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接触较为频繁、对中国了解稍为深入的其他民族，无不同声称赞。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对第一流人物的智力，如孔子、老子、墨子、庄子、曾子……已有方法使之发育、成长、成熟，使其做出贡献；但对于第二、第三流的，则无良好方法可以促其登堂入室，与古贤先哲相切磋以矫正个人的人格。近世以来，在科学及有条理的方法方面，更自愧不如西方先进国家，难怪青年学子黯然自卑。其实，中国人自有其极为高明的方法，特别是表现在几千年来包容与融合外来文化这一方面，尤其具有辉煌的成就。《中庸》记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这种“并育”、“并行”的观念，培养出我们“容纳异己”的民族性。对于外来文化，我们并不排斥，却有一套非常灵巧的方法，加以消化整合，使之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一套方法，不同于西方的辩证法、批判法、演绎法、归纳法、直觉法、比较法、现象法、发生法、分析法、综合法等哲学或科学的方法。它也不是中国人经常使用的“体会法”，虽然“体会法”已经容纳辩证、分析和综合的历程，辅以“欣赏”、“参与”、“冷眼旁观”和“设身处地”等情意活动。这使西方人头昏眼花，干脆否定它是一种方法。但此一方法，乃是超越时空限制的，为中国历代所用，实际上亦可为世界各地通用，我们称它为“经权法”。中国式管理，自有其根源。近年来大量输入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造成诸多困扰。依我国传统，我们殊无必要亦无任何理由排斥西方管理，但是我们有必要，使西方管理溶于中国管理哲学，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管理现代化。具体方法，唯有重拾古方，好好运用“经权法”这一法宝。
“经权法”是“常道与变通的法则”《中庸》：“修道之谓教。”钱穆先生解释说：“人道包括天时地利及社会人群，故需随时随群而修。周公所讲的道，孔子出来修，以下仍需不断有人起来修，此便是修道之谓教，亦即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有变便需有修，但尽有修，还是这一道。这是中国人思想。”真理只有一个，这是“经”；真理为求实现，必须随着时空及社会人群的实际需要而有适当的权变，即为“权”。“经权法”便是“常道与变通的法则”。“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经”指“经常不变的法则”，中国人秉持这些“道义法制的常道”，所以“万变不离其宗”，可以放心大胆地“通权达变”。《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的本源乃是出自天命而不可更易的，古往今来，中国人不管怎样修，不管怎样变，却还是这一道。中国人讲变，但在变之上又要讲一个通，就是要求通于道。
“权”即“通权达变”，是对应着“经”或“常”而言的。《论语》记载：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中国先哲认为：自知乃知人之始，能自知的人，才可与共学；学以学做人，然后可以适道；信道要笃，才能独立不挠。所以唯有能够自立，也就是朱子所说的“笃志固执而不变”的人，才可以讲求“通权达变”。“经”、“权”合起来说，就是“理有不可变的，亦有可变的；不可变的为‘经’，可变的为‘权’”，但在中国人看来，“权”不可与“经”反，因为“权”是“经”在特殊之事中的运用，所以“权”必须与“经”保持同质的变。宋、明理学家常说的“理一分殊”或“一本万殊”，正是由“经”与“权”的关系转化而来。当然，“经”“权”也有异质的变，此即“权与经反”。
宋朝李觏说：“常者，道之纪也；道不以权，弗能济矣。是故权者，反常者也。事变矣，势异矣，而一本于常，犹胶柱而鼓瑟也。”这种“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的权变方式，纯属“离经叛道”，素为君子所不为。所以熊十力先生说：“经者，常道；权者，趣时应变，无往而可离于经也。”“经权法”是中国式管理的基本法《易经》中的“道”，在管理上有两个具体的含义：1.管理的最终目的。管理的最终目的在安人，这是长久不变的常道；时代变迁，安人的条件势必随之有所变易，但条件尽管改变，安人的目的却不可变。2.实现管理最终目的的策略。任何机构要求安人，必有合适可行的义理制度，并审慎地发展成为当时的政策或策略，通常以宪法、法律、条约、规则、合约、议决、公告、命令等形式出现，而为成员一致遵行。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一以贯之”便是孔子哲学方法的核心，所知、所言、所行，都要以一个中心观念、根本原则贯穿起来，才不致“乱本”、“忘本”或“害本”。有了这个“一以贯之”的“道”，然后“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时候，才能够获得“善”的具体标准。根据“善”的标准去分析内外环境，当然容易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而扬弃自己所不需要的，因此可以放心多闻、多学而无害于己。例如中国思想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的“三不朽”，因为中国人肯定人应该活在其他人的心里。但是事实上人又是“走向死亡的存有”，所以必须“立德、立功、立言”，使自己在后代人心里永远保存，就和永远活着一样，即为不朽。孔子由此引申出“人与人相处，不要存一人之见，更不要专在自私的功利上打算”，否则就不见人心所固有、所同有的“仁”(爱人之心)为中国实际人生的理想大道。中国式管理，亦因而将“使人安分乐业、使人身安心乐”视为不易的目的。唯有安分乐业、身安心乐，才能安心，也才是行仁。
