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桂系统一广西以后，虽然桂军多次出兵两湖、广东及中原等地，胜也好败也好，广西本土没有受到太大的直接的战争摧残，而且他们一开始就在外部作战的同时，很注意了后方的建设和巩固工作。特别是中原大战以后，有好几年的时间内，桂系决策集团中几位主要人物的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积极的效果。他们的具体做法，概括起来就是白崇禧提出来的“三自政策”和“三寓政策”。所谓“三自”，就是训练民团、建设广西的三项基本原则：自卫，自治，自给。白崇禧对自卫的解释是：“自卫的意义，近一点说，固在保障广西的建设，使广西1280万同胞，都能够安居乐业，不致受他人蹂躏”，“能够在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世界舞台上，争得一个生存发展的地位”。白崇禧对自治的解释是：“自治是政治上的名词，照字义上解释，就是自己管理自己。一方面地方人民有依照自己的需要来管理地方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地方人民，应各尽义务各献能力，来办理地方事情。”讲到自给，白崇禧说：“自给是经济学上的名词，就是想满足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生活，都要靠自己的生产来维持，不依靠别人的意思。”新桂系的“三自政策”的核心是个“自”字。是不是和******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呢？另外，军事方面的建设，白崇禧还提出了“三寓政策”，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寓兵于团”，就是大力发展广西的民团。白崇禧在1935年的一次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广西的民团，是以十户为甲，十甲为村，十村为乡。甲有甲长，村有村长兼后备队长，总率壮了百人，乡有乡长兼大队长，总率壮了千人；区有区长兼联队长，假定一区有十乡，那一区就有一万壮了了。”白崇禧十分自信地说：“在广西未组织民团以前，过去来打广西的，还吃过很大的亏，不是片甲不留，就是损失过半。现在有了民团组织，自卫力量更强了。”“寓将于学”，就是对全民实行军事训练、军队管理。特别是对在校学生、高小要实行童子军训练，初中实施青年军训练。白崇禧说：“这种计划，这种办法，我们已经实行好几年了。这些训练的学生，至少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当下级干部。总理手创的黄埔军官学校，第一、二、三期的学生毕业期间，也不过是六个月或一年，我们广西受了军训的学生，就可以同那时的黄埔学生比拟了。所以无形中，我们广西有了若干黄埔军官学校。”“寓征于募”，就是把征兵寓于募兵的意思。征兵和募兵是两个概念。征兵制是无论什么人，都有当兵的义务，募兵是用金钱招来的。当时国民党还是募兵制。可是广西一个省先实行了征兵制。白崇禧说；“征兵的问题，是个很严重而值得我们十分注意的，因为现代的国际战争，一死就是千几百万人。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大批的战士，因而我们必须实行征兵。征兵服役的年限，步兵是两年，特种兵是三年。第一批退伍之后，又征第二批。这样训练下去，经过相当的时期，便可以训练到全民皆兵了。”
有了这么一个巩固的大后方，新桂系当然和国军中的其他部队有很大不同了，从政治素质到军事素养，桂军都要高出别的部队一个档次。北伐时还看不出来。主要是经过了1930年以后的几年时间的休养生息，到两广“六·一”事变时就大不相同了。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前边三年，桂军基本上没有和****主力正面交手，所以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广西又处在内战的大后方，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人力物力财力相对来讲比别的省情况要好得多。所以新桂系的底气才显得那么足。难怪新桂系中地位仅决于白崇禧的夏威，在发表和共产党划江而治的主张时，似乎是胸有成竹地这么说：“国民党中央平时贪污枉法，骄奢淫逸。一到危急时候，躲的躲了，逃的逃了，现在只有我们收拾残局。……事到如今，和是要和的，不和怎么办呢？现在国民党腐化了，所以共产党能打倒我们。过一个时期，共产党腐化了，我们又来打倒他们。”
他们真的以为是可以和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而且他们相信，只要没有老蒋来掺和，新桂系不仅能把广西建设好，整个长江以南，也是不在话下的。天真得实在可爱。
三、黑云红雨
