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枉的本义是弯曲或者不正，所以《说文》里说：“枉，邪曲也。”枉士指的是那些心术不正的小人，这种人交往的圈子里，不会有正直之士，或者志诚之友。
古希腊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曾说：“什么样的人，交什么样的朋友。”中国也有类似的名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气相似的事物总是会聚到一起，心性相似的人也最终会走到一起。人际交往中，最关键的不是性格，而是品德。三国时期的刘关张，性格相差很大，但相似的人品，使他们桃园结义。
唐代中期有位大臣名叫李逢吉，此人就属于“枉士”，史书说他“性忌刻，险谲多端”，看来是个阴险狡诈之人。在他当政时，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而这张网中的人，几乎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号称“八关十六子”。凡是有求于李逢吉的人，必须首先向这些人行贿，只要钱给的足，没有办不了的事。
【活学活用】
仁义之人自有仁义的朋友
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广招天下宾客，不管宾客有无才能，他都一律以礼相待，奉为上宾。
有人劝孟尝君不要这样，说：“你志在求取贤人，帮助你建功立业，如今很多无才无德的人混了进来，骗吃骗喝，而你却视而不见？”
“我只不过破费些钱财，可赶走他们，他们就会以我为仇了，谁知道会有什么祸事发生呢？”
孟尝君这样仁义，可有人还是不领情，一个宾客竞勾搭上了他的一位小老婆，暗地里私通。孟尝君知道后并未主张惩治那个宾客，反而为他开脱说：“男人喜爱美色，这是人之常情。要怪，也要怪我的小妾****无耻了。如果她遵守妇道，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
孟尝君的手下人又气又怒，坚持要把那个宾客治罪，他们说：“你讲仁义，原谅他人的过错，所以他们才会胆子越来越大。如今这种无耻的事都出来了，再不严办，我们都没脸待下去。你三番两次替坏人说话，你到底为了什么呢？”
孟尝君说：“为了我自己啊！我树大招风，说不上哪一天就会大难临头，到了那时，只有我的仁义才会救我。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今天给人留条活路，他日人家才会卖力帮我。这也是我不咄咄逼人的原因。”
一年之后，孟尝君又推荐那个宾客到卫国为官。那个宾客感动万分，日夜思想报答孟尝君的恩情。
后来，齐国和卫国关系恶化，卫国国君想要联合其他诸侯攻打齐国。这时，那个宾客冒死进谏，他对卫国国君说：“我并没有什么才能，多亏孟尝君的推荐，这才被大王器重。大王和齐国交战违背盟约，也不会占什么便宜，不该草率。大王如果坚持攻打齐国，我就死在大王的面前。”
在那位宾客的努力下，齐国避免了战祸，度过了危机。孟尝君受过多次挫折，都依赖他的宾客之力一一化解。他关心别人，为他人着想，结果受惠最多的还是他自己。这就是他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
许多人求功心切，为了自己的目的，损人利己，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快快有成，其实他们大错特错了。成功需要别人相助，灾难更需要他人援手克服，没有朋友便会死路一条。如果一个人极端自私，人们自会处处和他过不去，拆他的台，这样的人绝不会有大成就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不要总想学会如何去得，而是要学会如何去舍，懂得了付出才会懂得取得，有付出才能有回报，没有无回报的付出，同样也没有无付出的回报，付出越大，回报越大。为人为己也是如此，只有为别人着想，别人才会反过来帮助自己。
