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当“素骄、好勇”的江都王对汉天子蓄怀僭越霸横之心，称许董仲舒做他的江都相如同春秋时代管仲相佐齐桓公兴霸之时，董仲舒则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的教义来维护君纲，“以礼谊匡正”江都王。董仲舒反对一切为谋求利益而违反“三纲”道义的行为，要求人们以仁义制利欲，特别是他讲论“义之养生人大于利”，指出“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义而徇利，去理而走邪”，以至于“贼其身”，“祸其家”。也就是说人民胆敢为了谋取生活利益而不顾封建礼制，就是不义，也就是“大逆不道”，就会招致杀身灭家。董仲舒还阐述了“义不讪上”的教义，即是要求人民和地主阶级的“位卑者”绝对不许对天子及封建王朝位尊者有所异议。他宣称一切臣民“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乃“忠孝之极”这鲜明地显示出封建主义的“义”德的戒律及其淫威，特别是对人民既控制其思想行为，又不许其提出生活利益的要求，还封闭其正义的呼声；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义”和“义不讪上”德育所要达到的目的。可见，董仲舒的“义不讪上”是封建****主义思想的产物，是家长制的精神体现。
董仲舒为促使三纲之道的实行，还大讲礼德。按照董仲舒的说法，“礼”就是指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他说“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故之级者也”。又说“谓(为)之度制，谓(为)之礼节，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有所让而不敢争，所以一之也”。可见，董仲舒是在阐发孔子所讲的“先王之道”和“尊尊、亲亲”之“礼”以及“立于礼”和“礼以行之”等思想，也是发扬孟子“辞让之心，礼之端也”等思想，教导人们遵行三纲之道。他一方面要求汉王朝教合贵族百官“成之以礼乐”，严守等级秩序之礼，“君子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否则就会“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廓，名曰虚邑。如此者，君其枕块而僵”。另一方面，而且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节民以礼”，“使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他特别强调施行礼的德教以防民乱的作用，明确地提出“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礼。”由此他谏告汉武帝“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化教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从上所述，可见董仲舒关于礼教的涵义、作用及其本质。
董仲舒的礼教思想，从政治上说来是为汉王朝培养忠臣、顺民、孝子与贤妻。从理论上看，阐述了“仁”与“礼”的作用关系。他说：
“礼者庶(摭合)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这是以仁为质为体，以礼为文为用，要求仁礼结合、体用相成，说明了道德思想的主导意义和道德规范实践的重要，表现着要求思想与行为的密切联系。这是符合德育原理的。
在五常之道中，董仲舒阐述“仁德”是与“智”密切结合而相提并论的。他在《必仁且知》篇中讲道：“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但他把智从属于仁德，作为一种道德范畴，从而论述“仁而不知，则爱而无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知是为了“其动中伦，其言当务”。
要知道董仲舒讲智的着重点是从其德政治术上来讲“莫急于智”的。
他要求封建统治阶级发挥智能，要能“见祸福远，其知利害早”，对于所谓“民患”能“先觉其萌，绝乱塞害于将然而未行之时”，要“知礼之本，”从而善于教化人民以治天下。另一方面他认为劳动人民是“瞑”，要接受王教，化“瞑”为“觉，化“暗”为“明”而知晓纲常与遵行其秩序。显然，这绝不是启迪民智，而是以封建道德钳制人民的思想行为，压抑人民的觉悟。这就是董仲舒讲智的目的、实际内容及其阶级性实质。
董仲舒在《必仁且知》中，对于德育的教学原则方法提出了有益的意见。这就是德育要与智育相辅相成，德育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之中要贯彻德育。德育与智育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是有价值的思想。
董仲舒把“信”作为“五常”之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阐述《春秋》大义时，发挥了孔子所说的“道千乘之国，敬事而言”的道理。这是向统治者阐明“信”对于治国具有“得失之大也”的重要意义。“他申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更明确地向胶西王讲论“《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他还特别宣扬“为人臣者委身致命，事无****，所以致养(忠)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忠(信)也”要“至忠厚信以事其君”。董仲舒之所以如此不厌其详地大讲特讲为信之德，对于君主来说，是借以维系诸臣百官的忠诚，加强本阶级的团结；对劳动人民来说，则完全是要求人民对于封建王朝要倾心置腹地诚挚信从。应该指出，董仲舒主张贵信贱诈，不能说是完全的虚伪骗人的说教。他自己的行为就是相当廉直和信实的，而且对于人民有一定的同情心，要求行信于民的。当然他讲的示民以信，有其阶级的局限性，特别是受他所主张“屈民而伸君”的思想所制约。然而他要求“厚其忠信”，即做人信实，待人无欺，他批评公孙弘“从谀”而反对玩虚弄诈、欺世盗名。这总比公孙弘的“多诈而无情”要端正些。就这个意义上讲，董仲舒的论信是正当的道德修养，在教育上可以借鉴。在他的影响下，汉王朝在某些事件上，也是对人民行了“小信”的。
