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会议的人不少，但主角就他一个。他一开始先纵论国际、国内形势，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最后亮出主题：废黜刘辩，拥立刘协。
面对如此敏感话题，大多数官员沉默了，而一向眼高手低的袁绍听了，表现比较有种，他立即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也难怪，人家一家子在政府里的日子滋润着呢：叔叔袁隗是内阁首辅（太傅），自己是司隶校尉，掌管京师，弟弟袁术是虎贲中郎将，指挥虎贲营，全家官运亨通，凭什么听你的？更关键的是，董卓对他说过一句很有杀气的话：“刘辩不行，我们就换刘协，如果刘协也不行，那刘家根本就不应该留种。”这种杀气腾腾的话从董卓嘴里蹦出来，让人三伏天也会感到一股寒意。
袁绍虽然够傻够天真，本事不大，但和吕布不同，他多少是讲原则的——野心家的话他是不听的，野心家的账他也是不会买的。
袁绍如此不识相，董卓不由得勃然大怒，话里透着杀机：“你是什么东西，现在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难道你认为我的刀子不够锋利吗？”
袁绍也毛了，针锋相对道：“天下的英雄好汉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吗？”说完便昂首挺胸，愤然而去！
董卓口气硬，是因为有实力，具体说是手下有人，更具体说是有拿刀的人（兵）；袁绍口气硬也是因为有实力，家族“四世三公”的名号可不是白给的，门生故吏满天下，谁敢惹？
双方虽然表面上都很强势，但其实都有点儿心虚：董卓虽然很生猛，但初来乍到，地皮还没踩热，猛然间还不敢对高干子弟袁绍贸然动手；袁绍虽然硬气了一回，但他的支持者大都是文人，是一群刀子都拿不稳、杀鸡都没胆儿的读书人。在大刀、长矛面前，什么样的关系都是扯淡。更重要的是袁绍激动归激动，义愤归义愤，却没有与董卓死磕的决心。所以，回到家以后，等激动的劲儿一过，袁绍发憷了：与董卓合作，恐怕会死得很难看；不与他合作，恐怕会死得更难看。无论哪种，都是完蛋。看来京师绝非久留之地，袁绍可不敢与狼共舞，所以他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潜逃。
当晚，他把皇帝授予他的印信、符节挂在城门上，然后溜之大吉。不久，他的弟弟袁术也嗅到了危险的气味，也跟着脚底抹油，一走了之。惹不起，咱躲得起，董卓你自己慢慢玩儿吧，恕不奉陪。
董卓一听袁氏兄弟偷偷溜了，不由得勃然大怒：“******，没经老子同意，你们胆敢旷工？”董卓生气归生气，但后果不仅不严重，甚至变成了喜剧——他封袁绍做了渤海太守，袁术做了后将军。
不要以为董卓脑子出毛病了，这么做当然不是他的本意。他原本想把袁绍作为A级通缉犯进行通缉的，但心腹周毖、伍琼在一旁劝道：“冲动是魔鬼，与其逼他造反，倒不如给他一块糖，先安抚他一下，免得他闹腾，这比什么都强。”董卓一想也是，这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想干也干不掉了。万一逼急了，造起反来可不好收拾，还不如送个顺水人情。
董卓以为这样做就能获得反对者的认同，但他错了，袁绍只是浮出水面的反对派，而沉默的大多数是不能收买的，也是收买不完的。但董卓并不在意这些，他不会因为别人反对就放弃自己的想法的。
少了你们，老子就不开张了吗？少了你们，老子就没办法了吗？一切按既定的方针办！于是，中平六年八月三十日，董卓召集文武百官举行了第二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因为有人反对，他很生气，差点儿杀人。这一次，他希望大家识相一点，配合一点，免得得他生气，在会场上杀人毕竟影响不好。会议一开始，董卓还是老调重弹，直奔主题：“先帝（刘宏）说过，刘辩呆头呆脑的，轻佻无威仪，不配当皇帝。而陈留王刘协聪明睿智，可以作为我们心目中的理想人选。”
惊愕万分的各位与会代表还没来得及踊跃发言讨论，举手表决，董卓就直截了当宣布会议的表决结果：废黜刘辩，刘协即位。就这么定了，谁敢反对，军法从事！
最有实力的袁绍缺席了，谁敢投反对票？毕竟枪杆子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换就换吧，只要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就行。想到这一点，大多数人都沉默了。
