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与现代民主政治、法治政治、责任政治三大要素相符合。至于自治，每一枚棋子，都能管好自己。可行则行，不可行即止。遇有阻碍或困难，必循正道设法排除或解决，不依赖他人，也不轻易受人左右，或听信别人的意见，因为“观棋不语真君子”。而一旦下定决心，走错了路也绝对不怪罪于人，更不心存反悔，这才是“起手无回大丈夫”。中国式管理，深信管理的对象主要为人与事。事的范围较易解决，最难的是人，所以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如何把握人心的工作。依中国人的观念，最高的领导，即在充分激起同仁的自发心。而部属的自动自发，则有赖于民主的领导。因为****的领导者，常有喜欢逢迎、厌恶批评与讨论的倾向。若干善于讨好上司的人员，容易获得晋升的机会，以致组织内的热忱者变得冷漠，能力强的人退为旁观者，大家不以组织目标为重，却集中精力以追求个人的利益，弄得整个组织毫无生气。所以民主的领导方式，尽量鼓励同仁自治，才是“修己以安人”的坦途。竭尽心力无论如何，工作勤劳乃是中华民族的本性之一。好逸恶劳，不肯工作的人，历来都被视为无可救药的人。
中国一向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为教，一般读书人都以手脑并用，“耕读传家”为荣。隋末王通慨然有忧国之志，抱经纶之怀，被其教泽者，多能蔚为国器。可是他躬耕不辍，不敢自逸。有人问他：这样不是太劳累了吗？他说：“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且庶人之职也。无职者罪无可逃于天地之间，吾得逃乎？”中华民族勤劳成性，尤其是海外华侨刻苦自励，最为显著。中国人，只要让他心安身乐，他就会竭尽心力，毫无保留地勤劳工作，而且“但问耕耘，不问收获”。象棋的三十二枚棋子，不论寒暑，不分昼夜，只要主客兴起，对面而坐，它们便随时待命，准备竭尽心力去作战。如果棋子代表劳方，下棋人就是资方，这劳资之间，实在是十分融洽的，既没有罢工的威胁，也从未出现工资、福利的争执。
真正爱好下棋的人，无不爱护、保惜棋盘和棋子，把它们擦得干干净净。下完棋必定好好整理收存，更是从不虐待它们或任意舍弃它们。中国式管理由修己而安人，便是希望所有同仁都能够肯定管理者的服务价值，因而产生良好的感应。这些“感应人”(员工)在“服务人”(管理者)民主而“无为”的领导之下，得以身安心乐，而又安居乐业。他们一方面“促成向心、增强同心、坚定信心、引发忠心”，由忠诚而表现为无比强大的团队精神；一方面“增加能力、提高群力、产生合力、发挥潜力”，由能干、肯干而不断增进生产力。
管理上最大的难题，即在如何促使员工竭尽心力，尽量发挥潜力，唯有从“安人之道”出发，才能获得有效的解决。贯彻始终君子是孔子理想中所建立的标准人格。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君子应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一般人平日专门讲究小节小信，及至利害存亡之际，往往背信弃义，或颓废屈服。君子绝非如是，面临生死关头，他仍然正气磅礴，大义凛然，表现出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文官既不爱财，武官亦不惜死”，一切以义为行事的准则，凡是合乎义的，即使毁身辱体、赴汤蹈火，也应该戮力以赴，贯彻始终。象棋中的将（帅），固然誓死不降，每次战役，总是有始有终，绝不临阵脱逃。士、相相依为命，顷刻不离左右，凡有危难，无不奋不顾身，乃至以身相殉，亦在所不惜。
车、马、炮更具英雄本色，只见义之所当为，或深入敌地，以施诱敌之计；或步步为营，集结成阵，先求己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无论如何，都不计较个人的富贵名利，虽己身受困，也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兵、卒安步当车，而又安分守己，只知向前推进，从不落后。对于交付的任务，亦是“讷于言而敏于行”，贯彻始终，直至死而后已。实施中国式管理，“君君臣臣”，老板像老板，部属也像部属，彼此由陌生人的结合而滋生出家族式的情感。
