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真正限制了人身自由。
自杀事件连警察都被惊动了，命令家人必须严防死守着我。所有人都厌恶我这一行为，包括亲友，他们的眼神无不显示着，其内心正骂着我，同时又对我生出莫名的惧怕，在我面前竟是人人都小心翼翼着的。
据说那晚是路清坚持让小区保安撬开了房门。起初保安不肯，他直接威胁保安，说里面的人很可能企图自杀，如果因撬门一事发生严重后果，他愿意承担责任，保安这才配合他一同撬门。
是子秋告诉他我家的房门号，因为最后的晚餐令他产生了不祥之感，他曾记下子秋的手机号，主动打去问她我家的具体地址。子秋不解，他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担忧，子秋这才告诉了他。他奔来我家的同时，子秋立刻通知了欣然与冯军，分别立刻赶去了我家。于是，他们都在客厅里，见证了那一幕惨景。欣然当场就晕了过去，冯军只好忙着扶住她，是路清当即抱起我急忙送去的医院。子秋一同跟随，打理前后，慌忙不已。欣然醒后哭着要冯军带她来医院，坚持要看我还活着没有。他们谁都没有立刻通知母亲，而是全守在急诊室外，默默等待急救的结果。整晚，谁都没有离开。
我不清楚那一晚，在急诊室外，他们四个人是如何度过的，都说了什么。我被推出来后，医生告知我还没有渡过危险期，并不是因为失血过多，事实上这种方式难以产生这样的后果，真正严重的后果是我近期几乎没有进食使得体能全失，人虚弱至极，所以需要继续进行监控，并要求必须有人陪着。子秋主动要求留下来，让其他人都回去，但谁都不肯离开。已至凌晨后，母亲打通欣然的手机，说我不见了，打我手机关机了，打去我家里也没人接，说下午我打算回家去的，她没同意，自己却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后就不见了我的人影。母亲的语气万般着急，如此一来，欣然与在场人眼神交流后，不得不说出了实情。
很快，舅舅一家也被吵醒了。全家人都出动了，连舅妈与表嫂都赶来了。监护室外一片嘈杂，哭声、叹息气、小声议论声此起彼伏，闹得值班医生与护士都来清场了。最后，只留下了子秋与表嫂守着。母亲被舅舅、舅妈接去他们家里，负责照料，她的身体与精神再也无法独立承受这一切了。我被交给了表哥一家及朋友们负责照料。据说，母亲死活不走，最后是舅舅发了火。
“难道你也想跟着倒下吗？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叫我怎么活。”
母亲离开时，拉着子秋与表嫂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要是她不在了，我也活不了了。你们一定要好好看着她，不能让她死了。”
表嫂就差跟着一同痛哭起来，最后是表哥给了她鼓励，让她不要哭。表哥开车将几位老人家送回了家，自己留在那里守到天亮，生怕他们再出事。
子秋缓缓地跟我讲述那一夜所发生的一切时，我整个心都在抽搐，深感罪孽更加深重了，我搅得所有人都不得安宁，并加剧了他们心理上的负担，尤其是亲人们。我觉得自己真是个罪人，而偏偏我又未能死去，不得不重新面对现实，这被我自己搅得更乱、更复杂的现实。
我被舅舅与母亲限制了人身自由，连警察都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
在那段被幽禁在家的日子里，我过着幽灵般的生活，仿佛从此消失了一般。我与母亲都住在舅舅家里，挤在一间客房里，方便被他们照料，可以避开母亲家邻居们的目光。还有一点，母亲家在八楼，而舅舅家在二楼，又少了一项自杀便利的可能。当然，最主要是方便他们监控、保护我，两位表哥与表嫂也一同加入此列，轮流行事。
我不能出门，需要任何必须品，只要我提出来，都会有人提供给我，非寻常的要求，也有人会酌情考虑满足我。连手上的伤需要换药，也是由在医院做护士长的大表嫂来负责完成。我所有的卡都被没收了，由母亲保管着，我得不到一分钱。所有跟我有关的经济问题，都由母亲负责去处理，只需告知我一声便是了。连手机也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一旦响起，会有人替我先接通，问明对方是谁有何事，并考虑是否适合我接听之后，手机才有可能放入我手中，接完后，又会被立刻收回。我不准上网，车与电脑当然是早被禁用了。我只有看电视是自由的，连报纸也是先得被人审阅无误后才交到我手中，就算有什么不能被我看到的内容，也是在被抽掉后才交给我。其实这对我是极好不过的事情，因为凶杀案已由网络的关注，蔓延至了报媒的关注。先是小块消息，最后是大版讨论。我是趁舅妈有一回无意间失守时，从垃圾桶里翻出了报纸，知道了事件如何被蔓延关注着。
除了母亲所熟络的我的几位朋友，还有警察外，任何人都无法探视到我。欣然与子秋总是隔三岔五地来看望我，偶尔冯军会陪同。见面后，我们谈话不多，大家都小心回避一些话题，这样一来，能说的也不多了，仿佛一下子生疏了不少。大家都说路清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但自那晚之后，他没再跟我联系过。子秋曾试图邀请他一道来看望我，但他以工作太忙为由，拒绝了。
