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常为将士的吃住穿等担忧，或感茶饭不香，或则睡卧不眠。他每遇事都是想到部属的困境疾苦，并将朝廷赏给他个人的钱财物品，全部分给部下的官兵。所以，他部下的将士每次出征作战，都奋勇冲锋向前，为其效力舍命。他所指挥的部队一直是北宋的一支劲旅。由于他的带头垂范作用，在他手下成长起来的诸如狄青、钟世衡这样许多有勇有谋的将领，都能与士兵同饥共寒，身先士卒，廉洁奉公，起表率作用。
岳飞是中国古代将帅中廉洁奉公，为人师表的楷模。他从严治军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严以律己。岳飞提出过国泰民安的两个著名口号：“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他身体力行，严守一不贪财，二不爱色，三不娶妾，四是山河未复滴酒不进的“四不”规定。他个人的日常生活极其清苦。他平常的饭菜大多是主食加一个菜。有一次，岳飞吃到一种名叫“酸馅”的食品，他觉得味道不错，尝了几个以后，就叫随从收起来留到下顿再吃，以免浪费。岳飞在16岁时娶的一位刘姓夫人，因他从军远离，家乡沦陷后，生活无着，被迫转嫁。南渡以后，岳飞另娶了一位李姓夫人，夫妻之间的感情甚笃。他的部属同事们曾出于对岳飞这位主帅的尊敬，出钱买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土族女子，送给他做姬妻。岳飞未曾见面就婉言谢绝了。在当时的南宋士大夫社会官吏多是三妻六妾和“西湖歌舞几时休，直把临安作汴京”的环境中，岳飞能如此洁身自好，真是清淡如水，廉洁为镜，高风亮节，实在难得。
正己才能正人
正己才能正人。这是领导智慧的魅力体现。行动是无声的命令。
康熙是历史上执政最长、政绩最突出的一个皇帝。他之所以在群众中拥有威望，是他以正己为方略治理国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带头行动。他从不饮酒，尤其反对抽烟。在《家训格言》中，康熙告诉子女说：“我当皇上的人想让法令行得通，惟有本身带头执行，他人自然就会服从。”康熙幼时在乳母家学会抽烟，而后深感吸烟有害无益，自己带头戒了烟。民间有“伴君如伴虎”之说。治国必然有得有失，有喜有忧，有成功有失败。当遇到失误和失败时，历代国君均感棘手不好处理，一般是功归自己，过施他人。康熙却提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的思想，是他治理国家和道德修养的总结。康熙认为，君臣一心图治，天下无患不治，为政之道以君为主，大权独揽，小权下放；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皇上也会有错误。每一个错误，皇上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失也不能诿过于臣下。康熙四十二年，他为明吏作文一篇，文中说：“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未曾一时不自责呀。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做到，躬行实践未能做到，言行一致未能做到，如此等等，朕自觉惭愧。”
不争功，不诿过。这是现代领导得必须具备的素质，也是正己正人必须遵守的原则。领导要经常自警、自省，勇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势，经常表扬员工的优点，并与大家同甘共苦，多为他人着想，保持亲密的接触，充分信任员工，这样的领导威望才高。尤其不要当众斥责工作中出现失误的员工。当众斥责他，使他有失面子，无地自容，会造成领导不尊重、不信任他的错觉。只能采取适当的方式，个别向他指出错误，让他能够改过自新。
喜怒不形于色
中国的领导者大多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因而养成稳重熟虑的心思，“喜怒不形于色”也是他们必有的修养。
距今1600年前，东晋偏安江左，建都建康（今南京），当时北方民族势力强盛，不断地以武力压迫东晋，司马王朝深受其苦。
当时东晋由谢安担任宰相。有一次，北方前秦大举南侵，以号称百万的大军渡江南来，而东晋迎敌者只有数万人，以寡敌众的例子，古来即多，但如此悬殊的兵力，却教东晋人民失去信心，人人准备再度逃难。
惟有宰相谢安，虽处于非常局势中，却仍冷静沉着。当他一切准备妥当后，便悠闲自在地饮酒下棋，好似不知前方有战事一般。
在谢安的运筹帷幄下，加上天时、地利、人和，东晋艰苦地打赢了这场战争，获胜的消息很快地传回京城的宰相府邸，这时谢安正与人对弈，看完捷报后，谢安仍若无其事地下棋。“有何要事吗？”客人好奇地问着。谢安答道：“没什么，只是前方的战士击败了敌人而已。”
在客人面前，即使是大军获胜，谢安也不改其沉着的态度。送走客人后，谢安返回屋内时，一不小心踢到门槛，撞断了木履齿，但谢安竟毫无所觉，喜悦之情竟硬生生地压抑下来。
