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卒于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经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主要政治和学术活动在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从孝宗到宁宗三朝政治上和学术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如孝宗朝的禁道学，光宗朝绍熙内禅，宁宗朝的庆元党禁，开禧北伐等，叶适都曾亲身经历在这些事件中，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言行和遭遇.了解叶适的生平，既可了解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也可了解其学术思想的特点，是他的学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叶适的生平，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幼年到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中进士第二名，为求学阶段；中进士到开禧三年(公元年)被劾罢官，为从政阶段：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后，回永嘉水心村着书讲学，为学术研究阶段在第二阶段中，除两次丁忧(父母各一次)和庆元党禁期间罢职在原籍外，有二十余年任地方官和京朝官，主要从事政治实践。
叶适的经历中，有许多令人不解的矛盾现象，如作为反道学的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为什么挺身而出为道学家朱熹辩护，又在庆元党禁中被列入“伪学逆党籍”为什么一生都主张恢复故土，主张报仇雪耻的抗战派代表，在开禧北伐时拒绝起草北伐诏书为什么一介书生在开禧北伐失败的危急关头，能力挽狂澜，转危为安这些都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联系叶适本人的政治，学术观点加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从而解开这些疑问。
(一)“贫匮三世”之家
叶适出身于一个贫穷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叶光祖，字显之，是一位教书先生.叶家原籍处州(今浙江省丽水地区)龙泉县，原来家境尚好光祖之祖公济，曾游太学，无成，家道衰落.“叶氏自处州龙泉徒于瑞安，贫匮三世矣.”(《母杜氏墓志铭》，《水心文集)卷二十五自叶公济徙居瑞安，到叶光祖已三世，家境皆贫匮徙瑞安后，仍无定居，至光祖才“定为永嘉人”。叶光祖“性拓荦，志愿大，困于无地，不自振立岁既晚，专屏静处，不预人事，味山野之乐而远朝市，服台笠以忘冠绅焉.”(《致政朝请郎叶公圹志》，《水心文集》卷十五)这晚岁，大约是叶适中进士以后的事了。叶光祖有子六人：逮，适，还，过，迈，造，女三人，虽贫穷，家口还是不少。
叶适之母杜氏夫人，是一位勤劳的贤慧的劳动妇女。杜氏温州瑞安人，祖上曾任县吏，父辈居田间，“有渔耕之乐”。社氏生时，家业已衰。未出嫁前，即“能当其门户劳辱之事”，“孝敬仁善，异于他女子”。嫁到叶家后，过着颠沛困厄的生活，泰然处之，“未尝变色”；辛勤劳作，不避琐事，有人讥笑，仍乐而为之，且曰：“此吾职也，不可废。”(《母杜氏墓志铭》，《水心文集》卷二十五)尽管生活如此困苦，夫人仍不忘子女的教育，曾勉励叶适兄弟说：“吾无师以教汝，汝善为之，无累我也。”“废兴成败，天也；若义不能立，徒以积困之故受怜于人，此人为之缪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因此，叶适从小就刻苦攻读经书。“故虽其穷如此，而犹得保为士人之家者，由夫人见之之明而所守者笃也。”(同上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温州，台州一带发生大水灾。当时叶适已十七岁。叶家遭灾，“飘没数百里，室庐什器皆尽。自是连困厄，无常居，随就辄迁，凡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门无路，或栋宇不完”(同上)。经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叶光祖最后才定居于永嘉。