组织的目标，就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事业，都不是出自一人的领导、创作或主使，而是整个集团的合作。虽然有组织，却给成员以最大的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彼此有等级，却赋予真正的平等(孔子主张正名，即谓任何名义，必须名实相符，此种真正的平等，就是义)。在这种正常合理的工作环境中，所有成员，自然尽心尽力于分内的工作，并且贯彻始终，义无反顾。千变万化中国自尧舜以来，以中为立国之道。中国以中字为国名，可见这是中国民族性的特点，中的精义，在于过犹不及。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孔子于中之外，又加以时义，所以孟子赞美他为“圣之时者也”。《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东吴大学前董事长杨亮功先生认为，中必须合乎时。在性质上，中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变的，不是执一的。在运用上，中是向上的，随着时代而进步的，不是保守或落后的。在功能上，中是本于理智的抉择，积极地力求圆满与完善，而非基于感情或一时利害，作消极的调和或妥协。但中虽然是动的、变的，却也有其不动和不变的道理，那就是中必须和时做适当的配合。如果中能合乎适时、适宜和中肯的要求，就成为此时此地不变不易的中道。中国先哲，自古即承认变是宇宙的一个根本事实。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惠施指出：“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庄子则常说“万物之化”，肯定一切都在变动流转之中。因为我们的遭遇，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易经》才主张“穷则变”，以期“变则通，通则久”。
其实易学的精神，不穷也要变，务求与时俱进，随时随事地演进、发展，而不断求其至当。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有一“权”字，我们才可以权衡轻重，损有余而补不足，在千变万化之中权宜应变，而无不适当、合宜、恰到好处。荀子说：“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熟计之。”详察事情的利害，审慎比较以定取舍，此时当以“义之与比”，用“义”来作为衡量可否的最高标准，才能够“权之而得中”，亦即“权不离经”。象棋规则简单明了，棋子不多，易于指挥、掌握。但是厮杀起来，千变万化，几乎没有一盘棋从头到尾都是一模一样的。下棋的人，面对时时都在变化的局势，每一着棋，都必须详察利害，审慎比较，然后才知所取舍。何况两人对弈，彼此都在运用心思，猜测对方的用意，预料情势的演变，走棋更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更增加了变化的复杂性。然而千变万化之中，有其不易的“经”在，那就是通行的象棋规则，有形可见，有迹可寻，再怎样变化，也要努力遵守，才有以“立”。
“经权之道”，应用在中国式管理上，成为根本的方法。管理者务须确立若干不可变易的“经”，向所有部属详为说明，使其切实了解，并谨记在心。然后分层负责，使其“持经达变”，按照这些“经”去应付千变万化的环境，自能恰到好处。和平融洽钱穆先生推论中国人的个性，认为“西方人好分，中国人好合”。中国人的和合性，超过了分别性。这种和合性，表现在虚怀若谷、宽恕礼让、容纳异己、以德报怨，蔚为一种和平融洽的风气。虚怀若谷就是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可武断，不可有成见，不可有偏见，亦不可有私心。宽恕礼让先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至“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其原则为“合于礼义，可让；不合乎礼义，当仁不让”，让本于恕，即“设身处地”的道理。
容纳异己才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表现出中国人宽容的美德。以德报怨本于老子，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够从废墟中重新振作起来，成为今日的经济大国，主要原因即在我国以德报怨。中国人具有这些和平而又融洽的特性，当然配称为王道的文化了。前面提及象棋是君子之争，彼此都希望获得胜利，却不能诉之以暴力，或表现出乖戾之心。大家在和平融洽的良好气氛下，各尽所能，这才是下棋的正道。虚怀若谷，胜不骄败不馁；宽恕礼让，对方偶有失误，并不严词指责；容纳异己，旁观者难免忍不住多话，亦予宽容忍耐；以德报怨，屡遭败绩仍然平心静气，经常战胜也不出语不逊。具有这样良好的棋品，才是受欢迎的人士。棋局才能够在和平融洽的情势中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