孔子为什么选择仁道呢？因为他赞成“命”的观念。管理内外环境的复杂，人事的变动，随时可能发生不可预测的事件，无论管理科学如何发达，资料如何齐全，处置如何缜密而快速，结果如何，终是无准难凭。证之以20世纪70年代，若干素称管理良好、业绩优异的大企业宣告崩溃；而比较20世纪70年代对80年代的预测，差距委实太大，似乎不能称为“预测”。由此可知宇宙间确有人力所无可奈何的“命”在。既然利害得失非人力所能全部控制，不如回转念头，把握自己内心的情意，也就是切实做好可控制的部分，尽其在我。至于大大小小的风险，能否安然渡过，毕竟有其客观的限制，所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命是不必然的，而仁却是必然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是中国人用“仁”来安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主要原因。知命的人，才不会盲目地以“妄测心、必然心、固执心、私己心”来从事管理，所以无论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应该秉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端，才能安命成仁。但是孔子深知人有智愚的差异，为了顾及大多数不知不觉者，乃有订立义理制度的必要。员工共同遵守法则，自然所言所行，都能从容“中”道。管理者欲求达到“安人”的目的，使员工自动自发、尽心尽力做好分内应做的工作，便应该认识到世界万物都在不断变化的事实，应对内外环境的变易，以求得最为适当的对策。换句话说，要唯“时”适变，使每一事物都能够“因时制宜”。但是，所有权宜变更，务必秉持“权不离经”的原则，才不致“权与经反”而误入歧途。把整个机构导入不安的情势，那就不能中道了。
中道的标准，亦即权变的法则，我们认为下述三个要目是中国式管理所不可忽视的：1.权不越法，也就是权不舍本。成员间利害不同，难免竞争，产生怨怼之气，以致影响和谐融洽。各人无不寄望管理者借权变的力量，对自己有所助益。管理者如果越法特准，结果只会更增加成员内心的不平，不如坚持权不越法，一切权变，都在法令许可范围之内。管理者一方面切记法必须随时修订，使其切合时宜，勿成“呆法”；一方面则开诚布公地表示：“我可以尽量帮你的忙，但我相信你也不愿意叫我违法。”当能取得大家的谅解，促进成员之间的和谐。
2.权不损人。大家害怕权变，不愿权变的原因，是权变往往损害某些人而又有利于另外的某些人，造成“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场面。在结果尚未明显的时候，总是反对的多，赞成的少，形成恐惧权变、阻挠革新的心理。实际上权不损人，才能得宜。管理者如果坚守此一原则，当然可以建立部属的信心，使他们不但不反对权变，而且深信权变有利于大众，因而表现出欢迎的态度。权不损人，主要功夫在协调，协调费时劳神，固属事实；不协调所引起的弊端，要设法消除，恐怕更费力更伤神更浪费时间。这是管理者不可不详加考察判明的。
3.权不多用。权是特别的变通，权变太多，严重影响到常规，会引起成员对于常规的怀疑，使成员失去遵守的信心。常规是经，但经也要随着实际情况而作适切的调整，这才合乎经权的精神。常规时常变更，常常权变，显见已经失去了经的正确性与可靠性，不如从根本上修订原来的常规，使之更为公平合理。况且权一多用，机构内无法维持层层节制的常态，员工不理会组织的层次，一心盼望最高主管能够特别通融。各级主管，不是形同虚设，就是不敢也不愿负责。可见权不多用，才能消除“呆人”与“呆法”。依老子的说法，管理有如烹小鲜：不可不求变易，也不可轻易求变。管理者在一切变化因素之中，要时时把握变中之常。常即是“经”，“经”是“不易”，也应该及时“变易”，才是切合此时此地的“经”。
世间万物不断变化，唯一的不同，就是时间有久暂之分。对“经”而言，时间较为持久，空间较为广大。通权达变的目的，乃在求取经的达成，所以变易之中，要力求“不易”，亦即坚守“权不离经”的原则。这经权的相辅相成，管理者有责任把它弄得十分简易，使不知不觉的员工，由于经权的简单化和明朗化，得以易知易行。管理者是服务人，他应该确立若干原则，并且用最明白最清楚的语句，让员工完全明了：他的大部分责任，是在掌舵。使目标正确，也就是使这些原则获得适时的调整，而又能够适当地沟通，或使员工知之，或使员工由之，适时明确的服务，以期员工安分乐业而又身安心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