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的扫荡，国民党的封锁包围、停饷，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发生水、旱、虫等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特别是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生活物资奇缺，解放区军民“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说：“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是在困难面前饿死、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毛泽东说：“饿死是没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于是，他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这样，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一齐投入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展开了。他们开垦荒地，种植粮食、棉花、蔬菜，养猪、打柴、烧炭、纺纱、织布，以解决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围困。
八路军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葫芦河等地的屯田大生产。一二○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于1941年3月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荒种地。战士们高唱“革命战士不怕死，生产自给反封锁”的歌曲，经过两年多的奋战，把一个无人出没的荒野之地改造成了“陕北的江南”。三五九旅的官兵们每人每天能吃上1.5斤莱，每月两斤肉，会餐时还可吃上鸡鸭大米，全旅每个战士一年两套单衣、一套棉衣、两双袜子、两双单鞋、一双棉鞋。到1944年，全旅达到了吃用完全自给。王震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
在大生产运动中，党政军负责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在延安的杨家岭亲手开荒种菜，利用休息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周恩来带头学习纺线，他与任弼时参加中央直属机关的纺线比赛，以优异成绩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除直接领导部队的生产运动外，还亲自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前开荒种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王鼎铭也制订了生产计划。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参加劳动，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从1941年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部队开荒达30余万亩，粮食基本上达到自给，棉花油菜等经济作物及畜牧养殖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大生产运动中，还先后办起了纺织厂、兵工厂、造纸厂、被服厂等，保证了军需民用，保障了抗日经费的供给。这样，不仅解放区军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克服了严重的物资困难，而且解放区面积扩大了，人民军队也发展壮大了。毛泽东说：“蒋介石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倒成了好事，我们经济上受了封锁，少了几十万块饷钱，使原来对蒋介石有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路，这比任何薪饷任何援助都可靠。”1943年春，毛泽东挥笔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着名题词。正是靠这种精神，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寇一次次的“扫荡”，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包围，坚持了敌后抗战，为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依赖外援而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美蒋反动派，这是毛泽东自力更生精神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高度体现。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认为其军事实力远远大于共产党。它占据全国3/4以上的土地和人口，控制着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在军事上，它不仅拥有430万军队和现代化武器装备，而且还有个强大的后盾——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的一年内，美国为国民党装备了45个师，训练15万军事人员，并以飞机军舰帮助国民党运送54万军队进入内战前线。这一时期，美国对国民党军援总值达30万美元，大大充实了国民党的内战资本。特别是此时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足以威胁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有这样一个“不可战胜”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援，蒋介石扬言三至六个月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
中国共产党则处于明显的劣势，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万，分散在各根据地，武器装备主要是“小米加步枪”。解放区人口仅1亿，且处于经济落后的偏僻地区。与国民党相比更为不利的是没有任何外援。此时的苏联，出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及自身的利益，不仅不给中共以任何援助，反而要求共产党不惜代价与国民党维持国内和平协议。斯大林认为：“中国同志应和蒋介石寻求妥协，他们应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面对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实力及苏联的态度，是屈服于压力解散自己的军队，由此葬送人民革命的成果呢，还是坚持真理迎接挑战？毛泽东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从战争的第一天起，他就宣告：“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面对困难，他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解放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不失时机地将自卫战争转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1948年底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战略决战，进行了三大战役，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国民党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到此时，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
然而，就在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即将渡江解放江南广大地区的时候，在国内外却出现了一种要共产党“就此止步”和“适可而止”的论调。甚至连苏联此时也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是英美在中国利益的集中地，如果共产党打过长江去，美国可能出兵干涉，这就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从而危及苏联的可能。因此，苏联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1949年，斯大林派米高扬到中国来，劝告毛泽东“停止于长江一线”，他希望有“两个中国政府”。
