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公元1428-1500年)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白沙村濒临西江入海之江门，故明、清学者或称陈献章为白沙先生，其学为江门之学。陈献章的诗文，后人辑为《白沙子》。
陈献章早年曾锐意科举，于二十岁(正统十三年，公元年)、二十四岁(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四十一岁(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时三次参加会试，但皆落第，终未获出仕机会，从而促成了他逐渐走向潜心学术的道路。
陈献章第一次落第后，以听选监生入国子监读书。第二次落第后，于二十七岁时(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曾师事当时着名的江西学者吴与弼。半年后归家，闭门读书；又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不出户外。正是于此期间，陈献章的思想发生了一种转机，即由读书穷理而转向求之本心，他提出“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的修养方法，开始显示了异于朱学的心学思想风貌。
陈献章三十八岁时(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重游太学，受到京师名士们的极高推崇，被誉为“真儒复出”。但三年后他第三次参加会试时，却又名落孙山。五十六岁时，因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的推荐，陈献章应召赴京，令就试吏部。他以疾病为理由，推辞了吏部的考试，又上疏乞终养老母。最后，授以翰林院检讨而放归。此后至卒，屡荐不起。此期间，陈献章的思想风貌又有所变化，即他非唯静坐室中，而是逍遥于自然，“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张诩《白沙先生墓表》)，领略山水风光，养浩然自得之性，标立“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主张不离日用，于时事出处中即现“本心”，标立“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世界观。这些都表明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体系已臻完成，其规模也较初期为开阔。
总之，陈献章的生平，在政治上是极为平凡的，而在学术上却是颇具特色的。
陈献章心学从萌芽到完成的过程，他自己有个叙述：
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心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白沙子》卷二《复赵提学》。)
从陈献章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他为学的根本目标，乃是“作圣”，即完成儒家主张的伦理道德修养。在这一点上，他和宋、元以来的理学家是一致的，故他的学术也同样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褒扬，在他死后八十五年(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即从祀孔庙，并赐谥文恭。第二，但他为学的方法，却和朱熹理学异趣，而与沉寂无闻的陆九渊心学同旨。“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陆九渊则主张“易简工夫”，唯在“先立乎其大者”或“发明本心”；朱主“居敬”而陆倡“求静”。这里，陈献章标举“舍彼之繁而求吾心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其于朱、陆之间取舍异同，昭然若揭。
这样，陈献章学说的出现，既是明初朱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正如《明史·儒林传序》所述：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筯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卷二百八十二陈献章在明初朱学处于独尊地位和极盛局面下，思想向陆学的逆转，这与其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当时社会的学术环境都是有关的。
明代初年，诏天下立学，颁科举程式，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及程、朱派的其它解经着作，为科举经义考试的标准，明确规定，“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松下杂钞》卷下)。这样，读书求仕之人，就不得不拜倒在朱熹的脚下了。朱彝尊说：“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缓，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而言之，《尚书》、《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
