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仍念念不忘游泳，仅在庐山人工湖游泳就达几十次。庐山山高水冷，但只要上了庐山，他几乎天天坚持游泳。1961年夏秋之际，毛泽东再次登上庐山。一天，山上起风了，风大雾大，水温降到17℃左右，跟随毛泽东的同志劝道，今天天气不好，就不游了吧。但毛泽东却说，大风大浪才能锻炼人。说罢第一个进入水中，劈波前进。到了晚年，他还是坚持到大江、大海中击水。1958年1月，65岁的毛泽东在南宁邕江中冬泳30分钟。8年以后，他又以73岁高龄横渡世界第三大河——长江，游程30华里，历时1小时零5分钟，这在全世界的政治首脑中是前所未有的。亲眼目睹的郭沫若有诗赞曰：“战歌壮，晴光烈，大桥横。豪情奔放，万岁欢呼天地惊。回看人群岸上，挥动彩花乱舞，鼍鼓压雷空。长江横渡毕，领袖笑容生。”
哪怕是病魔缠身，毛泽东也要到游泳池去搏击一番。1974年10月，他抱病最后一次回到长沙，此时已81岁，虽不能再到湘江里击水，却到省游泳馆游泳5次，每次游半小时左右。他生命的最后10年就是在中南海“游泳池”度过，“游泳池”成了他最后10年住处的代称。可见，毛泽东对游泳的酷爱了。
毛泽东还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谈过游泳的重要性，认为它是锻炼身体，磨砺意志的重要手段。他曾说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并以自己的言行来影响周围的同志和战友，与他同在长沙一师求学的罗学瓒，主要就是受其影响而潜心习泳的。他身边的不少卫士，也是在其指点之下成为游泳能手而跟随他追赶大海浪潮的。他甚至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游泳，还常鼓励那些在他游泳时围观的群众下水一试。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载的故乡韶山，一听说修建了韶山水库，就要下水库游泳。翌日下午3时，他来到水库坝上，有人送来了救生圈，他却不要，踩着水绕水库游了一周。岸上的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以微笑和招手向乡亲们致意，这也体现了他潇洒的个性，在大风大浪中搏击就如同在娴静的庭院中散步一般悠然。毛泽东游泳，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境界，即在大风大浪中去抒发慷慨意气，让澎湃的心潮在劈波斩浪中得以宣泄。
20世纪初，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毛泽东时常邀约一批志同道合者聚于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和风景秀美的湘江橘子洲头，指点江山，赋诗言志，探讨救国救民之策，同时把游泳作为强体魄、炼意志的主要手段，经常在波涛中遨游，到江心水深流急处击水，将宏大的抱负幻化在这同大自然的拼搏之中。此时，那奔腾不息的湘江正是这帮年轻志士奔腾激荡情怀的写照。于是，长沙的南湖巷和橘子洲头就成了他和伙伴们游泳畅谈的场所。
“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写下了这充满激情而浪漫的诗句。1925年秋，他故地重游，一人独立于橘子洲头，回忆起往昔“携来百侣曾游”的情景，思绪万千，不禁向同学和战友亲切发问，“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一句问话，形象地再现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及其战友在湘江中畅游时的激昂神态，豪迈气概，英武精神。向大自然挑战，到中流击水，是毛泽东游遍祖国江河湖海的另一重境界。
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游泳是同大自然斗争的运动，你们应该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言必行、行必果是他历来的作风，因此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水他就游，而且总是带着挑战的神情下水，带着征服者的骄傲上岸。1954年夏是他第一次到北戴河避暑办公，这是他第一次到大海中游泳。这一天北戴河狂风大作，卷起滔天白浪。毛泽东决心要征服这汹涌的大海，旋即换了泳装，向大海冲去。咆哮的海浪一会儿将他掀上浪峰，一会儿把他涌入波谷。他却从容地推着波涛，往大海深处游去。在喧啸的大海里，他两手不紧不慢地划着水，逍遥自在。疯狂的浪潮在这位强者面前不甘屈服却又无可奈何地喘息着。毛泽东游了一个多小时才上岸，不仅毫无倦容，反而显得高兴异常。为了纪念第一次畅游大海，他写下了风格奔放，意境壮阔的《浪淘沙·北戴河》。
