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茅枝婆身边的庄人没有多少了，十几、二十几个儿，也大都是年过四十、五十的人。他们相望着，默语着，最后把目光搁到茅枝婆的脸上时，茅枝婆却淡淡轻轻说，都回去睡觉吧，明儿天一亮我们回受活。说完了，就慢慢拉着她的拐腿回她的耳房了。她走得慢极了，脚步飘飘的，像稍走快些就会立马倒在脚地样。
絮言——黑灾、红难、黑罪、红罪
黑罪、红罪并非是什么典故，但却也有它深刻的来龙与去脉。事情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丙午马年里，那时候革命电闪雷鸣般席卷着这个国家的天南海北，山里山外，城市农村。满天下人都忙着破旧立新，斗人游街，忙着把老寿星、灶王爷、关公、钟馗、如来佛和菩萨的像揭下来，把毛主席的像贴到墙上，挂到身子上。到了次年后，斗争转移到斗人上。革命着，公社要每个大队每半月轮流送去一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坏蛋或****，像饿了必吃样供革命需要时，拉出来斗一斗，不斗了就让他戴着纸糊的帽子扫大街，以装饰社会的政治风景和气象。且各个大队里，是逢了节日，也要召开批斗会，像过节唱戏样让社员群众受活受活。这样，年长月久，就发现地主、富农们不够轮用，公社就想起革命已经从丙午马年到了己酉鸡年，三年时间过去了，竟忘了公社里还有耙耧深处的受活村。想起来如火如荼的三年革命里，还从没批斗过受活的地主和富农。便通知茅枝下月初一派一个地主到公社供革命用一用。
茅枝婆说，村里没有地主呀。
革命说，富农？
茅枝说，也没有富农呀。
革命说，没有地主、富农就送来一个上中农。
茅枝说，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都没有，全村家家户户都是革命成分呀。
革命说，你她娘的，不要命了，竟敢在革命面前扯大淡。
茅枝说，受活是在合作社到了末后才归了县和公社辖管的，压根儿就没有经过划分贫农、地主那档儿事。村里人从来就没有谁家知道自己家里是地主、富农还是贫下中农呀。
革命尖叫一声，惊得目瞪口呆，知道受活原在革命历史中漏落的事情后，觉得必须让受活补上革命历史中最为关键的一课，使历史在受活有一页新的插图，便往受活派去了工作队、调查组，就在那年仲上秋，要完成划分地主、富农、贫下中农的事。
茅枝说，受活已经向县上要求退社了，成分就不用划了吧。
革命说，我们知道你认识县委杨书记，知道你和杨书记都到过延安，可杨书记是现行反革命，已经畏罪上吊了，看以后哪个反革命还敢答应你退社的事。
茅枝说，那我跟你要求行不行？
革命说，******，你不想要命了？
茅枝说，受活本来就没有地主和富农，要划成分也都是贫下中农哩。
革命说，没地主、富农和恶霸，你茅枝婆就每天去公社让人斗，每天戴着高帽扫大街。
茅枝便被噎得哑然无语。
玉蜀黍苗儿高到筷子时，山脉上到处流荡着青蓝蓝的草棵、庄稼气，这时节，工作组到受活先给村人们开了一个会，让各家自报他们在己丑牛年的新中国成立前，自己家里有多少田、几头牛、几匹马，还有家里一年能收多少担谷子、小麦、蜀黍、大豆；日常间是否都吃谷糠、麦皮、黑面、野菜，是不是到了荒年去讨饭，替人干活做长工、打短工，到地主、恶霸家里是不是得替地主捶背、揉腰、洗锅洗碗、吃糠咽菜，地主的婆娘还用铁锥子乱扎你的手背和脸什么的。茅枝在那会上让村人们都向人家说实话，说二十多年前，家里有多少地就说多少地，别多说，说多了你就是地主了；可也不能少说呢，说少了你是贫农别人就是地主啦。各家各户都是瞎盲瘸拐的人，万一你成了贫农，让人家当地主，那谁能忍心，要一辈子良心不安。工作组的人，就在村中央摆了一张八仙桌，登记着各家报的新中国成立前的田地和财产。各家各户便轮流着去那桌前报着他们家二十多年前的田地和日子。你说着，人家忙写着。可登记完了，想不到受活家家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有十几亩的地，都有吃不完的粮，家里不是养了牛，就是供了犁、耙或者铁轮车。
