩序”和“正义”至高无上的地位密不可分。在城邦法律中，所以，“秩序”和“正义”被他反复强调。
基于希腊和斯巴达的衰落，柏拉图总结道：最少变动的制度和整体才算是最好的、最完善的。异己分子，“怀有异心”的人是不被看好的，诸如普罗泰戈拉之类都应被剔除。这样做是为了城邦的集体利益，最终使全体城邦人员成为追求一个共同利益的单一整体。
柏拉图说，最高统治者真正的政治艺术是将“全部心神投入到汇集城邦全体人的利益，而非个人私利。他的作用是要引导忠诚，把人们灵魂中的忠诚和善的表现诱导出来。他进一步说，在远古时代的克里特，人们遵从主神宙斯的召唤，为城邦的建设尽心竭力，而城邦的发展也尽如人意；但当他们只顾个人利益时，便腐蚀了国家管理集团，最终导致城邦衰败和灭亡。如果一个人在治理城邦时只相信公民会自觉的履行义务并能自发的协调相互利益，他必然会失败。因为他这时会对私人事物不以为然，纵容个人自私的膨胀发展，而对私利限制也没有具体的规范。
柏拉图政治思想不能消除人的“个人意识”，也因此，“个人意识”必将对他的政治思想提出挑战，并最终击败它，甚至包括整个柏拉图思想体系。
《法律篇》的实践性被学者们肯定。在这最后的对话遗作中，柏拉图运用他最成熟的学说，以系统的非神话借喻的方式阐述了“神的意志”，并提出一套完善的政治和法律模式。柏拉图的政治制度对那些追求极权统治的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饮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