1949年5月16日，健公正式从汉口退到长沙，住在藩正街一所大院里，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每次到省府开会或会见程潜，总是带上大队人马，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这是一种示威，也是一种极其虚弱的表现。有一天，白崇禧对人说：“我们这里有一位懂阴阳的先生对我说，****气盛，只要去挖掉******的祖坟，便可以挫败他们。”别人对他说：“没有用，何键在湘时老早去挖过，至今无效果。”他很惊异地自言自语说：“已经挖了吗？当然这种迷信是不大可靠的。”如果说白崇禧是个很迷信的人，在两军对阵而又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想到了去挖人家的祖坟，可能还被人略微好理解一些。本来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搏斗中是拳打脚踢还嘴咬牙啃，你觉得能使得上劲，使出来管用就行，从来也没有个啥规定。可是白健生并不是个迷信的人，他能在这个时候想出去挖******的祖坟，不能不让人感到出乎意料，甚至滑稽可笑，不能不让那些平时都仰着头望他的人，现在不得不小瞧他两眼，白长官以前的大将风度怎么荡然无存了？这三军大帅脑袋瓜里就剩这么个招了？
有志不在年高
程潜也早就急眼了。他这是叫白健生给逼急的。另外，他身边这些人，像程星龄、方叔章、唐星、唐生明、唐伯球、唐鸿烈、黄雍等，还有陈明仁手下几个人，好像都和共产党联系上了，可是哪一个才是“真传”呢？要不是真传还不白搭？目前的处境已经到了最困苦的时候，他白健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对自己下毒手，不说别的，像22年前那样再把自己给押起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他白健生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的。可是自己已经到了这把年纪，哪里还能像当年那样，经不起折腾了。真是到了这一步，自己找谁去呀，共产党放出来那么多的线头，拽着哪一根才能和解放军联系得上？如果不和解放军联系上，没有解放大军的到来，他白崇禧在长沙坐三年，你谁也奈何他不得。于是，颂公下决心要亲自会会长沙的共产党，不能光靠别人从中把话传来传去。他若不亲眼辨辨那成色，心里就不踏实。别的牛不敢吹，共产党他颂公还是见过几个的，像******、林伯渠，都不是一般的见过一面的关系。所以，要是长沙这共产党有一点掺假，谁想蒙他是无论如何也蒙不过去的。
一天，颂公对程星龄说，要亲自会一会长沙地下党的负责人。程星龄当然不敢怠慢，立即转告给余志宏。余志宏不敢做主，他得请示周里。周里说，他暂时还不能出面。为什么，他没有说，只是指示余志宏代表地下党负责人去见程潜。
当程星龄把余志宏领到程潜面前，并简单作了介绍时，颂公心中顿时大失所望。余志宏才30出头；加上他长得清秀、斯文，面嫩得很，看上去顶多也就20多岁。程星龄自己也那大一把年纪了，却给我领来这么个娃娃，颂公心中好不高兴，淡淡地说：我看你不像地下党的负责人。我要搞就搞明的，不搞暗的，更不会加害共产党人，我要见的是地下党的领导。
程星龄也没有想到颂公会是这么个态度，搞得他和余志宏都很尴尬，根本没法把话往下谈了。余志宏回去给周里汇报了情况，周里说，你再去和他说清楚，你虽不是地下党负责人，但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有什么话尽可以讲出来，你可以向上级直至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不会泄密，也不会没有着落。
余志宏第二次去见程潜，颂公开始仍是热情不起来。余志宏这次也不管颂公听不听得进去，只管开口了。他说：“颂公光明磊落，我们完全放心，但目前******特务很多，颂公又不能完全控制，一旦他们搞暗杀、绑架，转嫁于颂公，就会混淆视听、贻误和平大计，有这一层考虑，地下党负责人亲自指定我作他的代表，一切可由我负责转达。”余志宏这几句话，使当时的气氛融洽了许多，颂公紧绷着的脸也放松子下来。余志宏又接着说：“颂公可能以为我年轻少经事，可是当年颂公留学日本也才27岁呀。颂公在我这样的年纪，早已肩负重任，叱咤风云了，以您颂公的经历，说明有志不在年高，况且我已是30多岁了，这次受党组织的委托前来见您，颂公尽管放心好了。”
余志宏把话说到这份上，颂公心中的疙瘩慢慢解开了，说：“哪里哪里，你完全可以代表你们的负责人说话。”
