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给茶道下定义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茶道文化的本身特点正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同时，佛教也认为：“道由心悟。”如果一定要给茶道下一个定义，把茶道作为一个固定的、僵化的概念，反倒失去了茶道的神秘感，同时也限制了茶人的想像力，淡化了通过用心灵去悟道时产生的玄妙感觉。用心灵去悟茶道的玄妙感受，好比是“月印千江水，千江月不同。”有的“浮光耀金”，有的“静影沉壁”，有的“江清月近人”，有的“水浅鱼读月”，有的“月穿江底水无痕”，有的“江云有影月含羞”，有的“冷月无声蛙自语”，有的“清江明水露禅心”，有的“疏枝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有的则“雨暗苍江晚来清，白云明月露全真”。月之一轮，映像各异，“茶道”如月，人心如江，在各个茶人的心中对茶道自有不同的美妙感受。
茶道不同于茶艺，它不但讲求表现形式，而且注重精神内涵。
这里援引林治先生的解释，他认为“和、静、怡、真”应作为中国茶道的四谛。因为，“和”是中国茶道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茶道的灵魂；“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不二法门；“怡”是中国茶道修习实践中的心灵感受；“真”是中国茶道终极追求。
“和”为中国茶道哲学思想的核心
茶道追求的“和”源于《周易》中的“保合大和”。“保合大和”的意思指，实践万物皆有阴阳两要素构成，阴阳协调，保全大和之元气以普利万物，才是人间真道。陆羽在《茶经》中对此论述的很明白。惜墨如金的陆羽不惜用250个字来描述它设计的风炉。指出，风炉用铁铸从“金”；放置在地上从“土”；炉中烧的木炭从“木”；木炭燃烧从“火”；风炉上煮的茶汤从“水”。煮茶的过程就是金木水火土悟心相生相克并达到和谐平衡的过程。可见五行调和等理念是茶道的哲学基础。
儒家从“大和”的哲学理念中推出“中庸之道”的中和思想。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儒家对和的诠释，在茶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在待客中表现为“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礼之伦。在饮茶过程中表现为“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礼。在品茗的环境与心境方面表现为“普事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的俭德之行。
“静”为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之路
中国茶道是修身养性，追寻自我之道。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途径。如何从小小的茶壶中去体悟宇宙的奥秘？如何从淡淡的茶汤中去品位人生？如何在茶事活动中明心见性？如何通过茶道的修习来澡雪精神，锻炼人格，超越自我？答案只有一个字——静。
老子说：“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庄子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伏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
老子和庄子所启示的“虚静观复法”是人们明心见性，洞察自然，反观自我，体悟道德的无上妙法。
道家的“虚静观复法”在中国的茶道中演化为“茶须静品”的理论实践。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写道：“茶之为物，……冲淡闲洁，韵高致静。”
徐祯卿《秋夜试茶》诗云：
静院凉生冷烛花，风吹翠竹月光华。
闷来无伴倾云液，铜叶闲尝字笋茶。
梅妻鹤子的林逋在《尝茶次寄越僧灵皎》的诗中云：
白云南风雨枪新，腻绿长鲜谷雨春。
静试却如湖上雪，对尝兼忆剡中人。
诗中无一静字，但意境却幽极静笃。
戴昺的《赏茶》诗：
自汲香泉带落花，漫烧石鼎试新茶。
绿阴天气闲庭院，卧听黄蜂报晚衙。
连黄蜂飞动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可见虚静至极。“卧听黄蜂报晚衙”真可与王维的“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相比美。
苏东坡在《汲江煎茶》诗中写道：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汲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写时声。
枯肠未易禁散碗，卧听山城长短更。
生动描写了苏东坡在幽静的月夜临江汲水煎茶品茶的妙趣，堪称描写茶境虚静清幽的千古绝唱。
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个空灵虚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虚静升华净化，你将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和一”的“天乐”境界。
得一静字，便可洞察万物、道识天地、思如风云、心中常乐，且可成为男儿中之豪情。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教更主静。我们常说：“禅茶一味。”在茶道中以静为本，以静为美的诗句还很多。
唐代皇甫曾的《陆鸿渐采茶相遇》云：
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
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
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
寂寂燃灯夜，相思一磐声。
这首诗写的是境之静。
宋代杜小山有诗云：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这首诗写的是夜之静。
清代郑板桥诗云：
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柯。
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
这首诗写的是心之静。
在茶道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大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激，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
“怡”是中国茶道中茶人的身心享受