凡夫俗子，遇喜则兴奋，遇悲则哀伤不已，内心的情感硬是难以控制，然而一位领导者却无法纵情悲喜，单独一人时或许尚可以发泄感情，但是面对他人或部下时，却得时时维持着稳重的形象，这岂是一件简单的事。
楚汉相争的时候，有一次刘邦和项羽在两军阵前对话，刘邦历数项羽的罪过。项羽大怒，命令暗中潜伏的弓弩手几千人一齐向刘邦放箭，一支箭正好射中刘邦的胸口，伤势沉重，痛得他伏下身来，主将受伤，群龙无首。若楚军乘人心浮动发起进攻，汉军必然全军溃败。猛然间，刘邦突然镇静起来，他巧施妙计；在马上用手扪住自己的脚，喊道：“碰巧被你们射中了！幸好伤在脚趾，没有重伤。”军士听了，顿时稳定下来，终于抵住了楚军的进攻。
古代的中国民间生活，悠闲自在；但居上位者，却是激烈地竞争着，尤其是权力的争夺更是不择手段，勾心斗角，互相排斥。在这种争权夺利的环境中，人人尽量掩饰自己的本性，来迎合权势，如果任意表现出来，就容易被对方乘虚而入，甚至抓住把柄，说不定因而失势，遭致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养成“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情。
领导者必然得冷静沉着，才能做精确的判断，《孙子》书中曾言：“主不可怒以兴师，将不可愠以致战。”领导者一旦露出了真情，就容易为人所看穿，以至于受到拨弄，而导致做出错误的决策。“喜怒不形于色”，亦即尽量压抑个人的感情，而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应付事情，这种性格才配作为一位领导者。
这种性格至少有二大优点：当集体遭遇困难时，如果领导者露出不安的表情或慌乱的态度，便会影响到组织全体，一旦根基动摇，就会带来崩溃。这种情形下，如果能保持冷静、若无其事的态度，最能安抚民心。与对方交涉谈判时，应具有冷静、成竹在胸的泱泱大风。如果把持不住露出感情，如同自掀底牌一般，容易被对方控制，而屈居下风。
领导者就是要集合众人的智慧
大凡古今中外的领导者都非常善于“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
清朝名臣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幕僚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
有时幕僚们也常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幕僚们的这些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
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之大。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曾国藩最终采纳陈士杰、李元度的意见，遂有湘潭大捷。咸丰十年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实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辞推；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多年经营毁于一旦。曾国藩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渡过了一次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贻笑天下。
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助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与左宗棠共事，因为他的气概和胆略过于常人，因而希望能与他一起共事，来帮助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物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与此相反，曾国藩拒绝幕僚的正确建议，而遭致失败或物议鼎沸的事例也不少。如天津教案的处理，大多数幕僚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直接对曾国藩提出尖锐批评，态度坚决，但曾国藩一意孤行，杀害无辜百姓以取悦洋人。其结果，“责问之书日数至”，全国一片声讨声，“汉奸”、“卖国贼”的徽号代替了“钟鼎世勋”，京师湖南同乡，将会馆中所悬曾国藩的“官爵匣额”砸毁在地，几十年以来积累的声望一日消失干净。曾国藩晚年对未听幕僚劝阻颇为后悔，“深用自疚”，“引为渐怍”。他在给曾国荃和曾国演的信中说：“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心绪不免悒悒”，回到江宁仅一年多即死去。
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与他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