【智慧金言】
对待别人狂妄而邪恶，这样的人不会有正直善良的朋友。
有句话说：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对你。这是处世交友的基本原则。只有真心对待别人，自己才会有真正的朋友。
上梁不正下梁歪
【原典】
曲上无直下。
注曰：“元帝之臣则弘恭、石显是也。”
王氏曰：“不仁无道之君，下无直谏之士。士无良友，不能立身；君无贤相，必遭危亡。”
【解读】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属下。一个单位风气的养成，主要看领导的品德。如果领导好大喜功，整个单位就会弥漫严重的夸夸其谈的作风。这就叫“上之所好，民必甚焉”。
从前，晋国流行一种讲排场、摆阔气的坏习气，晋文公便带头用朴实节俭的作风来纠正它，他穿衣服决不穿价格高的丝织品，吃饭也决不吃两种以上的肉。不久之后，晋国人就都穿起粗布农服，吃起糙米饭来。
楚灵王喜欢纤细的腰身。因此，朝中大臣都唯恐腰肥体胖，失去宠信，不敢多吃饭，把一日三餐改为只吃一餐。每天起床整装，先要屏住呼吸，然后把腰带束紧。时间久了，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扶住墙壁才能站起来。一年之后，满朝文武都成了面黄肌瘦的废物了。
现在看到的唐代绘画或者壁画中，女士都是肥美的，几乎可以成为唐代人的审美标准。然而，唐代早期的绘画中女性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十分的清秀。原来这一风气源于唐代风流皇帝唐玄宗爱上了杨贵妃。据说杨贵妃杨玉环的体态非常丰满，有人用“丰肥浓丽、热烈放姿”几个字来概括。如此一来，上行下效，唐代的审美标准因此而变，留下了许多姿态万千、装束大胆、乐观向上的胖美人形象。
【活学活用】
有什么样的君主，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
明朝末年，文盲无赖魏忠贤为了能发迹而自施宫刑，后来竟一跃而成为主宰明朝前途命运的铁腕巨奸。他残杀大臣，屡兴冤狱，众佞臣拜倒在他脚下，竞相迎奉，他明明还活着，而生祠却遍布海内，他的党徒焚香进烛，叩首礼拜，上演了一幕幕人间闹剧。
魏忠贤原名进忠，号完吾，河北肃宁人，明朝天启二年，由熹宗朱由校赐名，才改叫魏忠贤。他的父亲魏志敏，在当地务农，过着贫寒的生活。魏忠贤十几岁的时候，父母给他成了家。妻子冯氏，涿州人，生有一个女儿。魏忠贤从小不务正业，是当地有名的市井无赖，终日游手好闲，吃喝嫖赌。父亲死后，他赌博输尽了家产，被迫远走他乡。
由于没有其他出路，魏忠贤为了能发迹，净身入宫当了太监，当时他才二十二岁。为了出人头地，他费尽心机，巴结上司礼监太监王安、太子朱常洛及其子朱由校的近侍魏朝，并和魏朝结为兄弟。靠着把兄弟魏朝的帮忙和太监王安的赏识，几年后他便成了朱由校母亲王才人的办膳太监。
光宗朱常洛于1620年接替神宗当了皇帝，但他只当了一个月，就病死了，遗命他生前宠爱的选侍李氏照料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恃宠骄妒，不许朱由校与其他人交谈，逐渐控制了他。朱由校即位时只有十六岁，这就是明熹宗。李选侍想继续控制朱由校，就让他留居乾清宫。御史左光斗、给事中杨涟及阁臣刘一燝等倡言移宫。几经争执，李氏被迫移居仁寿殿。本来熹宗皇帝自小由李选侍抚养，对她有依恋之情。但这种关系被官僚们强迫中止，他只好把感情移向其他人，其中他最信赖的就是从小把他带大的乳母客氏。客氏原名客印月，是直隶保定府定兴县民侯二的妻子，二十八岁时选进宫做朱由校的乳母。两年后她的丈夫死了，饥不择食的客氏便与魏朝对食。其实，“对食”的说法最早见于汉代，当时是指女子同性恋。唐代时，男子同性恋也称“对食”。到了明代，相好的太监宫女，往往一处吃饭，因而特指宦官与宫女相爱。