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表现是令董卓满意的，但也有极个别人自不量力，偏要鸡蛋碰石头，这个人就是卢植。
卢植只是一个小小的国务秘书（尚书），当时全国上下都知道董卓已经成为国家的后台大老板，他一个小小的秘书和老板作对能有什么好果子吃？但卢植并不这么看。在他眼里，只有皇帝才是老板，董卓再大，也和自己一样是皇帝的打工仔，他凭什么搞家长制、一言堂？
人民群众都不发言，就你敢和我抬杠，想出风头，想死是不是？卢植不想死，但一定要抬杠。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臭脾气——认死理。
董卓有权了，人也牛气了，脾气也上去了，于是董卓想杀人。现在他大权在握，已经可以杀掉任何敢于反对他的人，包括皇帝！
眼看新的流血事件即将发生，一个人出面及时阻止了，这个人就是蔡邕。
蔡邕，东汉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汉灵帝时，曾因得罪宦官被发配边疆巩固国防。遇到大赦后，又因为得罪宦官，再次浪迹江湖。就在他打算当一辈子黑户的时候，董卓进京了。
董卓进京，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灾难，但对蔡邕而言却未必。蔡邕是社会知名人士，董卓很欣赏他，非要请他出来做官不可，而且是真心的。蔡邕也知道董卓的大名，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伺候的主儿。既然惹不起，那只有躲了，所以，他声称有病，不去应招。董卓见状，托人带话给他：“敢不买我的账，我杀你全家。”董卓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个闪光点，但有一点除外，就是说话算数，当然也包括杀人。
蔡邕这才明白，这回是惹不起也躲不起了，那就勉为其难去吧。蔡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洛阳，在去洛阳的路上，他心里为自己的未来设想了多种结果，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迎接他的居然是升官！
这世上能让董卓佩服的人很少，但蔡邕绝对算其中之一。蔡邕到达洛阳后，先是当上了太学的校长（祭酒），接着被任命为监察官（侍御史）。在当上监察官不久，他又被提升为诉讼监察官（治书侍御史），随后又被提拔为国务秘书（尚书）。升官如此迅速，简直就是做直升机嘛。
这还不算完，蔡邕最后又被升任为侍中。侍中是皇帝的高级顾问，享受副部级待遇（比二千石），平时紧跟在皇帝身边，有事儿帮着皇帝出谋划策，没事儿跑跑腿，传达一下中央文件（圣旨），工作实在很轻松。
那时的政府工作流程大体是这样的：尚书台决定国家大事，尚书起草政府文件，而侍中、中常侍就负责跑腿，上传下达。这些能够天天在皇帝身边转悠的自然是皇帝的亲信大臣。那时候，就算你位居三公九卿也不一定有他们威风。还要交代一下的是，到了晋朝以后，侍中成为皇帝对亲信大臣的一种加官，凡事拥有此头衔的人，职权都和宰相差不多。总之，侍中的工作很清闲，但地位很崇高。
自己很欣赏的蔡邕出面为卢植求情，董卓自然要买账，但怒气未消的他还是毫不客气地免了卢植的官。
相对于卢植的不识相，另一个高级领导干部袁隗却很乖，当董卓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当即识趣地表示没意见。没意见就是完全拥护（当然，反对也是无效的）。还是那句话，只要工资不变，职位不变，福利待遇不变，换个老板算什么呢？给谁打工还不一样！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事情就这么定了！第二天，即中平六年九月初一，董卓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袁绍反对，被挤出京城；第二次会议，卢植反对，卢植“下课”；第三次会议，没人反对，所以皇帝“下课”。
小皇帝刘辩被允许列席参加此次会议，参加旁听。一般的列席人员虽然没有表决权，但有发言权，而刘辩这个列席人员什么权利都没有，他只需要知道会议的最终结果：即日起，自己的皇帝身份已经被正式废黜。
刘辩被废后，被贬为弘农王，而他的弟弟刘协接替他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任皇帝，也就是后人常说的汉献帝。当然，这个名号是后来的魏明帝给刘协的谥号，“献”字的大体意思是聪明睿哲。在他眼里，汉献帝把祖宗基业贡献给自己，就是所谓的聪明睿智。
