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期间，赵国在赵太后执政时，秦国发兵来进攻。赵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提出必须以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作人质，才肯发兵相救，赵太后坚决不同意，群臣看到国家危急，便纷纷进谏。赵太后明确宣布：“再有来谈拿长安君作人质的，我就往他脸上吐唾沫！”左师触龙冒死谒见太后，太后怒气冲冲等着他来。触龙进来先谢罪说：“老臣我腿脚有毛病，好久不能来请安了，我担心太后的身体不舒服，今天特意来看望太后。”接着问了太后的饮食行走情况，太后见触龙不提人质的事，怒气渐渐消了下来。触龙又接着对太后说：“我的小儿子舒祺，最不成才，可我又非常疼爱他，恳请太后允许他到宫中当一名卫士。”大后问：“他年纪多大了？”触龙说：“今年15岁了，虽然小，可我想趁我在世时托付给您。”太后说：“想不到你们男人也疼爱小儿子。”触龙说：“恐怕比你们女人还疼爱的厉害。”太后笑着说：“还是我们女人疼爱的很。”触龙说：“老臣我私下里认为你对燕后的疼爱，比对长安君强。”太后说：“你错了，不如疼爱长安君厉害。”触龙说：“父母爱孩子，必须为他们作长远打算。想当初，您送别女儿出嫁燕国时，虽然为她的远离而伤心，抱着她哭。但是又祷祝她不要回来，希望她的子子孙孙在燕国为王。您为她想的这么长远，这才是真正的受。”太后信服地点头称是。触龙又接下去问：“三代之前，赵王的子孙当时封侯的，现在还有继承当候的吗？”太后说：“没有。”触龙说：“这就是因为考虑不长远，时间近点的祸临到自身，时间远点的祸临到子孙，难道国君的儿子一封侯就不好了吗？问题在于他们地位尊贵而没有功勋，俸禄优厚而没有劳绩，还拥有许多宝物。现在太后您把长安君的爵位封得很高贵，还赐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和珍贵的珠宝，可又不让他趁年轻时为国立功，一旦您百年之后，长安君凭借什么继续在赵国处于高位呢？”太后听罢说：“呃，任凭你来安置他吧！”于是立即为长安君准备了车马礼物，送他去齐国当人质，催齐国出兵。齐国很快出兵，秦国兵退，遂解赵国之围。
隋时，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秦孝王杨俊，开始颇有美好的名声。隋文帝曾下诏书予以奖励。但后来杨俊渐渐奢侈起来，违犯制度，出钱求息，老百姓和官吏不少受到他的苦害。隋文帝派人查清确有此事后，处罚了杨俊手下的一百多人。但杨俊仍不接受教训，盛治宫室，穷极侈丽。隋文帝以其奢纵，罢了他并州总管的官职，让他回到家中。左武卫将军刘升劝说：“秦王没有其他过错，只不过浪费些官物营造住舍而已。我看可以宽容。”隋文帝说：“法不可违。”刘升又再三劝说，文帝忿然大怒，才不再坚持。不久，杨素又来劝说：“秦王的过错，不应该作罢官处理，愿陛下仔细考虑。”隋文帝说：“我是有五个儿子的父亲，如果依你的意见，何不另外单独制定皇帝儿子的法律呢？象周公那样为人，尚且诛杀了管、蔡。我实在不如周公远呢，怎么敢做亏法的事。”坚决不同意恢复杨俊的官职。过了不长时间，杨俊病死，隋文帝命令葬事一定要从俭办理。杨俊的佐僚请为杨俊立碑，隋文帝回答说：“要想求名，一卷史书（记载）就足够，何必要用立碑这种办法。如果子孙不能保家，石碑不是白白给人家作镇石吗”？历史上，不少国君和将帅对自己所宠爱的人，不是让他们发奋上进，建功立身，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予种种特殊的照顾，但由于这些人“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往往主子一死，奴才便跟着完蛋。西汉文帝时的宠臣邓通身有铜山，而被饿死，就是典型的一例。所以，作为领导者对自己所喜爱的部属切不可搞“拔苗助长”，而应帮助他们提高才识，创建功劳，以便其立身于世。
领导者不能有“庸妒症”
“庸妒症”，是指一些才能平庸的领导者出于对别人成就的恐惧，以及怕别人才华超过自己而产生忧虑的一种思想情绪。在培养后备人才、选用接班人时，他们惧怕那些才华出众、才能超过自己的下属人员，只培养一些无胆无识、碌碌无为、才能比自己还要平庸的人，这样，才能在平庸者面前炫耀自己的能力，而且还能使平庸的后来者乖乖地听命于己、一呼百应，像驯服的工具、忠实的奴仆，丝毫也危及不到自己的仕途前程。同样，后来者居上的领导人由于才华平庸，也效仿前辈领导者的做法，拒绝给有能力的部下进修提高的机会，使他们不能脱颖而出，继续培养比自己能力还差且听命顺从、俯首贴耳、懦弱无能的庸碌之辈。实际上，“庸妒症”是一些领导者惧怕人才竞争的一种可怕的心理障碍，是一些领导者身上的病毒，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治疗，给予铲除，对国家的兴旺、企业的发展。都将是百害而无一利。