面对以上这些声音，如果“就此止步”，中国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毛泽东在没有被美国可能干涉所吓倒，也没有为苏联的阻止而动摇，他毅然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誓言，决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949年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飞渡长江天险，解放江南广大地区，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迎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自力更生思想的新发展，它成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准则，也是顶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横加干涉的强有力的杠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内百废待兴，面临着巨大的财政经济困难。同时，新生的中国又遭受到美帝国主义施加的巨大压力。这就是：政治上不予承认；军事上以台湾、日本、南朝鲜为一线形成包围圈，并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不断骚扰破坏。特别是美国还发起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了中朝相隔的鸭绿江边，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恢复了国民经济，打破了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同时，他又以巨大的魄力，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新中国令世界上所有国家刮目相看。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开始发生矛盾与分歧。苏联党的领导人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共产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企图控制中国。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为毛泽东严词拒绝。毛泽东表现出的中国独立和自尊的精神，使赫鲁晓夫大为不满。加之两党在意识形态的分歧，于是苏共频频向中共施加压力：1959年，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不顾是非曲直，公然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1960年6月，苏共又联合其他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共横加指责和攻击。毛泽东并没屈服这些压力，苏联给中国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将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片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据统计，苏联当时撤走的专家共1390名，撕毁合同343个，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被废除。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恰恰发生在新中国自建立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困难。苏联以为，这样就能使毛泽东屈服。
为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利益不受侵犯，毛泽东顶住了这一巨大压力，他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自己的力量克服巨大的困难。他及时调整了党的经济政策，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全国亿万人民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在短短的几年内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不仅挽回了因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所造成的损失，而且在极困难的情况下还清了对苏联的欠款。中国人民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毛泽东，以自力更生为杠杆，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激扬文字、独领风骚的文学家
（一）“他的政治着作就是艺术着作”
1938年10月25日，在从武汉撤退的路上，白崇禧的车坏了，刚好周恩来的车经过，就邀白崇禧乘他的车一起走。在车上，白崇禧谈到要请共产党派一个军官团到衡山游击训练班讲授游击战。周恩来问：“白先生看过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吗？”白崇禧说：“我在汉口时曾仔细研读过毛先生的这本着作，我十分欣赏毛先生的分析和他的高见。我打算在训练班开学时，便告诉汤恩伯将毛先生的分析和论述摘要印发给军官们学习。”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说：“白先生，你是军训部部长，你能欣赏毛泽东先生这一军事着作，我一定把你对这本着作的评价告诉毛先生。”当车子在湖南一个渡口等船过河时，白崇禧注意到周恩来的司机下车加了水以后，找了一本书孜孜入神地看了起来。他瞄见司机看的书竟然是毛泽东的那本《论持久战》，他问司机：“这本书，该是指挥打仗的人才看的军事着作，你怎么也看？”司机笑了笑，答道：“抗日打持久战，不仅是指挥作战的官员们的事，这更是全国老百姓的事，不懂得怎么行？”这件事使白崇禧感慨万端。
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的文章所展现出来的精妙理论深度和博大战略高度。毛泽东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极为精彩的文章。他的文章，饱含着精深的思想、严密的逻辑、精美的语言、丰富的知识、流畅的文笔，表现出一种清新亲切、朴实明快、自然流畅、无拘无束、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的风格。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曾评论毛泽东的文章说：“他的散文比他的诗词更加精美绝伦，清晰之极。他的政治着作就是艺术着作。”的确，毛泽东以最合适的文章结构，准确有力而又明白晓畅地表达思想感情，阐述深奥的道理，使他的着作能同样感染文化人、军事家和普通司机，使别人的眼界也像他一样开阔起来。毛泽东为什么具有这样高超的写作才能呢？原因就在于每一种体裁都有其内在规定性，而毛泽东就是非常注意研究这种“内在的规定性”。他写诗词就讲究音韵格律，写散文就讲究辞章文法，等等。
学生时代，毛泽东按先生的要求研读过韩愈散文和桐城派古文，掌握了古文的创作规范。他认为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畸于文”，但要学写作，此书却不可不读。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又一次在鲁艺做了《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讲到要重视写作技巧时说：“清代桐城派做文章讲义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讲技巧，这也是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古文辞类纂》也是毛泽东终身喜欢的书。建国后，这本书从北京图书馆“借了还，还了借，他不知看过多少遍”。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书信中，毛泽东说：“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不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就是说，写律诗得按律诗的规矩写。毛泽东曾经批评过在延安的城墙上把“工人”写成“互人”。后来写这标语的同志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他跟毛泽东说：“那种写法本来是隶书的一种，现在不但我不这样写，有好些写隶书的写这两个字也不那么写了。”毛泽东即说：“这就不对了，隶书该怎么写就怎么写，篆书不是更复杂吗？也得那样写。我批评的不是那两个字，而是批评宣传工作不看对象，把那种字写在延安城墙上。”这些话把毛泽东要讲究形式，要按规矩办事的意思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绝不是那种浅薄的“造反派”。古文和诗词的形式是古人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定型的，后人只需下苦功学习即能掌握运用。而现代论说文则是毛泽东和他的同时代人从古典和外国的理论文章中汲取了有益的成分而后创造成功的。
由于毛泽东式的论说文曾风靡一时，于是近年有人将其称之为“毛文体”。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一文，可以看作是他对现代理论宣传文章写作规律的探索。他认为，写文章切忌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要想写好文章，第一，对自己要写的东西要有充分的调查研究，熟悉它的各个方面，方能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第二，心中要有读者，要想到究竟为什么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根据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达到宣传的效果；第三，写完后要反复删改，然后发表；第四，要讲究语法修辞，从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语汇中、从外国语言中和古人语言中汲取有用的成分。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因为它“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是死硬的、后退的、阻碍革命的东西，他倡导生动活泼、鲜活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他自己的写作正是他的主张的实践。对不同的对象他用不同的文体，给国民党要员和老一代学者的信是古文体，用词极为考究、典雅；给党内同志和人民大众的报告文章则用现代文体，并且尽量把复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用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方法和目的。他从来不会使他的听众觉得莫测高深，但他也从不会瞧不起听众而故意简单化。无论何种文体，他都能做到言之有物、生动活泼，产生引人入胜、打动人心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