对于董卓废黜刘辩的原因，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刘辩既然不如刘协聪明，干吗要废掉他，留一个智商低一点的皇帝不是更好吗？”
许多人不理解，其实是因为对历史没有做深入分析。这里有个问题需要首先搞明白：刘辩傻吗？许多人相信刘辩傻，主要根据来自于董卓之口，而且汉灵帝也说过类似的话。
其实，董卓的话是不作数的。董卓对刘辩和刘协的印象完全来自在邙山接驾时的初次接触：刘辩大概因宫廷里的流血冲突惊吓过度，表现失常，而刘协却镇定自若。其实，国家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一个14岁的未成年人被吓着属于正常反应，只和胆量有关，但与智商无关。刘协没被吓着，只能说明他胆子大一点，表达能力强一点，仅此而已。至于汉灵帝说刘辩轻佻无威仪，不够帝王资格，那是因为他讨厌何太后，不想让嫡长子刘辩继位才故意这么说的。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仇人眼里出妖怪”。
自古以来，话语权一向是掌握在胜利者的手里的，我说你傻你就傻，你聪明也是傻；我说你聪明你就聪明，你傻也是聪明。所以，刘辩不傻，甚至也未必比弟弟弱，那么董卓为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废掉刘辩呢？
仔细分析一下，我认为关键因素有两个：第一个是年龄问题，刘辩毕竟比弟弟刘协大5岁，马上就要成年了，如果不把他拉下来，这大欺小的游戏就玩不长了。第二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朝廷里拥护刘辩的大臣是多数，他的群众基础太深厚，所以，等他长大以后要想再控制他就是个世界性难题了，闹不好，自己的脑袋就得搬家；而刘协才9岁，拥有年龄优势不说，在朝廷里也没有任何根基，如果立他当皇帝，那就意味着自己掌权的阻力会小很多，再不济自己在朝廷里至少还可以多混几年。另外，董卓还想通过这件事向大家证明：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全天下都是我董卓说了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刘辩被废了，作为刘辩母亲的何太后日子也跟着不好过了，因为在董卓看来，如果何太后暗中联络大臣来对付自己，那就麻烦了。董卓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真正的法子只有一个，就是让她消失。
九月初三，董卓开始动手了。他先是毒死何太后，接着杀死了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事实证明，董卓虽然粗犷，但在排查安全隐患方面是很仔细的，活人跑不脱不说，连死人也要秋后算账，绝不放过。比如何进的弟弟何苗因为勾结宦官，也被人从棺材里拉出来，重新剁了几刀。想盖棺定论，地下安息，没那么容易。早知道如此，争权夺利干什么？
皇帝也废了，太后也给杀了，接下来董卓要做的事就是解决人事问题。原来，董卓是个喜新厌旧的人，他先是做了司空，等玩厌了，又换成太尉。不久，他又觉得当三公实在没啥意思，索性给自己封了个东汉没有的官儿——相国。所谓相国，就是丞相了。可别以为他这么做是心血来潮，经过他这么一变，等于对政府来了一次彻底的机构改革。
在西汉，三公当于现在的内阁，包括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其中，丞相是政府总理，是有实权的。但到了东汉，三公的称呼有所改变，换成了太尉、司空和司徒，虽然他们也享受丞相待遇，但实际上却是徒有虚名，真正的实权落入了尚书台手里。到了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实权又落入了宦官手里，尚书台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这时董卓把消失多年的老古董——相国重新搬到前台，不是说他有多么浓厚的怀旧情结，而是他想借此宣布：从现在起，帝国重新恢复了丞相主政的传统，而我董卓已经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了。
实际上，通过此次人事洗牌，整个东汉政府几乎完全受制于董卓：不仅皇帝的废立、朝臣的任免他说了算，连重大政策的制定也是他说了算。除此之外，他这个相国还享受了一些其他大臣没有的三种礼遇：赞拜不名、入朝不趋以及剑履上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