(《道传录序》)陈献章早年也颇有功名之志，“幼览经书，慨然有志于思齐。间读秦、汉以来忠烈诸传，辄感奋赍咨”(张诩《白沙先生墓表》)。后来尽管有“真儒”之誉，但科学却屡试不第。这种遭遇或经历，自然容易使他走向绝意仕宦而追求学术的路子。他曾说：“予少无师友，学不得其方，汩没于声利，支离于秕糠者益久之。年几三十，始尽弃举子业，从吴聘君游。”(卷一《龙岗书院记》)自然也容易产生和表现出鄙薄、疏远朱学的倾向。如他斥训诂、辞章为“陋学”(同上《古蒙州学记》)；当江西按察使陈耻庵等遣人来聘他去图复白鹿书院，兴考亭之学时，他即告使者说：“使乃下谋于予，是何异借听于聋，求视于盲也”(同上《赠李、刘二生使还江右诗序》)，表示出自己对朱学无法消融的隔膜、对立之感。于是，他就针对朱学的“穷理”，针对汉、唐以来的训诂、辞章、科举之文而提出圣学在于“人心”，“圣朝访古设学立师以教天下，师者传此也，学者学此也。”(同上《古蒙州学记》)
陈献章心学的产生，与明初社会的学术状况也有关系。明初，朱学成为神圣不可改易的官学后，学者士人大都只能以程，朱为极致，谨守其矩筯，极尽推崇而不敢逾越。如明初最称博学者宋濂说：“自孟子之殁，大道晦冥，世人鑆埴而索途者千有余载。天生濂、洛、关、闽四夫子，始揭白日于中天，万象森列，无不毕见，其功固伟矣，而集其大成，唯考亭朱子而已。”(《宋学士全集》卷五《理学纂言序》)明初另一着名学者薛笕也说：“《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读书录》卷一)可见，在明初朱学独尊的情况下，认为道理已被朱熹说尽，是一种流行的观念。这种独断的观念正是朱学由于极盛而生出的一种流弊，表明其丧失了进一步发展更新的动力。然而朱学的这种流弊，却正是陈献章转向心学的契机。他慨叹世之学者蒙昧而不知觉悟，“眼前朋友可以论学者几人，其失在于不自觉耳”(卷三《与湛民泽》)。于是，他提出“贵疑”：“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卷二《与张廷实》)这位“贵疑”的前辈，正是当初与朱熹争鸣并立的陆九渊。陆九渊曾告诫其弟子“为学贵知疑，疑则有进”(《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语录》)，“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同上卷三十六《年谱》)。陈献章一反崇朱的时论，认为濂、洛的学脉是主静、主一，继承这个学统的是陆九渊而不是朱熹：“周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问者曰：圣可学欤？曰：可。孰为要？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遗书》云：‘不专一则不能直遂，不翕聚则不能发散。见静坐而叹其善学，曰：性静者可以为学’。二程之得于周子也，朱子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卷四《书莲塘书屋册后》)自谓“狂言”，是在朱学统治的情况下，陈献章使用的遁辞，其实正表明其思想已背离朱学领域而进入陆学藩篱。
陈献章离朱入陆，即因“寻书册，累年未有得”而转向“求心”，这种思想变化的逻辑必然性，与宋末以来和会朱、陆的社会思潮也有关系。朱熹和陆九渊在政治立场和哲学世界观的根本点上并无区别，作为朱、陆学术差异标志的“道问学”和“尊德性”两种不同的完成儒家伦理道德修养方法，实际上也是相辅相成的。故在朱、陆相争的当时，也就出现了会通朱、陆的主张。朱、陆和会更是整个元代学术思想的特征。即使在明初朱学独尊的局面下，宗朱学者的思想，也有陆九渊心学观点的成份。如服膺朱熹，称其为孔子以后“又集其大成者也”的王鑉即说：“人身甚微细，而至广且大者，心也。范围天地、经纬古今、综理人理、酬酢事变，何莫非心思之所致也。于是圣贤有心学焉，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养心，节之以尽心。是故心学废，人之有心者犹无心矣。无心则无以宰其身，伥伥焉，身犹一物耳，何名为人哉？”(《华川卮辞》)薛笕亦说：“为学第一工夫，立心为本。”(《读书录》卷十)这种把“心”作为人的根本和把“立心”作为修养之根本的观点，都是陆学的基本观点。就陈献章本人来说，他虽倾心于陆学，但也不否认朱学有救弊作用而与陆学相互补正。如一次他令来学者读《论语》“与点”一章，学子怀疑问：“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谓专理会‘与点’意思，恐入于禅？”他即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朱子时，人多流于异学，故以此救之。今人溺于利禄之学深矣，必知此章然后有进步处耳。”(夏尚朴《浴沂亭记》)总之，朱、陆本来相通，于朱学中摸索未得而入陆，于陆门中求解不悟而入朱，宋末以来，不乏其人，这也是陈献章心学产生的学术背景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