人家问了一个瞎盲人，那时候你家粮食够吃吗？
瞎子说，哪能吃完呀。
问，过年能吃上一个白馍、半碗扁食吗？
说，平常想吃就吃了，那不是啥儿好东西。
说，你是瞎子地咋种？
说，我还是竹匠，帮村人们各家编个筐子编个篮，农忙了，村人们就把我家的地犁了和种了。
又问了一个瘸子说，你家多少地？
十几亩。
你一个瘸子咋种呀？
我家有牛，谁家平常用了我家牛，农忙他就来帮了我家里。
日子好过吗？
比现在好过哩。
咋好过？
粮食吃不完，菜也吃不完。
最后又大声问了一个聋子道，你家那么多地雇没雇长工干活呀？
聋子说，没雇呀。
那地你咋种？
聋子说，我家没牛可我家有辆车架子，车架子也是左邻右舍常用的，农忙了他就来我家帮着了。
到最后，贫农、富农、地主就没法划分了，家家都有种不完的地，家家都有吃不完的粮，家家都请别人帮过工，又去别家帮过工，那日子是瘸子要用瞎子的腿，瞎子要用瘸子的眼，聋子离不了哑巴的耳，哑巴离不了聋子的嘴。一村人的日子过得如一户人家样，祥和富足，殷殷实实，无争无吵。这样，到最后，人家就给各家发了一个黑皮小本儿，巴掌一样大，封皮上写了户主的名，内里只有两页纸，一页上印了毛主席的话，一页上印了要求你奉公守法、为人民服务的话。然后人家就走了，回了公社，通知受活人从村头第一家往后排，无论是瞎子、瘸子，或聋子和哑巴，每家半月必须派个人带着那小黑本儿到公社去一趟，也没别的重要事，就是戴着高帽子游游街，或者开大会了你在台上让人揪斗一阵子。
说，你家是地主？
答，不是。
问，是富农？
答，也不是。
说，不是地主富农你为啥还拿着小黑本？
就有几个人把耳光掴到了你脸上，把脚踢在了你腰上，你便咚的一声跪着倒在有几百、上千人参加的大会台子前。
问，你偷过啥东西？
说，没偷过啥东西，受活人从来不做贼。
问，没粮吃了也没偷过蜀黍和红薯？
说，粮食吃不完，要不是前些年全县的圆全人都去庄里抢粮食，各家的存粮十年都吃不完。
就又噼噼啪啪一阵打，说别看他是个残疾人，坏人就是坏人，看他家藏了多少粮。人民把自己的粮食要回来，他还说人民是去他家抢粮食。这一打，就比上次打得更重了，拳头落在了他鼻上、嘴上和眼上，棍子落在了他的头上和腿上。落在鼻上鼻子流了血。落在嘴上掉了牙。落在眼上眼眶就变得乌青黑紫。落在腿上，他不是瘸子就是瘸子了，是瘸子就成瘫子了。就这样，半月后，他回家养着伤，就轮到下一家拿着那个黑本儿来遭这份黑罪黑灾了。可是，那回家养伤的人，在村里见了茅枝，就要恶恶地瞪她一眼睛；见了她家的猪，就要狠狠踢一脚；见了她家的鸡，就要远远地狠砸一石头，见了她家种在房后的倭瓜、豆角，就要摘下来扔在地上，再上去跺几脚，把它跺成水浆，去喂自己家的猪和羊。
有一天，茅枝一早起床，见她家长成了的猪被毒死在了猪窝里，生蛋的熟鸡去吃了猪槽的猪食死了一院落。木呆着，开了院落门，又看见那村里去了公社挨斗、扫街的和还没轮到去扫街挨斗的，家家的户主和女人，都立在她家门口上，每人手里都拿着那个小黑本，见了她，先是冷冷瞪一会，猛地就有人把一口痰吐到她脸上，把那黑本摔在她身上，说是你让我们对上边的人说了实话的，说了实话就家家都是地主富农啦，家家都得到上边去被游街挨斗啦。说你去看看，林瞎子昨天到镇上让人家活活打死啦，人家说你是地主，还是富农？他说我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人家一棍子打在他脑上，没出气儿他就死在了台子边。