以前的公司同事曾联系过我几回，都是跟后续业务有关的，我总是用简短的话语回应，同事深感我的神秘，之后也少有电话来了。有一回，有同事小心告诉我，说江湖传言我自杀了，大家都很担心，生怕是事实。我正要回应，被大表哥一把夺过手机，挂断了。
弦的妻子打来过电话，第一回被大表哥粗鲁地挂了。第二回她汲取了经验，谎称是我同事，有业务上的尾款问题要问我，我接了电话，她劈头一句：“你怎么还活着呢？不是说你自杀了吗？”我立刻听出是她的声音，脸色变白。她又接着说：“一回死不成，你应该再来一回的，你不觉得你必须以死来谢罪吗？难道你还好意思活着。”她的口气凶恶，几乎恨不得我立刻死掉。我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小表嫂发现情形不对，立刻抓过我的手机来听，脸色大变。弦的妻子还在电话里咒骂我，表嫂竟反唇相讥，最后匆忙挂了手机，关掉它。为此，小表嫂还被家人批评失职，没能判断出电话的准确来源，贸然让我来接听，害得我又受了一回刺激。小表嫂因此在家人面前作出检讨，并总结几点以后接电话的注意事项。我在屋内，隔着门缝听着一切。
全家人为了我，已俨然抱作一团，视此时为家庭前所未有过的危难期，必须一同尽力维稳，以求平安渡过。
此番家庭政策从六岁的表外甥嘴里道出，倒是极真切。孩子有一天进屋来走到床边，盯着我看，我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你呀，我问他看我什么，他说要好好看着你，检查你是不是健康正常的。我感到好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爸爸跟我说，我们全家人都要好好看着你，不能让你有事，就是说，你不能死了，你要是死了，姑婆也就活不了了，姑婆要是死了，爷爷就活不了了，爷爷要是死了，爸爸就活不成了，爸爸要是也死了，那我肯定也活不成了。爷爷跟爸爸要死了，奶奶就活不了了，爸爸跟我要死了，妈妈就活不了了，这样的话，我们全家人就都死了。所以，我们全家想要不死的话，你就不能死，我们全家人都要好好看着你，不能让你死，你一死，跟着一个个的都要死啦。”
我一把抱住孩子，久久无法言语。孩子的话提醒着我，我是多么自私呀！
两周后，可怕的骚扰开始了。手机经常响起，但接通后又无人讲话。再过一周后，开始有陌生人打来电话，在电话中辱骂我，而不管当时接电话的是谁，统统当成我来进行辱骂。全家人不甚其烦，只好永远关机。虽然不能上网，也看不到相关报道，但我由此还是能想象得到，外界对这件事情的评论有多激烈，以及对我的评判有多恶劣。家人将我封锁起来，是在尽最大的努力保护着我。
尽管长时关机，警察还是能找到我，他们了解我的一切嘛。
我被告知，俊凡的案子已经移送至检察院，我已经成为这起案子的诉讼参与人了，会以公诉方证人之名而被请去检察院接受询问。
除了全然听从安排，我无话可说，无力可挡。
有一天，终于接到经办这个案子的检察官的电话了。他们直接打来舅舅的家里，通知我必须于第二天去检察院配合调查。舅舅竟然一口替我回拒了，说我精神状态很不好，为了这案子还曾自杀过，家里人都不同意我现在出门。对方开始摆法规，讲利害关系，舅舅的态度也非常强硬，说无论如何都不想再让我受刺激了。检察官最后只好说，不来也行，反正证词都清清楚楚了，到时候会请法庭发传票给我，直接让我出庭指证的。舅舅不予理会，很快挂了电话。然后愣愣地看着我，相对无言。
我开始明白，这世上有些人希望我死，但有些人却希望我活着，不仅仅是亲友，还有其他人。我无可奈何地感到，我的存在还是有意义的，虽然这样的意识于我而言，从鼓励重生的角度来说，并无多大价值。
这期间与我近身交往的人中，没有人与我真正恳切地交谈过，不仅仅是不知道应该与我谈些什么，更多的，是对我感到惧怕，仿佛觉得我是一只火盆，他们既害怕我熄灭掉，不得不小心呵护着我，又害怕靠我太近，将火苗拨弄过大，而引发大火。尽管他们围绕在我身边，却让我产生若即若离的感觉，连子秋也如此。我曾对她寄予期望，信赖于她的专业，以为她可以帮到我，但是她却一直保持一种静观的姿态，来看望我时，也只是浅浅地交谈着。直到有一天下午，她进了我的房间，见我在床上，背靠床头，一只本子放在膝盖上，我正在上面画一只鸟。她静静站在一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才坐下来，与我面对。
“你想要跟我谈一谈吗？”她认真地看着我，问道。
“谈什么？”
“谈这些日子以来，你所有的感受和情绪。你不觉得是时候该倾诉了吗？”
我抬头望着子秋，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终于还是来救我了，在事件过去一个月之后，在我手腕上的伤开始结出了硬疤，在她看见我画鸟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