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为人的和蔼宽厚印象极深，他自己则认为母教的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形成很有影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给国内团中央的报告，曾经对他有"态度温和"的评语，其实这只讲了他性格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刚强坚定，不过这种刚强性格的表现形式，是以外柔内刚、柔中带刚出现的。
南昌起义时，他对张国焘阻挠起义感到十分气愤，拍桌子大发其火，但还是留了台阶让张国焘下台，使其作为中央的随军代表，与起义队伍一起南下广东。
抗日战争初期，马老在重庆大学任商学院院长期间，目睹国民党四大家族强取豪夺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极为气愤。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在校内多次发表反对官僚资本、反对通货膨胀的演讲，奋起抨击时弊。他提出征收"战时过份利得税"的主张，把矛头直指四大家族，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却引起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刻骨仇恨。但马老是个中外驰名的经济学家，不敢对他断然采取强硬的措施，而派专人恳请马老和他们"合作"，出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马老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严词予以拒绝。利诱不成，继以写匿名信、附寄枪弹相威胁。马老嗤之以鼻，无所畏惧。利诱威胁都不能迫使马老"就范"，******终于1940年12月逮捕了马老，投入息烽集中营囚禁。
马老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山城。******同志会同各方面人士极力呼吁营救。1940年12月29日，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了《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的社论。1941年3月23日，《新中华报》又发表了《马寅初教授被捕经过》的文章，都是******同志从中促成的。他还通过各种方式、多种关系奔走呼吁，进行营救。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声援下，******被迫于1942年夏释放了马老。但仍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和发表文章，不准教书，没有行动和言论的自由。监禁关押，磨灭不了马老见义勇为、敢怒敢言的锐气。他出狱后写了一篇《中国工业化与民主》的文章，试送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没隔几天就被退了回来。后又试送《扫荡报》，同样被退回。马老感到无比愤怒。在这万分苦闷气愤的时候，当时正在重庆的******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就指示在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的许涤新同志说："马老是踊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于是《新华日报》派了一位记者到歌乐山马老家里去访问，并取来了马老的文稿，******同志又亲自看了一遍，最后在《新华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全文发表，轰动了山城，纷纷传阅。为此，马老深受感动，并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为老百姓说话。
这件事，大大鼓舞了山城各界人士，特别是文教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他们对******同志英明果断的处理和马老敢怒敢言的大无畏精神，无不感到钦佩和敬仰。从此马老在******同志引导和帮助下，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新华日报》每次开座谈会，马老都积极参加，并积极地发表爱国言论。有一次，马老在座谈会上说："只要是为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
1941年3月30日，马老还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里时，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为了营救马老早日出狱，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的启事刚在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两报刊出，立即引起了国民党的惊惶，下令两报立即撤版停止刊载。******还亲自下"手谕"给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由陈布雷会同教育部长陈立夫，明令重大师生禁止召开"马寅初祝寿会"，并威胁要用法律制裁。到了开会那天，破坏了重庆城区到沙坪坝的交通，把平时已经十分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削减班次，不让人们到沙坪坝重大参加祝寿会，并把重大礼堂上了锁，断了电。但虽经多方破坏，还是阻止不了"明师永寿"的祝颂。重大进步师生历尽辛劳，排除了种种阻碍，祝寿会还是如期举行。各界人士、报社记者都纷纷参加，有徒步30余里来参加的。寿堂设在一间大教室里，没有电灯，而焘烛高照，反而增加了祝寿的气氛。各方面送来寿联寿幛，"马首是瞻"、"老马识途"、"不屈不挠气征性，敢怒敢言见精神"等挂满了寿堂。特别醒目的是******、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的一幅，写的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冲破了重重阻挠送来的，挂在寿堂正中，大大增添了祝寿会的热烈气氛，也鼓舞了与会者的热情，称颂马老敢怒敢言、正气凛然、临危不俱的民主战士的精神。
1955年，马老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实际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写了一份《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为了慎重起见，他先在人大浙江小组征求意见。有的代表认为马老不识时务，有的代表主张对马老进行批判。后经周总理劝阻，才未进行批判。马老认为人口问题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问题，必须引起重视，继续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他几乎跑遍了浙江，从实际调查中，更加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为了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幸福，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必须及时引起重视，早日执行。1957年4月27日，马老在北京大学发表了人口问题的讲演。这是马老解放后公开进行的学术讲演。之后，又征求了潘序伦、陈达、竺可桢等专家学者的意见，把讲演稿修改加工整理成一篇《新人口论》的专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后在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他认为我国人口基数大，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高，人口发展太快，人口质量低，身体素质差，平均文化水平也较低，加上我国经济底子薄，因此，已经产生交将继续产生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必须及时引起重视加以解决。