茅枝就忙迭迭去了村头的瞎子家，就见瞎子林果真死去了，躺在门板上，一家人围着他哭得死去活来。
再也没有话说了。
茅枝回到家，把门口的一地黑本捡起来，便拄着她的拐杖到了柏树子公社，天落黑时赶到革命委员会，找到了那给受活发了黑本的人，咚地一下给人家跪下来，说受活怎么能是一村地主呀，天下哪有家家都是地主的村子呀。
革命说，天下也没有没有地主的村子呀。
茅枝说，我实话说了吧，我家新中国成立前有几十亩的地，有几个长工和短工，一家人都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你就把我一家划成地主吧。
革命便又惊又喜地盯她老半天，又问了她许多许多话，把她手里那一把小黑本儿收起来，回办公室换成了一把小红本。小红本也还是那么大，也还是只有两页纸，封皮上填了受活各家户主的名，内里一页写了毛主席的话，另一页写了有关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革命把那一打红本递给她，说你走吧，没有亏待你们受活村，按新中国成立前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政策和比例，你们受活最少该有一户地主和一户富农，现在有你这一户地主就算了。说你连夜赶回去，明天一定要背着被子赶回来，后天公社要开一个万人大会，开会时必须斗斗你。
茅枝就连夜赶回村里给每家发了红本子，说红本子都是革命成分，都是贫下中农，村里只有一户地主就是她。说以后村里有什么需要地主富农做的事，她一个人就全都担下了。发完红本子，收拾了行李和铺盖，又给她那已经十一岁的女儿菊梅烧了一锅饭，蒸了一笼馍，让她吃了哄睡后，她就拿着村里唯一的小黑本，扛着铺盖往公社去受黑罪了。
那时候，玉蜀黍都已经大熟，满山脉都是玉蜀黍的甜。月光水一样摊在村头上，她要往公社走去时，受活人又都出来送着她，说你去吧，我们会照看菊梅的。说去吧你，革命也都是善良的好人，人家要你说啥你说啥，也就不会狠命地踢你打你了。
她就说，都回吧，该掰蜀黍了，我不在村里，大家该干啥儿还干啥。掰完蜀黍了就犁地，犁了地赶快把小麦播上去。
就走了。
来日的万人大会，是在柏树子街东边的河滩召开的。昔日里，流不断的河水，为了开会，几天前就被改了道，于是那满地沙石的河道就成了会场。会是公审一位现行反革命，他是一个刚教了三天书的先生。刚教了三天书，他竟敢在黑板上写毛主席万岁时，写成了石井山万岁。石井山是他的大名。他的小名叫石黑豆。原来他没大名只有小名，因为当了先生觉得叫黑豆不合适，就给自己起个大名叫石井山。井山两个字是来自革命圣地井冈山。他要告诉他的学生他叫石井山，然在往黑板上写“石井山”三个字儿时，竟写成石井山万岁了。
不消说，他犯的是死罪，是死有余辜。革命把他抓了起来时，他对他的罪恶供认不讳。
革命说，你知道你犯了啥罪吗？
他说，我知道。
革命说，啥罪儿？
他说，我在黑板上写了石井山万岁。
革命一拍桌子道，不准你把你写的那五个字说出口，每说一次你就罪加一等。
他问，那我怎么说？
革命说，老实交代，有啥说啥嘛。
他就低头想着了。
革命又问他，你知道你犯了啥罪吗？
他说，知道。
革命问，啥罪？
他说，我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
革命问，啥字？
他抬头看了一下革命的脸，说是石井山万岁！
革命就被气得浑身发抖，把桌上的审讯记录本和墨水瓶摔在了他脸上——
你再敢说这五个字就立刻把你枪毙掉。
那我怎么说？
你自己想一想。
他又低头想了想。
革命问，你知道你犯了啥罪？
他说，我知道。
革命问，啥罪？