中国茶道是雅俗共赏之道，它体现于平常的日常生活之中，不讲形式，不拘一格，突出体现了道家“自恣以适己”的随意性。同时，不同地位、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茶道有不同的追求。历史上王公贵族讲茶道，他们重在“茶之珍”，意在炫耀权势，夸示富贵，附庸风雅。文人学士讲茶道重在“茶之韵”，托物寄怀，激扬文思，交朋结友。佛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德”，意在去困提神，参禅悟道，间性成佛。道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功”，意在品茗养生，保生尽年，羽化成仙。普通老百姓讲茶道，重在“茶之味”，意在去腥除腻，涤烦解渴，享受人生。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茶事活动中取得生理上的快感和精神上的畅适。
参与中国茶道，可抚琴歌舞，可吟诗作画，可观月赏花，可论经对弈，可独对山水，亦可以翠娥捧瓯，可潜心读《易》，亦可置酒助兴。儒生可“怡情悦性”，羽士可“怡情养生”，僧人可“怡然自得”。中国茶道的这种怡悦性，使得它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怡悦性也正是中国茶道区别于强调“清寂”的日本茶道的根本标志之一。
“真”——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
“真”是中国茶道的起点，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
中国茶道在从事茶事时所讲究的“真”，不仅包括茶应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最好是真山真水；挂的字画最好是名家名人的真迹；用的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还包含了对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心境要真闲。茶事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真。
中国茶道追求的“真”有三重含义：
追求道之真，即通过茶事活动追求对“道”的真切体悟，达到修身养性，品味人生之目的；
追求情之真，即通过品茗述怀，使茶友之间的真情得以发展，达到茶人之间互见真心的境界；
追求性之真，即在品茗过程中，真正放松自己，在无我的境界中去放飞自己的心灵，放牧自己的天性，达到“全性葆真”。
爱护生命，珍惜声明，让自己的身心都更健康，更畅适，让自己的一生过得更真实，做到“日日是好日”，这是中国茶道追求的最高层次。
放牧自己的天性，达到“全性葆真”，才是茶道的最终目的。
五、茶道人间
贵族茶道
茶为洁品，它的功能被人们所认识，被列为贡品，首先享用它的自然是皇帝、皇妃再推及皇室成员，再推及达官贵人。“小家碧玉”一朝选在君王侧，还能保持质朴纯洁么？恐怕很难。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茶列为贡品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常据著的《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发动、联合当时居住川、陕一带的庸、蜀、羡、苗、微、卢、彭、消几个小国共同伐纣，凯旋而归。此后，巴蜀之地所产的茶叶便正式列为朝廷贡品。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135年，离今已有3000年之久。
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身价，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名茶。中国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家的好恶最能影响全社会习俗。贡茶制度确立了茶叶的“国饮地位”，也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饮茶大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
但茶一旦进入宫廷，也便失去了质朴的品格和济世活人的色彩。总之，贡茶坑苦了老百姓。
为了贡茶，当此时，男废耕，女废织，夜不得息，昼不得停。茶之灵魂被扭曲，陆羽所创立的茶道被异化，生出一个畸形物：贵族茶道。茶被装金饰银，脱尽了质朴；茶成了坑民之物，不再济世活人。达官贵人借茶显示等级秩序，夸示皇家气派。
贵族茶道的茶人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之流的人物，不必具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修养，但一要贵，有地位；二要富，有万贯家私。于茶艺四要“精茶、真水、活火、妙器”无不求其“高品位”，用“权力”和“金钱”以达到夸示富贵之目的，似乎不如此便有损“皇权至上”，有负“金钱第一”。
由贡茶而演化为贵族茶道，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于茶、水、火、器无不凭借权力和金钱求其极，虽然很违情悖理，其用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但源于明清的潮闽功夫茶虽为贵族茶道，却一直发展至今并日渐大众化。
雅士茶道
古代的“士”有机会得到名茶，有条件品茗，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茶助文思，他们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
中国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此处所说的“士”是已久仕的士，即已谋取功名捞得一官半职者，或官或吏，最低也是个拿一份工资的学差，而不是指范进一类中举就患精神病的腐儒，也不是严监生一类为多了一根灯草而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庸儒，那些笃实好学但又囊空如洗的寒士亦不在此之列。
中国文人嗜茶者在魏晋之前不多，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晋有张载、左思、郭璞、张华、杜育，南北朝有鲍令晖、刘孝绰、陶弘景等，人数寥寥，而其中懂品饮者仅三、五人而已。但唐以后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不仅品饮，还咏之以诗。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还有李白、杜甫、陆羽、卢仝、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宋代写茶诗最多的是梅尧臣、苏轼、陆游，还有欧阳修、蔡襄、苏辙、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等。原因大抵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如魏晋名士“竹林七贤”，山涛有八斗之量，刘伶更是拼命喝酒，“常乘一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铺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士风度，一改“狂放啸傲、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学、留名千秋，文人作风变得冷静、务实，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