关于叶适的家庭出身，有的论着定为庶族地主，是不妥的。各种材料尚无关于叶适出身的家庭有收田租之类的剥削行为的记载，是不能定为地主的。叶家生活的来源，主要是其父“聚数童子以自给”，然而“多不继”；还要靠其母做些家庭手工业活来补贴家用。
(同上)这两项都是劳动收入，并未剥削他人。因此，叶适出身的家庭，是一个“贫匮三世”的士人之家，也就是贫穷知识分子的家庭。
至于叶适的政治，经济思想，往往代表了庶族地主的利益，但这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并不能作为他是出身于庶族地主的根据。叶适在中进士以后，有了官职和俸禄，可以购置田产，收取地租，从而使其家庭上升为庶族地主，那是以后的事情。叶适出身于贫穷知识分子的家庭，比较接近劳动人民，对人民的苦难有较深切的了解，这与他以后的思想中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要求统治者尽量减轻人民的苦难，有很大的关系。
(二)求学时期
叶家虽贫穷，仍保持“士人之家”的门风。叶适队小读书求学，先是出于家教。但其父叶光祖毕竟是个“童子师”(相当于现今的小学教师)，并非硕学名儒。叶适要在学问上求得进一步发展，就要就学于名师。幸好当时永嘉地区学问渊博思想深刻的学者，不乏其人。
永嘉着名学者薛季宣，郑伯熊，陈博良等，当时正在永嘉一带讲学，叶适都曾向他们请教。
《宋元学案》定叶适为郑氏门人。但叶适自己说：“某之于公，长幼分殊；登门晚矣，承教则疏。”(《祭郑景望龙图文》，《水心文集》卷二十八)这就是说，叶适虽问学于郑门，但为时很短。受教不多。而他与薛季宣，陈傅良则过从甚密。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叶适到婆州(金华)拜访薛季宣(当时任婺州司理参军)，向他求教，从此二人之间书信不断，直至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薛季宣四十而亡。
叶适与陈傅良交游更长，“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叶适与陈傅良交游，始于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当年叶适十四岁，寄学于瑞安林元章家，与其子颐叔(正仲)和渊叔(懿仲)同学。“元章能敛喜散，乡党乐附。诸子自刻琢，聘请陈君举为师，一州文士毕至”(《林正仲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
当然，叶适在青少年时代，勤奋好学，为其师者亦不仅限于永嘉学派的学者。凡有学问有德行者，如刘夙，刘朔二兄弟，叶适亦曾师事之。二刘是林光朝的门人。林光朝为程氏三传，世称艾轩先生。
“终宋之世，艾轩之学，别为源流。”(《宋元学案》卷四十七《艾轩学案序录》)二刘公“其学本于师友，成于理义，轻爵禄而重出处，厚名闻而薄利势”。二人相继教授温州，“于是邦之士，披山通谷，浚泉源而达之川流，其尚克有闻，二公之力也。”叶适亦“童孺事二公”，而与刘夙子弥正，刘朔子起晦同学为友。(《着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二刘公的学问和政绩，对年轻的叶适都有一定的影响。
为叶适之师者，还有隐君子永嘉人陈烨。陈烨字民表，生于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愤于“道衰教失”，隐居永嘉郭之西，平生着书甚工却不示人，“不欲以词藻竞于时”；揣摩世事甚精，对客默而不解，“惟恐以聪察矜于物”；非其耕不食，非其织不衣，非其好不与游而久；无悲愁愠忿生于色，无怨尤非怒加于人。以上为陈隐士所称，“自余幼从君至者，验其所行，无不然者。”(《陈民表墓志铭》，《水心文集》卷二十五)陈烨卒于嘉定七年，享年八十八岁，是叶适一生中交游时间最长的一位。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叶适二十四岁，由于家境贫困，无以为养，奉母之命赴京城(当时称行在)临安(今杭州)谋生，就学于太学。当时孝宗皇帝精厉图治，屡下诏求直言，而所征询的问题，正是叶适平时所学习和研究的，因此他是有言可发的。但是，按当时的制度，太学生不得向皇帝上书言事，叶适就只得向西府(即枢密院)上书，时间在他到临安的第二年。
叶适上书的西府长官，是叶衡。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四月开始，他先后任签书枢密院事，权知枢密院事，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