总观董仲舒的纲常道德教育思想，是神权、君权、族权和男子权四条精神枷锁的反映，成为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和统辖人心的思想工具。在当时起了不小的作用，并在历史上影响深远。至宋代理学家朱熹把纲常伦理说成是天理。他讲道“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又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直至清末张之洞在推行“洋务教育”中，还大讲“明纲”，即以三纲为千古不变之道，确定忠孝为立学宗旨，用来反对当时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民权与男女平等。这都是渊源于董仲舒的思想的。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在前面所述的董仲舒关于道德教育内容中，曾部分地论及有关培养道德的原则方法。如“以义正我”的“自治”和“责己”的原则；“必仁且知”的德育与智育相结合的原则，以及以仁为体、以礼为用，要求道德思想与行为规范统一的原则，这些，都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德育原则。此外，董仲舒还阐述了若干值得重视的道德教育原则方法，应该探讨其合理的成分，以资借鉴。
1.“明道”、“重志”
董仲舒在讲论道德品质与行为处事上，对于“知”(如明道或知礼等)与“志”都赋予重大意义。众所周知，他强调“明其道”，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还要求“知礼之本”、“知其本心”，提出“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知先规而后为之”等等。这些都说明了道德认识的重要性。他指出“《春秋》之论事，莫重乎志.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在这些论述中，董仲舒揭示了德育过程中的明理、立志的重要性，这是有道理的。
但要知道，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及称颂“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利”，恰恰是过分强调动机而否认效果、强调所谓道义而反对功利，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际上是虚伪的。然而，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一教条，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成了一条正统教义，如宋代理学教育家朱熹盛赞董仲舒并把他这句教条作为白鹿洞书院的一条教规，订为“处世之要”。但是，对于这种重道义、轻功利的教义，在当时也为反理学的学者所反对。事功学派代表人物陈亮在其《勉强行道大有功》中予以驳斥说：“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而勉强于其所当行而已”。指出了“明道”即在于行道而求其功。另一着名学者叶适更尖锐地批评说：“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尔。”直到明清之际反理学而讲实学的教育家，无一不抨击所谓“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谬论。当然，他们的反驳，还都只是局限于封建道义与其功利的关系上，并不能真切地揭示问题的实质。
2.“强勉行道”、“进善诛恶”
尽管董仲舒不考虑功利，但在道德修养上，他还是要求“明道”与“行道”密切相联系的。就是既要认识道德，还要力行道德，这是德育正当的知行结合原则。董仲舒在主张“明道”、“行道”中，还阐述了进善诛恶的思想与改过迁善的思想。他申述“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返)道者也。”要求“反(返)道以除咎”和“进义(善诛恶”，这在道德修养上提出了又立又破、破立兼行，使改过与迁善同步前进，应是很正确的见解，总结了德育的一定规律。此外，他还提出了“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等等修德的言论，可以认为都是有道理的德育格言。
3.“自得”、“自乐”
董仲舒关于道德培养，提出“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这是对德育提出了自觉和主观努力的原则。他又说“力者，勉行其身以化之”。显然，在这里所谓的“化”，就是通过主观努力使道德观念、意志的修养在内心中油然而生，达到“自得”的心理状态。与此相联系，他还申述了道德修养的“自好”与“自乐”的感情思想境界。例如他说“人好义者，谓之自好”，“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行必中礼而心自喜”等等，从而指出“仁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说明了道德修养要做到心意舒和而怡然自得的境界。董仲舒在德育上提出的“自得”、“自乐”，能够使人在道德上修养得感情怡洽悠然，心意自如中矩，认识与实践合拍深化。这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和谨慎汲取的德育原则。
董仲舒在道德修养上所讲的“明道”、“重志”、“强勉力行”和“自乐”等，表达了德育过程的知、情、意、行。他曾说“知仁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这仅从德育过程来论，也是说明了知、情、意、行修养问题，是符合人的心理过程和德育规律的。
4.“内视反听”，“湛思省悟”
在道德修养上，董仲舒要求行使“内视反听”的方法。这是一种自省的方法，并非董仲舒首议。早在战国时期，秦国的赵良曾向商鞅提出“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其本来的意思是说，接受别人的意见(反听)和进行自我省察(内视)就会聪明正确了。然而同一命题，由于不同的观点就会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董仲舒所说的“内视反听”则是主观地觉察自己的“德性”。他曾说“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又说“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由此，他的“内视反听”是要求内向地“明于天性”与“知其本心”，从而明确地提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但是董仲舒的“内视反听”、“深思省悟”，对于德育要求视、听，思、省的功夫，在方法论上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