不久，有人传出要批判马寅初的风声，报刊也有不点名批判马老的文章。有人主张干脆把马老定为****。当时中央******负责人许涤新同志请示周总理。总理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由于周总理出面制止，马老才幸免被扣上"****分子"的帽子。
十年浩劫期间，原北京大学校长马老的住宅，没有遭受红卫兵抄家的浩劫，也是因为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一天，派出所所长来到马老家，对马老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你这个地方受到我们保护，有什么事，可以来派出所找我们。尽管那些"造反派"对马老虎视眈眈，但由于有周总理的指示，派出所的保护，他们始终没敢抄马老的家，也没有批斗马老。
1972年4月，疾病侵入了马老的身躯，大便出血。经北京医院及当时在北京参加医学界学术会议的名医会诊，最后确诊为直肠癌。据医疗文献记载，八旬老人就不宜再做手术，而当时马老已91岁高龄，多数医生主张不做手术，以放射结合药物治疗为宜。马老家属考虑，癌细胞扩散到后期，病人的痛苦不堪设想，必然会夺去病人的生命，与其眼睁睁地看着病人痛苦地死去，不如手术根除；万一不幸下不了手术台，也是出于无奈。马老也坚持让医生给他做手术。这样，北京医院院长也做不了主。当时只有军代表和"造反派"说话才算数。但是，他们也不同意做。院长暗示家属，这事只有报告周总理才有解决的希望。马老的儿子写了一个病情和要求手术的报告送给周总理，并希望天津人民医院院长金显宅和肿瘤大夫张天泽、王德元给马老做手术。周总理收到报告，当天晚上就做了如下批示："病人有施手术的要求，愿与医院合作，家属又坚持手术治疗，就应该从手术考虑，并拟定各种危险的准备。"
第二天收到周总理的批示，马老和家属感动得流下了泪水。更使马老和家属吃惊的是金显宅、张天泽和王德元三位名医第二天也到了北京医院。原来，昨天夜里，总理办公室通知了天津市，要这三位大夫出诊到北京。
由于事前考虑周到，准备充分，各位名医亲自上阵，给马老做的手术非常成功。
91岁的马老，手术后经医院精心护理和治疗，身体基本康复。冬去春来，一晃三年过去了。马老在家安心静养，颐养天年。而周总理在这几年里，却积劳成疾，病情日渐沉重。他在病榻上还惦念着马老的身体。1975年春节后不久，他特派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等专程到马老家里，代表总理看望马老。两位大夫突然到来，真使马老惊喜交集，想不到周总理身患重病，还仍惦记自己，马老全家都深为感动。吴大夫详细地询问了马老身体恢复和日常生活情况，细致认真地检查了马老身体，之后，作了完整的记录，以备向总理汇报。临别时还说："看发展情况，过一年再来检查。"送走大夫，大约过了两个小时，马老家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是吴蔚然大夫从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说他们已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还问马老现在用的什么药物，希望电话里补充，这几句话，反映了总理细致周到的作风和对马老的关怀，深深地感动了马老全家。回电话之后，家里人默默静坐，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古往今来，哪里有这样肝胆照人的伟大人格呢？马老闭目沉思，自己一生能遇到总理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怎能不感到幸福和自豪呢？和总理交往感人的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不时地暗暗自语："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总理可好？可惜我瘫痪了！我真想去看看他呀！"
总理的深情厚谊，感人的往事，深深地铭记在马老的心里，使他终生难忘。在马老的一言一语和书信来往中，都表达了他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1961年9月，他在给一位曾被错划为****的四川大学政治经济专业的学生复信中说："大函敬悉，甚佩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并怜先生所遭遇的苦难。我以为这些事实报告，理应送给党内高级领袖决定，读完两集后，把它送给最得人心的党员，这是我实事求是的态度……。"信中所指"最得人心的党员"是指******总理。这充分说明了马老对总理敬仰的心情。1961年，马老又被公开点名批判而仍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同情支持敢于说真话的人，也说明马老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的勇敢精神。
抗日战争以来，特别是解放以后，马老在经济学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马老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不是简单盲目地表现在人云亦云的随声附和上，而是表现在他为党和国家的利益，敢怒敢言，发扬知识分子的特长坚持真理上。他是党的真正诤友。而这些都是和周总理的关怀支持分不开的。
三十四、跟******学以礼待人
1960年，******对柬埔寨、越南、蒙古三国进行访问。这一次出访是一次宣扬国策、修睦邻邦的重要外交活动。1958年7月中柬正式建交，8月西哈努克第二次访华。******这次回访，也是中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的首次访问。******访问柬埔寨的时间安排在5月初。4月上旬，外交部忽然得到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陛下病逝的消息。外交部当即通过王幼平大使向柬政府了解，******5月访问对柬方有无不便，同时把情况向正在国外访问的******报告。柬方的答复大意是：柬在国丧期间，欢迎礼节恐怕不能尽善。外交部当时也考虑到柬在国丧期间接待国宾恐怕有困难，悲痛哀悼的感情和欢迎的气氛毕竟是难以冰炭同炉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却指示外交部通知柬方，他将率代表团按期访问，专程前往吊唁老国王，并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因为正值柬王国丧期间，希望柬方在接待方面从简。******还指示外交部要为代表团访柬赶制素服，以示庄严隆重。1960年5月5日，******率代表团全体人员穿上素白礼服，登上专机。上午9时飞抵金边波成东机场。******和西哈努克亲王热烈握手，互相问候。亲王告诉客人，柬埔寨王国举国上下将为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守丧一个月，但为了欢迎中国贵宾，已将悼念活动中止，待贵宾访问后再继续举行。******当即表示感谢，并申明此次率代表团首先是向不幸逝世的老国王陛下进行吊唁。******当天下午拜会了主人后，接着便到银殿苏拉玛里特先王灵前献了花圈，举行了吊唁的礼仪。******的这些做法，无论在柬埔寨，还是在国际上普遍受到赞颂。
******认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与人之间尚有差异，各国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方面更是各不相同。礼宾工作应该充分了解、尊重对方的习惯，以免伤害对方的感情，影响彼此关系和我国的声誉。为了做好工作，******要求外交工作人员加强调查研究，广泛搜集材料，过细掌握各个国家的不同习惯，丝毫不能疏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