唐朝奸臣李林甫，培植出来的后备官吏必须符合他的标准。后备梯队大多是既胆小怕事、迎合巴结、又没有主张的平庸之辈，像陈希烈就是李林甫培养出来的“后备”丞相。李林甫一死，这些治国乏术的昏庸之辈，致使唐玄宗晚年的朝政愈加昏暗不堪，“安史之乱”爆发之时，朝中竟无一人能拿出制敌之策。唐朝的衰败不能不说与”庸妒症”有关。
南宋时期，秦桧当政，他培植的官员大多是唯命是从的懦弱小人。他培养后备属官的标准是：第一，在政治路线上一定要同他一致；第二，在个人能力上一定要比他差；第三，在品德上一定是软骨头，对他绝对服从。秦桧的一名副宰相孙近，就是他的得意门徒。孙近才华平庸，只知鹦鹉学舌，秦桧在朝廷上公开说：朝廷应该同敌人讲和，天子应当向敌方下拜。孙近就随声附和：应当下拜。当有人到政事堂向孙近征询国策时，这位执政大臣，被连问三次都答不出活来，最后只说已经让下面有关人员讨论去了。这种无才无能之人，能指望他抗敌治国吗！秦桧死后，由于孙近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自然也学秦桧那一套育人术，培植一些近乎窝囊的同僚执政，能力上比自己更差。这些大臣虽没有秦桧那样奸恶歹毒，但都没有治国之策、御敌之术，到头来，谁也不能挽救南宋的颓败局势。
“庸妒症”既然是一种不良的心理品质，作为领导者，就应当时时提醒自己，有意识地加强自身的素质修养，开阔自己胸怀，正确地看待自己和自己的部下。以企业、事业为重，敢于培养在才华方面超过自己的人，敢于提拔重用比自己强的人，这才是有作为的领导者。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轼的栽培，足可以显出他的育人气概。当21岁的苏轼进京应试时，适逢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任主考官，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轨在仅600余字的文章中，初步阐明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从政治国的思想。由于科举文章不署名，欧阳修看后，虽深深为苏轼的才气所感动，准备以这篇文章推荐苏轼为第一名，但又怕自己的学生曾巩的文章超过苏轼。为避嫌疑，他把苏轼举为第二名。后来，欧阳修曾对别人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让他出人头地！”欧阳修明明看到苏轼将会超过自己，却大力褒奖，心甘情愿地“让他出人头地”。这种育人之气概，令人肃然起敬。
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在培育后备人才方面，不妨学一学欧阳修，尽力消除自己身上的那种“庸妒症”病毒，以免让病毒传染给别人。
亲贤臣，远小人
有功之臣当给与厚报，但是有的君王则恰恰相反，诛杀有功之臣，这样的人古今都有。但看看结果，大家都会明白，这种不明智的做法终会带来无形的隐患。我们做领导也如此，要亲贤臣，远小人，让你的员工吹着口哨为你干活，你就成功了。
韩信早年曾追随项羽，后来又投到刘邦门下。他足智多谋，屡出奇计，为刘邦打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齐王，后又降为淮阴侯。
刘邦坐稳了江山之后，看到韩信握有重权，并且深得军心，不由得食不甘味，辗转难眠。他宴请群臣，面对臣下的恭贺，也忧心忡仲。张良察颜观色，明白了是刘邦害怕功高之人今后难以驾驭，就私下对韩信说：“你是否记得勾践杀文种的故事？自古以来，只可与君主共患难，而不可与其共享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啊！我们要好自为之。”于是，张良激流勇退，见好就收，他请求回乡养老。刘邦故作恋恋不舍状，再三挽留，最后封其为留侯。张良功成身退，终于保身全名，可谓有先见之明。
韩信尽管认为张良的话有道理，但是对刘邦还是抱有幻想：自己当初曾舍命救过他。可是不久，便有奸佞之臣诬告韩信恃功自傲，不把君主放在眼里。那是项羽乌江自刎之后，他的一个大将钟离昧拼死杀出了重围，逃到韩信那里避难。因为韩信与他是生死之交，就偷偷地把他藏了起来。刘邦知道此事后，认为他怀有二心，决心除掉他。
可是韩信作为一朝权臣，要除掉他也不是那么容易。于是刘邦就设了一个圈套，让韩信自投罗网。他以巡游为借口，要到楚地的云梦（今湖北安陆）去打猎，同时派信使通知诸侯王到陈地会合。这样就能调虎离山，把韩信从封地中骗出。一旦他脱离靠山——军队和封地，就不愁没机会下手了。
韩信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害怕。明知前面有陷阱，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往陈地谒见刘邦。为了保全自己，不让刘邦找到借口抓他，他权衡再三，最终还是逼着好友钟离昧自杀了，然后就提着钟的首级来见刘邦，想以此来表明他对刘邦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