与客氏交接是魏忠贤的一大机遇。客氏见魏忠贤身体健壮，仪表堂堂，便不再与魏朝相好，转而移情于魏忠贤。魏朝与魏忠贤经常为了客氏而互相争斗，有一次惊动了熹宗。熹宗问客氏看中了谁，由她做主安排。客氏选择了魏忠贤。后来，魏忠贤为了独占客氏，认为魏朝终是祸患，便假传圣旨，把魏朝发配到凤阳皇陵，半路上派亲信在河北献县勒死了他。
由于客氏的影响，魏忠贤成了明王朝惟一的文盲司礼秉笔太监。在明朝太监中，最关键的部门就是内承天子、外接朝臣内阁的司礼监。在其中主持的司礼秉笔太监，其职责是撰写诏书或驳正“要拟”，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长，可以代天子向阁臣乃致天下臣民发号施令。魏忠贤得到这个职位后，顿时位高权重。
王安是宫中的三朝元老，曾经对魏忠贤有恩，提拔过他，但现在却成了魏忠贤独揽大权最大的障碍。在当年光宗猝死、熹宗地位未固之时，王安与朝臣联手，帮助年幼的熹宗登基。因此，王安在皇帝心里，在宫里太监和朝臣眼中都是一个有功德的人，熹宗有意提拔王安为掌印太监。掌印太监掌管着司礼监，位在秉笔太监之上，即位在魏忠贤之上。王安不是魏忠贤和客氏可以左右的人物，平时魏忠贤见了这位天子身边的红人和恩公，言语恭顺，一见面就撩衣跪下叩头问安，非呼不应，非问不答，王安对魏忠贤也不虞有他。天启元年，熹宗命王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依照惯例谦辞推让想待皇帝再下令催促即接受上任。魏忠贤就怕王安这样的人位居己上，便和客氏勾结，竞说服熹宗准了王安的辞谢。但王安毕竟有功于皇帝，又对魏忠贤有恩，他还不忍心致王安于死地。不过客氏比魏忠贤心毒，百般教唆，认为不能留下后患。于是魏忠贤便假传圣旨将王安削职充军，然后又借刀杀人，把他交到仇人刘朝手中。刘朝怨恨王安，因此对他百般刁难折磨。他不给王安食物，想将他饿死解恨，谁知王安拾取草籽充饥未死。魏忠贤闻知大怒，遂放恶狗活活咬死了王安。大患已除，魏忠贤松了一口气。
后来王体乾被任命为掌印太监。此人乖巧恭顺，主动将自己置于魏忠贤下属的地位，对客、魏二人言听计从，一意附合。这样，在太监之中，无人能与魏忠贤一较短长了。
为了最终在官内树立淫威，魏忠贤又将毒手伸向熹宗的嫔妃。天启三年五月，熹宗册封张氏为裕妃。当裕妃怀孕的时候，熹宗特地为她举行了铺宫礼以示庆贺。心毒手辣的客氏与魏忠贤将性情刚烈的裕妃视为眼中钉。他们假传圣旨，将裕妃身边的宫女随从全部赶走，将身怀龙种的裕妃幽禁别宫之中，饮水和食物全都断绝。裕妃又饿又渴，在一个下雨天，她爬出屋子，匍匐在地上，仰面饮用屋檐滴下的雨水。她不久就悲惨死去，胎儿也就此夭折。
在明朝中后期，朝廷中有一股巨大的势力，叫做“东林党”。万历年间，顾宪成被罢了官后，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一些不满朝政、有意整顿朝纲的正直官员纷纷汇集在东林书院，他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针砭时弊，评论朝政，其中的著名人物有高攀龙、钱一本等。熹宗则正是在东林党人的努力斗争下才得以登基的。东林党人因此把持朝政，开始整治朝纲，将很多腐败官员罢免。他们罢免的这些人便纷纷投靠魏忠贤，魏忠贤因此把东林党人看成是阻止他实现野心的重要障碍。明朝不设宰相，内阁是皇帝的办事机构，实有宰相之权。首辅大学士叶向高、大学士刘一燥及周嘉谟、张向达、赵南星等正直的朝臣是魏忠贤控制内阁、进而夺取大权首先要除掉的人。
