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更是严于律已。1954年9月16日，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一届人大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稿第二、第三部分，本约好今（十七日）早送你。第二部分还有些材料可以取用。第三部分……可用的材料甚少，也不好删改，……我很不安。原想由我先将各方面初稿汇集改好后再送你修改，不料拖了两周，竟不能终篇，而且延误了时间，给你造成极大困难，这是我的工作方法上的错误，严格说，也是思想上的错误。"这封信表现了******同志严于律已的精神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进行自我批评是主动的、自觉的。有些事，并不是他的直接责任，但只要是******，党中央决定的，他都主动承担责任。
1953年，我国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职工群众劳动热情高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生产发展很快。全国工业生产率有相当大的提高，但几年来职工工资增长却比较缓慢，部分职工工资有所下降，没能照顾好人民的生活；1956年3月4日，******在******部委召开的21个专业会议，31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一开始就说："我今天是来负荆请罪的。"他接着说："生产发展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而职工工资没有相应的增加，甚至下降了，作为总理我是有责任的。"到会的同志无不对******这种对人民极端负责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深深感动。
1959年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一天，******去北京饭店参加小组讨论会。当他坐的汽车快要开到饭店门口时，饭店的一位工作人员，怕前面那辆车接住，就让前面那辆车继续往前开，先给******的车让路。
看到这情景，******立即走下车来，对那位同志说："你为什么让人家的车开到前面去？快把人家请回来。人家是代表，我也是代表啊！"说着，******站到饭店门口，等那位代表下了车，主动迎上去同他握手，道歉说："对不起，请原谅！"并坚持让那位代表先进了饭店大门。
还有一次，******应邀出席一个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乘坐的是一辆普通轿车。到了使馆门前，调度车辆的交通民警没有认出来，把他的车子调到离使馆大门较远的地方停下，当******从汽车里走下来时，那个民警愣住了，深感自己失职，又立即指挥另一辆车躲开，让******乘坐的那辆车开到使馆门前。这时，******笑着对民警说："这很不好嘛！车子停在这里，我走几步有什么关系？这样可以把使馆面前的地方腾出来，让别的汽车停放嘛！"
******这种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的做法，使这位民警深受感动。望着******高大的身影，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正是因为******发自内心地把自己看成普通人中间的一员，善于尊重群众，平等待人，因而也常常得到加倍的回报，受到对方由衷的敬重。
此外，做好批评的善后工作还要总结教训，加以补救或改正。
对此，原总理办公室秘书，副主任李琦曾到过几起这类事情，并且映象颇深，几十年后，他回忆起来，仍象是在眼前。下面就是李琦回忆的两件受总理批评及善后的事。
1950年初他从地方上调到周总理身边工作，刚到不久，有一天半夜值班，总理交给他一份有关外交方面的声明，要求第二天见报。他照例封好，交给收发室就睡觉去了。没想到第二天报纸上没有刊登，总理自然生气，要他立即查明原因，并嘱咐他要每个环节都查清楚。经调查，原来是由于天气寒冷，汽车在政务院机关旧式库房里很久没有发动起来，等将声明送到新华社时已经晚了，错过了发稿的时间。总理想到他刚来，并没有过多地责备，而是告诉他：要采取措施，保证不再出现这类事。同时建立了一套必要的制度，如文件发出后，要逐件检查送达时间，特别是对于即将发出的重要稿件要及时预告对方等等。后来，这些已成为秘书们习以为常的工作程序了。在这件事以后，秘书们仍难免发生差错，总理除了对负责人员进行批评外，往往是严肃地要求找出原因，想出改进办法，建立制度。尤其是在涉外领域出了差错以后，总理总是要求做到消除差错所造成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有时，总理甚至自己出面去补救，力求消除这种影响。这种事例就不只一件了。错了，怎么办？不是单纯批评，而是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原因，加以改进。
大约是1952年，江西的邵式平来北京开会，打电话说想要见总理。当时是李琦接的电话，因为看到总理特别忙，就没有立刻报告。等到向总理报告时，总理说："好哇，你跟他联系一下，约个时间。"他赶紧同邵式平联系，一打电话，才知人已经走了，回江西去了。李琦立刻向总理承认错误，说看您太忙，不忍心打扰您。总理听后十分严肃地说："你太祖心！我再忙，你也应该告诉我嘛！能否见他可以由我决定嘛。"后来他才知道，总理对地方同志来北京要求见他的，一般都要想法接见，以便听听他们的意见。李琦认识到错误后，立刻写了检讨。总理批评说："你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有问题，看不清问题的实质。只是看我忙，就不分事情的轻重缓急。"当时，他以为作了检讨，只要吸取教训，这件事大概就算过去了。没想到总理严肃地指示他说：把你的检讨改成电报，文字简洁些。以你的名义发给邵式平同志，道歉！这一下，他才知道总理是真生气了。他当然照办。同时也明白只有这样处理，才能说明造成这次失误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过错。而他起初只想着向总理有个交待就行了，却没有想到如何及时去消除因为他的错误而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教训。