战胜了大海，又想到波澜壮阔、水深流急的长江。1956年初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到广州后突发奇想：去游长江。海比江大，江却比海险。5月下旬，他从广州来到长沙，游过湘江，算是为游长江作准备，其后立即飞抵武汉。“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就是写的这次旅程。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首次横渡长江。这一天，晴空万里，汛期的长江，尤显宽阔。江水水温20℃左右，江面上刮起二三级东南风，江水在骄阳的映照下，波光闪闪。正在兴建中的长江大桥巍然耸立，雄伟壮观。中午12时左右，毛泽东乘坐“武康”轮驶向武昌岸边长江大桥8号墩附近水域，健步登一下船舷，毛泽东稳步进入水中，历时一小时，游程近28华里。游泳中，他履大江如平地，视天堑如通途，与周围陪泳的同志谈笑风生。他时而挥臂侧泳，斩浪前进；时而踩水前行，漫步于粼粼波涛之上，浏览楚天秀色；时而仰卧水面，双手垫在脑后，凝望万里长空；时而又将双手交叉放置胸前，安详地躺在水面；游到高兴时，偶尔扎个猛子，然后露出水面……尽情地享受和体验着与大自然风浪搏斗的欢乐。上船后，仍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余兴未消，笑着对身边的同志们说：“如果吃点东西，还可以坚持两小时。”两天后(即6月3日)，为了实地视察长江大桥的建设情况，毛泽东第二次横渡了长江。他决定从长江大桥上游下水，游到武昌八大家江面，中经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要游过无风三尺浪，水急漩涡多的长江、汉水汇合处——“龙王庙”水域。他要与惊涛骇浪，激流险滩一较高低。下午2点多钟，他从汉阳鹦鹉洲附近江面下水，游到桥墩上游水域，一边踩水一边视察长江大桥的施工。一见到毛泽东矫健的身影，整个大桥工地立即欢声雷动，汽笛长鸣，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来视察大桥啦！”“我们中国工人阶级一定要建设好大桥，让毛主席满意。”临近桥墩时，毛泽东迅速改变游泳姿势，奋臂侧游，沉着地从流速高达3米／秒以上的二号、三号桥墩之间一穿而过。次日，又第三次横渡长江，他再次从汉阳游到武昌。他在水流湍急、气势磅礴的万里长江中漂流，犹如散步一样轻松自如，悠闲自在。其景象、其豪情、其气势确如《水调歌头·游泳》中所描述的那样：“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1957年，毛泽东第四次横渡长江后，感慨地说过：“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寥寥数语，将他那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英雄气概高度概括了出来。
毛泽东遍游祖国江河湖海，唯对长江“情有独钟”，首次畅游后，又在3天内连续两次下水，以后每年必到武汉，享受一下“极目楚天舒”的乐趣。他还两次从九江下水畅游长江。从1956年首次畅游长江至1966年7月，毛泽东仅在武汉游长江就达20次左右。他多次赞美，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长江的水好，水甜。甚至会见外宾，也选择在长江边上。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华，毛泽东在武昌会见了这位赫赫有名的战略家。在涛声阵阵的长江边，他们进行了交谈，谈话结束后，元帅应邀登上“韶山”轮，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毛泽东畅游长江的英姿。当游到长江和汉水汇合处时，风势增大，水温下降，水急浪高，大自然的挑战激起他豪情满怀，“我们争上游吧！”说着就带领众人斩浪前进。这次，毛泽东畅游40分钟，游程12华里。在和蒙哥马利元帅告别时，毛泽东赠送给元帅的礼物是一幅自己创作并亲笔书写的《水调歌头·游泳》。由此不难想象毛泽东对长江的那份情感了。
综上所述，游泳在毛泽东的生活中已不只是一般意义的玩水或兴趣所至，也超出了强身励志的范围，而赋予了它向大自然宣战，向大自然进军的新含义。这或许就是游泳在他眼里倍受青睐和他喜欢把游泳地点选择在水深流急、浊浪滔滔、冒险性强的长江和大海的缘故吧。于是，游泳这项普通的体育项目，在这位伟人的生活中就有了更深刻的意义，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可以说，毛泽东在大风大浪中劈波斩浪，是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
（三）情趣纯真，随遇而安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具有高屋建瓴，纵横捭阖的文韬武略，其非凡的一生支配和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他的政敌、对手以及分歧者也无法否定他的魅力和气魄。然而，他又是一位质朴的常人，在他身上“有着中国农民的淳朴和自然的天性”。顽强与任性、刚强与柔和、老练与天真、庄重与诙谐，在毛泽东身上得到奇迹般的和谐统一，形成了他率性而为、洒脱自然的独特的生活意境。
毛泽东是一个植根于中国大地，在中国这块热土上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直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以后，在日常生活中也仍然保持着许多农民的习惯。就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毛泽东曾对劝他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的保健医生这样说过，“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我习惯了，你不要勉强我改变，不要勉强么。”的确，幼年的农村生活、长期艰苦的战争环境以及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特殊国情，铸就了他充满乡土气息的生活方式。