他说，我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
革命问，啥字？
他又瞟了一眼革命的脸，不说了，用手在那地上把那“石井山万岁”五个字写出来。革命就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说******，你写出来比说出来更该罪加一等、再加一等。
这加一等、加一等、再加一等，就决计把他枪毙掉。枪毙就要开万人大会公审他，公审就须有一个陪审的人。时间正是在秋收前的一个集日，说是万人大会，那一天河滩上最少去了五万人。一里宽、二里长的河道上，人头像了摊在麦场上的黑豆粒。而且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那证明他们身份的小红本。秋天的日头在天空黄爽朗朗，温暖像文火一样烧着、飘动着。沙滩上的人们，是从左右十里、二十里、几十里的乡下赶来的村落庄子的人，为了开会又赶集，就把那河滩挤得水泄不通。那胸前的红本儿，便红成了一片火海，其热闹的景光，直到三十年后，受活人在魂魄山上出演绝术才又出现过，余其的光阴里，是谁都未曾见过的。人挤着人，肩靠着肩，吵嚷挤着吵嚷，如万马齐鸣样。可就在这空前绝后的景光里，茅枝婆首先被革命捆着绑着带到万人大会的台前。因为她是女的，因为是拐子又没有让她拄拐杖，尽管有两个人架扯着她，她还是走路一歪一仄，像三只腿的蚂蚱在台上跳着样。这一跳，她脖子挂的纸牌就摇来摆去，系纸牌的绳子就把她的脖子磨出了一条红血印。那时候，她才过四十岁，头发乌黑，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对襟衫，没有绾着的乱发，在布衫上飘着就如水面上漂着一蓬草。那挂着的白纸牌上，写了“反革命、女地主”六个大字，像为了明证那六个字，她新近领到的那个小黑本，也被贴在那六个字的正上方。
她一到那台上，数万人的会场便如被挨了一闷棍样静下来。
谁能想到，带上来的竟是一个女的、一个瘸子。
审问也就开始了。
她被按着跪在台前，一脸死灰苍白，嘴唇又青又紫，像一张白纸上画了两道菜色的线。然后那流水样的一问一答便从大喇叭里播到河滩的旷野上。
问，你是啥成分？
答，大地主。
问，犯了什么罪呀？
答，现行反革命。
说，把事实经过说一遍。
她就说，我不是红军战士，可我硬说我到过革命圣地延安。我不是革命后代，可我硬说我爹娘都在省城那儿参加过丁卯兔年的铁路大罢工。我不是党员，可我硬说我当红军时候就入了党。我说我是红军我却没有红军证，我说我是党员我也没有党员证。其实我是一个现行反革命，是躲藏在耙耧山脉里的大地主。我家新中国成立前有几十亩的地，有几头牛和一辆大马车，还有长工和短工，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她说，革命呀，同志们，贫农下中农们，你们看一看，我罪该万死吧，该和石井山一道枪毙吧。
人家就又问，新中国成立前你家吃的啥？
她说，啥好吃啥。吃不完的白馍、扁食倒了喂猪，也不让长工、短工们吃。
问，穿的啥？
答，绫罗绸缎。连马棚屋的帘子都不是秫秸秆，都是黑绸缎子。
问，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年你在干啥呀？
说，我日夜都想着变天，重过新中国成立前那吃不忧、穿不愁的日子。
就不再问她了，就对着台下的成千上万的人头唤，对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和女地主，社员群众，你们说咋办呀？
台下就举起了林地样胳膊叫着答：
枪毙她——
枪毙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