******认为，领导者和群众相处时，要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对群众中那些正确的建设性意见，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采纳；对于不可取的意见，也不能简单生硬地加以否定，而应肯定其合理成分，同时详细说明自己的见解。在交谈中，尤其不能打断群众的讲话，要让人把话说完。那种当面肯定，工作中否定的做法，往往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领导者应该懂得："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对于群众敢于提出的不同意见，更应当特别珍视，慎重考虑。一旦发现比自己原来的主张更正确、更合理，就要勇于否定自己，而采纳群众的意见，决不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
******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写道："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本方式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实际上道出了他身居高位，领导群众但又和群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奥秘。
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居于高层领导职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担任总理达27年之久。但是，******从不给人以居高临下之感，无论是他的部下，还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战士、教师、演员、职员、服务员、炊事员、理发员，他都平等对待，倾听他们的呼声，重视他们的看法。******从不发号施令，从不强加于人，从不以命令的口吻讲话，即使发布命令或作出指示也丝毫没有两样。
******遇事十分善于同群众商量，博采众长，倾听不同的意见。他说："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他还说："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
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确定之后，争分夺秒的施工立即开始了。当时建筑界有一位老教授，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提出种种责难。大家认为既然已开始挖槽施工，对这些非议可不理睬。不料******听到反映后，很快请大家再次开会发表意见。会上，******把那位教授请到自己身边，鼓励他畅所欲言。那位教授对******平易近人的作风有所了解，便毫无顾忌地讲个不停。说各种建筑形式中最差的是"西而古"，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就是"西而古"，把大家一个多月的设计成果包括******无数的心血抹煞殆尽。在场的同志都觉得太刺耳了。但******却谈笑风生，十分耐心地请他把话说完，才和颜悦色地问道："先生说的"西而古"表现在哪些地方？"那位教授毫不客气地指出：门前大理石柱的柱头、柱基和柱身"西而古"。******听了爽然一笑，转向施工的负责同志说："既然先生对门柱有意见，请你们尽快做出模型，再请大家来讨论。"会后，******还亲切地留下大家进餐。10∶1的柱模型制好后，******特地把那位教授请到现场，和工人及设计人员一起，最后审定柱头的式样。
坚持真理、修理错误，这是每一个领导者所认同并愿意为之而努力的。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领导和群众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争执不下，而双方又都有道理，说不清谁对谁错。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就要允许对方争论，允许对方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以权压人，以势压人，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1961年，新侨会议期间，******去探望生病的黄宗英，赵丹也在场，赵丹便和******谈起会上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时有责任中意见，有人认为电影好，有人认为小说好，争论相当激烈。******说："小说我没看过，谁有这本书借我看看。"赵丹说："我有这本书，但不能给您看，因为上面写了许多批语。"******说："我正要看你批了些什么。"两天后，******在**********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了这篇小说，并同电影作了比较，认为电影改编得比小说好。赵丹则坚持认为小说好。7月1日，******到香山和参加故事片创作会议的代表共同欢度党的诞辰。