误会消除以后，余志宏主要谈了几点当前颂公最关心也最担心的问题的看法。一是关于解放军出兵湖南，已经指日可待，白崇禧的部队坚持不了几天了。让颂公树立信心，一定要坚持住。二是关于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特别是像他这样以往对革命就有贡献的人，自然会给予更高的礼遇，请颂公一定要放心。有了这两条，颂公心里确实是踏实了不少。他主动问余志宏，在当前地下党对他有什么要求。余志宏当即谈了五点。一，希望颂公以书面的形式向党表明一下态度；二，停止捕人杀人；三，继续释放******；四，扣留作恶多端的国民党特务；五，所有档案要保存，不能转移或销毁。桥梁、铁路要保证畅通无阻，不遭破坏。对这几条，颂公把目前尚有困难的作了些解释，其他都一一答应下来。然后颂公也向余志宏提了几条，希望能转告给党组织。一，拥护共产党，但不参加共产党：二，反对******，但不背叛国民党；三，对长沙的特务，虽不能指挥，但一定尽力去控制；四，他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他只要求把上海的留给他住就满足了。
自从和余志宏深谈以后，程潜的情绪明显地得到稳定。对白崇禧那里来的方方面面的压力，他表面上小心应付，唯恐有失，但心里是有底的，处理什么事都是沉着冷静的。
“314”的悲哀
白崇禧在长沙实行白色恐怖期间，对程潜打击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用武力解决了314师。
本来颂公能直接指挥的部队就不多，314师是他当初向南京请准成立的5个师之一。1949年的农历初三下午，程潜的侄孙、14师942团团长程杰，陪同314师师长陈达及夫人去给程潜拜年。陈师长的目的也是想通过程杰，加强一些和颂公的联系。谈话间，程潜说到了有机会的时候，要亲自看看部队的愿望。陈达后来果然在长沙又一村公共体育场举行阅兵，并事先亲自到省府去请了程潜届时检阅部队。那天，颂公步行而去。检阅完毕，程潜训话，314师从师长到士兵，都是湖南人，是湖南的子弟兵。这支军队应当成为老百姓的军队，等等。检阅之后，314师以小部分留驻长沙市区，协助维持地方治安，主力渡过湘江，分布在河西至宁乡之间。通过这次检阅，陈达和程潜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程潜把自己保存了多年的几十支手枪，也全部送给了陈达。并在省府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拨出银元两万元给该师作活动经费，陈达本人受到了程潜的器重，314师也成了程潜的“御林军”了。再加上陈达本人曾在国防部第4厅任过处长，主管全部国军的补给业务，后又调第3厅任处长，主管过反共内战的作战业务。他凭着这些老关系，设法给314师弄到了全副美械装备。这样，314师成了绥署直接指挥的为数不多的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所以，白崇禧对314师之感兴趣，也是可想而知的了。但碍舆论和颂公的面子，要解决314师只有借整编的名义，把建制给予解散。
关于湖南部队的整编，李默庵和陈明仁是有很深的矛盾的。李默庵是绥署负责军事的副主任，好歹还有14军、100军和102军3个军可以指挥。可是陈明仁认为，绥署的这3个军加上他第1兵团的29军和71军共5个军，都是空架子，没有什么力量，不如编成3个军。李默庵当然不想这么干，这么干就等于把他手里仅剩不多的一点部队，全又送给陈子良了。陈明仁坚持要这么干，并明告诉李，你想拿这3个军重搞一个兵团出来，是办不到的，就是颂公也做不得这个主，还说：“军权不统一，什么事都办不成。”不能说陈明仁把5个军编成3个军的想法，就完全为了个人的野心，他或许正是为了和平起义的大业才这么想的，但客观上严重地伤害了默公。默公千方百计地想抓手里一些部队，目的也是为了起义，就他个人的特殊身份来说，如果两手空空回到共产党里，人家共产党不说什么，他自己也是不好意思的。陈子良没有也不可能顾及到默公的这一点实际情况。最终白崇禧支持陈明仁的意见，正式向程潜提出把湖南的5个军，改编为3个军9个师，归第1兵团建制，由陈明仁统一指挥。
整编中撤销了29军和102军的番号，保留了14军，成刚任军长；71军。彭锷任军长；100军，杜鼎任军长。关于师长人选，大概是白崇禧和陈明仁商定的，只给程潜讲了一下，给李默庵讲都没讲。有人认为，陈明仁是把陈达当成了李默庵的人，来一个明升暗降，任命他为29军副军长，把314师3个团，分别编到3个师内。原314师的副师长祝凯、刘隽（地下党员）和参谋长刘国龙分任另外师的副师长，程杰任197师副师长兼团长。陈达拒绝参加陈明仁召开的整编会议，并带上陈又平、唐典两个团离开原驻地到了莲花山，只有程杰团没有动，等待接受改编。程潜为此非常担心，怕陈达提前打出起义旗号，影响桂军不肯离开长沙。他要陈明仁派人去陈达那里调处，陈达拒绝见陈明仁的人。后程潜亲自派绥署高参李昊去一趟，叫李一定给陈达讲明厉害关系，并说：“陈司令是跟我起义的，要陈达莫怀疑他。”陈明仁也对李说：“你告诉陈达，最好把部队开回原驻地，”当晚，李昊到314师见到陈达和刘隽，知道他们部队里面已有共产党的联络员，他们正在商议，如果陈明仁的部队打来，部队该怎样行动的问题。李昊赶紧把程、陈的话转达给他，他表示愿意听颂公的，只要陈明仁的部队不去打他，他不行动，就是行动也只打反桂的旗号，不打起义的旗号。陈达说：“陈明仁要我开回原驻地，请他先把调过河的那个师开回去，并答应不编散我的三个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