天启四年，魏忠贤在宫内已基础牢固，开始向外廷出击。这一年的春天，锦衣卫逮捕了内阁中书汪文言，虽然后来汪文言被释放，但这是一个信号，魏忠贤要向朝臣开刀了。六月，素以刚直敢谏著名的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并请求驱逐客氏出宫。王体乾将杨涟的奏章读给魏忠贤听，魏忠贤听了后确实有些胆战心惊。然而，当王体乾将杨涟的奏折读给正玩得不可开交的熹宗听时，由于客氏和魏忠贤早有安排，王体乾念的时候自然知道区分轻重，熹宗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下旨严责杨涟。不久，杨涟和东林党另一重要成员左光斗一起被罢了官。同年秋天，处在客氏和魏忠贤包围中的熹宗下旨将东林党人高攀龙、赵南星、袁化中等罢官削籍，叶向高也被逼辞去首辅之职。魏忠贤将自己的党羽塞进内阁和六部等关键地方，控制了外廷。
但是，魏忠贤并不以将东林党人击败为目的，他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开始了对东林党人的屠杀。天启五年，多次被下狱拷打的汪文言再次被押解进京拷问。阉党严刑逼供，企图让汪文言诬告杨涟、左光斗等受贿。汪文言坚决不肯，锦衣卫指挥使许显纯竟将汪文言活活打死，汪临死前大叫：“天啊，哪有受贿的杨大洪啊！（杨涟字大洪）。”许显纯又捏造口供，将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等人下在锦衣卫大狱中。当时任首辅的顾秉谦秉承魏忠贤旨意，以内阁名义代熹宗拟旨，命令对杨涟等六人五日一“追比”，即每五天用一次大刑追逼贿银。实际上，魏忠贤的鹰犬许显纯等在两月之内，已经对他们用了二十四回大刑逼供，每次施刑间隔只有两三天。最后六人都惨死在魏忠贤的酷刑之下。
天启六年，魏忠贤又兴起第二次大狱，将东林党人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缪昌期、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七人逮捕入狱。除高攀龙在家投水自尽外（他的儿子仍被魏忠贤抓入狱中），其余六人也都在受尽酷刑后被许显纯等杀害。除了这两次大冤狱之外，其他官员被阉党杀害、整治的不胜枚举。此外，为了打击反抗和不肯依附他们的官员，魏忠贤的党羽们还编列了黑名单，将不肯同流合污的官员指为东林党，列在黑名单上。崔呈秀编了本《同志录》，王绍徽编了本《东林点将录》，阮大铖编了《百官图》。在《东林点将录》中，阉党以《水浒传》一百零八将加上晁盖共一百零九人的绰号，加在一百零九个正直的官员头上，包括许多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如：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等等，攻击他们聚众意图谋反。当时开列黑名单已成为一大风气，东厂西厂魏忠贤都照单抓人，并把他们弄死。
随着魏忠贤地位的不断提升，相当一部分官僚出于各种原因，向他靠拢，协助他控制局面，打击反对派，他们被称为魏党或阉党。其中，崔呈秀是魏忠贤死党中最受宠信的人，两年中，他由一个革职听勘的罪臣，竟先后任工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并兼左都御史，权倾朝野，后来人以崔、魏并称。号称“十狗”之一的曹钦程，原为吴江知县，贪污纳贿，声名狼藉。自从认魏忠贤为义父后，便日夜出入魏府，摇身一变，成了朝中红人。他的无耻卑劣连同党都觉得厌恶，后来连魏忠贤都觉得他讨厌恶心，削了他的官职，赶走了他。吏部尚书王绍徽每升降一名官员，一定禀告魏忠贤，他的顺从听话使魏忠贤十分满意，夸他“真兵家之珍也”。同僚们对他的谄媚无耻看不惯，背地里叫他“王媳妇”。涿州人冯铨，翰林出身，因与东林党人不和，又和魏忠贤入宫前的妻子冯氏同姓，魏忠贤认为冯氏同宗，成了一家人，保举他入了内阁，成为“少年宰相”。内阁中其他人员如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都是魏忠贤的亲信，人们称他们为“魏家阁老”。魏忠贤的权势一时达到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