赵丹仍一门心思地盯着******议论《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的问题。赵丹对******说："总理，我对你作的报告有不同的意见，你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是电影好，我看还是小说好！"******说："电影的时代感较强，场景的选择更广阔……"赵丹却说："那只不过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最后，赵丹还是坚持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听后，偏过头微笑着看着赵丹高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保留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也是一家之言嘛！"
******就是这样，从不因为自己是总理就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赵丹感慨地说："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
******不以领导自居，他的部属和人民却把他看作最令人尊敬的好领导；他从不发号施令，他的意见总是以商量的口吻说出来，人们却总是自觉地、雷厉风行地去执行他的指示。相反的情况我们在工作中经常见到：有的领导高高在上，处处摆着一副领导的架子，动辄以势压人，生怕人家不把他当作领导，结果偏偏相反，人家从内心里鄙视他，并不把他看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领导者；他们喜好"一言堂"，喜好命令式的指示，生怕人家不照办，结果每每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或者拖着不办，或者阳奉阴违。
领导与被领导是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事实上至少存在两种关系：由组织结构所规定的一方服从另一方的强制性关系，这种强制性关系通过权力体现着；由个人品格、形象所决定的非强制性关系，这种关系则通过非权力影响力体现着。在每一种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场合，权力和非权力影响力都同时存在着。组织所赋予的权力使领导者必须在行动上服从领导者；而领导者的个人品格、形象，他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包括友爱、信任在内的个人关系，则决定或影响这种服从的行为是自觉自愿的还是不情愿的、勉强的甚至反感的。权力和非权力影响力不仅同时存在，缺一不可，而且相互补充，相互作用。非权力影响力使权力带来的服从成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从而极大地加强了权力；而适当地运用权力，又能有效地强化领导者的个人影响力。事实上，被领导者从来都没有也不会把领导者与自己等同看待。正因为如此，领导者放下架子，平等待人，总能收到他竟想不到的增强影响力的效果。而影响力的增加，反过来又成倍地强化其权力。"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这正是******作为一个高层领导者能深得群众信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奥妙。
******逝世时所穿的灰色制服上有一枚纪念章。这枚纪念章上有******的形象，铭刻着******的亲笔题词："为人民服务"。******非常喜爱这枚寓意深刻、构图美观的纪念章。从纪念章问世起，不论春夏还是秋冬，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佩带着它，直到逝世。这枚纪念章，中国人民十分熟悉，许多外国朋友也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
******毕生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教导，也经常用"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他的保健护士郑淑云曾绘声绘色地回忆道：
"人们都知道，总理是因为"**********"苦撑危局给累死的。但一般的人很少知道在"****"前总理就通宵达旦地工作，自我到西花厅就没见他定时休息过。"
"记得在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总理一连工作了二十二个小时没休息了，还在一边工作一边等华沙会谈的电报。这天夜里大姐给我们值班的打了几次铃，听着铃声我们就过去问大姐有什么事。后半夜铃往往就是叫我们提醒总理早点休息或活动一下。这天是我和冯佛成值班。遇到这种时候都是男同志进去。那天冯佛成进去一催，总理把眼镜一摘说："我休息你替我办哪？"冯佛成没办法，往里送杯茶，递块毛巾，就退了出来。这样只好我出马了。我有另一招儿，人们都知道总理对人是非常客气的，所以我催他，他不理我，我就站着不动，我想总理总不能老看我站在那儿吧？过一会总理一看："啊，还没走？"我就说："你还没有活动呢！你不睡，可总得站起来活动一下。""啊，好，好。"说着就从办公桌旁站起来。我清楚地看到总理的手直发抖。那时总理年岁不大，也没什么病，就是拿笔批阅文件，坐的时间太长了累的。真让人看了不忍，他站起来围着办公桌走了一遭，喝了口水，又坐在桌前了。其实也就是应付一下，不然我不走啊！那边邓大姐正在等消息，我就过去告诉一声，总理已经活动了，休息了。至于活动多长时间，是否真休息？也就免说了，否则邓大姐不放心也就无法安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