1954年春的一天，毛泽东到郊区散步，见随行的一名工作人员顺手拔了一把野菜，便问采的是什么。当他得知是苦苦菜时，遂让工作人员多采些，拿回去给他吃一点。野菜救过不少革命者，不能忘记它，不能忘本啊。归来后，工作人员怕毛泽东吃得太苦，就把洗净的苦苦菜用开水烫了一下，才给他送去。毛泽东吃到不苦的苦苦菜很不满意。因为，苦苦菜一经烫过就不那么苦了，而他要吃的就是那种只用盐花拌的苦苦菜。当那位工作人员第二次采来了苦苦菜，洗净后，按毛泽东的要求，拌上盐花送到毛泽东手中时，他才满意了。
毛泽东最爱吃的是红烧肉，一次，毛泽东又是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没吃饭。此时，毛泽东感觉有点饿了，便提出要吃一碗红烧肉。江青不让厨师做红烧肉，并说：“红烧肉不要弄，什么好东西，土包子，改不了的农民习气。”毛泽东没吃到红烧肉，并得知内情后，说：“不错，说对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的确，毛泽东保留有太多的农民习性。因为窑洞闷热，他便脱了外裤躺在床上与红军大学校长商讨工作。还像南方的老农民一样，他在喝完了茶水以后，熟练而自然地将三根指头插入茶杯一抠，将杯里的残茶送进嘴里吃掉，并顺势用手背擦一下沾湿的嘴角。平时他喜欢穿布鞋，却又不喜欢穿新鞋，总是让人代他穿一段时间，穿旧后，他再穿。他平时衣着随便，始终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和实用的习惯。他穿的第一标准就是以“舒服”来衡量，他自己更明确地表明了这个穿衣原则，即“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吃饭时，掉在桌上的米粒、菜叶，他总是拾起来往嘴里送，从不许桌上有一颗米粒。工作时，他有躺在床上阅读书报的习惯，所以他的床特别大，有一半是留给书的。对于毛泽东这种习以为常的工作生活习惯，尽管有人劝阻，有人建议改一下，但毛泽东则认为，这是我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凡事都有个平衡，我有我的平衡，不要破坏了，打乱了。长期繁忙的工作和无拘无束的个性，使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规律。
毛泽东工作量惊人，旺盛的精力超乎常人的想象，而生活却从无一定之规。工作人员按一般工作日的规律请他吃饭、休息，经常落空。他工作起来不分钟点，吃饭也没有一个准时间，只以感到饥饿为标准，往往一天吃两餐的时间多，有时只吃一餐，如果连续工作几昼夜，则吃饭的次数更少。常常是答应了吃饭，饭端来时却放不下工作，结果饭菜都凉了，只好重热，有时重热达两三遍之多。有一次甚至吃着饭就睡着了，打呼噜时嘴里还嵌着半个芋头。
毛泽东精力旺盛，工作从不知疲倦。“按月亮规律办事”，上午睡觉，下午、夜里办公。这还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稍遇大事，他的生活更没规律可言了。他不再注意时间，而以大脑疲劳程度为准，常常是几天几夜不睡，达到忘我的境界，总是要卫士们提醒，催促他吃饭、睡觉。可毛泽东又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在他正思考和工作的时候，工作人员若去打扰，他很容易发脾气。每当这种时候，也是卫土们精神上最紧张的时候。然而，全世界、全国能有哪月哪周不出点大事呢？实际上，毛泽东的睡眠极少，因此，卫士们从来不统计他每天睡几小时，那样算不清，而只计算他每周睡多少小时。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说：“在延安，毛泽东一天工作达十三四个小时，经常工作到很晚，往往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他似乎有一个铁打的身体。”就连采访他的斯诺都已感到筋疲力尽，可“在毛泽东那深思的脸庞上没有看到丝毫疲劳的迹象”。据一名卫士回忆：“毛泽东一星期睡眠不超过30小时。”
不讲究繁文缛节，随遇而安，形成毛泽东自然的生活作风。毛泽东生活中，从来不讲究，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他的吃饭不是为了享受，一切山珍海味都不追求，尤其厌烦宴会。他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因此，他吃饭始终是随随便便，随心所欲，顺其自然。一把炒黄豆，几个烤芋头，甚至只是一盘马齿苋，都可以算作一顿饭。
他的睡眠、饮食、活动全无规律性，却身体健康。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介绍，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因吃饭没规律，都程度不同闹胃病，奇怪的是毛泽东自己就没事。
对于吃药，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凡是小病，他是不会吃药的，至于用药防病，毛泽东更是不吃药，他坚持相信自己的抵抗力。一次，毛泽东牙床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化了脓，淋巴也肿大了。医生让他吃点抗生素消消炎。毛泽东就是不用药。他认为，吃了药，自身的抵抗力就不起作用了，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果然，几天后，毛泽东没用抗生素，牙病便好了。到了晚年，当毛泽东的身体一天天衰老下去的时候，他仍坚信自己的抵抗力，可以抵抗疾病的侵袭，而不大相信药物的作用。他有时甚至像一个固执的孩子，对医生的诊治用药连连摇头：“我不用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