叶适对他抱有很大希望，故上书言“今天下大势”。他指出，当时“天下大势”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畏战无勇之俗”。此俗由来已久。宋初，太宗下太原，“势可以定燕，代而不果”，真宗亲征至澶渊，“力可以破契丹而不听，乃反黜币赐金”，订立城下之盟，已开这种积弱之势。到宋仁宗时，“专以偃兵不战持守天下”，这种风气已到“莫能易”的地步。“当时元老大臣，以和亲避狄为上策。学士大夫，以因循苟简为正论。”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中，虽在“士马全盛，生民安乐”时，“然一方有警，天下震动”。而事态平息后，“兵寝事竟，则谋议之臣动色相贺，以为万全，不自知其耻也”。“畏战无勇之俗”
就是这样形成的。直到宋神宗“熙宁，元丰之际，始梢变其习(按指王安石变法)，思有以振之，然天下之心终以不服。至于邪正相非，朋党相接，大坏极弊，以及靖康之忧。”自此之后，“虽有忠良谋智之士，学于圣贤”，但是，“刚心勇气，无复存矣”。
面对这种积弱苟安和畏战无勇的大势，叶适的态度是积极的。
他认为，“治乱无常势，成败无定谋”，“弱可强也，怯可勇也”。从历史上看，“穰苴之胜，战已败之师；勾践之霸，奋垂亡之国”，当前正需以这种发愤图强的精神，“用今之民，求今之治，则亦变今之势矣。”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向枢密院长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建议，以改变积弱的形势。首先是“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然后是“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广武举之路”；“耕因屯之田以代军输”；“稍宽闽，浙之患，无旷江南之野”等等。而为了这些措施得以实行，还必须做到三条：诚，赏，罚。所谓“诚”，就是“发号出令，无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所谓“赏”，就是“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所谓“罚”，就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戳而遗其贵近之厚”。(以上引文，均见《上西府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以上是叶适第一次上书言事，即已切中时弊，足见永嘉之学重事功，谋实务之本色；这次上书中的观点和主张，在叶适的政治实践和学术生涯中一以贯之。
叶适在临安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多。在《上西府书》中就已表示要“收拾废放，将就陇亩”了。上书后，即回永嘉。此时叶适虽只有二十多岁，但学问已相当可观，因此可以操其父业，聚徒教学了。
从临安归，“后二年，余教诸生于乐清”(《丁少詹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四)。慕名来就学的，就有台州黄岩人丁希亮。丁希亮字少詹，淳熙元年曾在临安见过叶适。这次到乐清来，“人谓少詹年已尊老(大叶适四岁)，读书有数，而论议自许夸大，相与背笑之，少詹知而不温也。”(同上)次年又变名字从陈亮，陈亮惊奇之。
叶适回到永嘉，直到考中进士第二名，这段时间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学问，已是一知名学者了。
在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叶适二十八岁时，娶高氏为妻。高氏比叶适小十岁，出身于“门贵身贫”之家。“高氏既归余，余号尤贫。高氏之能匀厚培薄，均足内外，使余尚自立闾巷者，皆用夫人(按指叶适岳母)教。”(《高夫人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四)高家原籍毫州蒙城(今安徽蒙城县)，祖上从高琼开始，世为宋之勋臣，英宗宣仁圣烈后(神宗之母)出于其门。哲宗元佑年间，宣仁高氏以太皇太后主政，起用司马光为首旧党，改王安石新法，史称“元佑更化”。叶适岳父高子莫(字执中)曾祖公绘为宣仁后亲侄，曾任保静军节度使，赠太师，追封咸宁郡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立“元佑党籍”打击异己；宣仁后受贬，高家也家道中落。子莫父本之，任江西运司干官，死时子莫才五岁。南渡时，“逃乱转客，留居永嘉”(《高夫人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四)。“高氏来永嘉，无宅无田。公(指高子莫)幼孤，贫甚，天性耐穷约，知事轻重，转侧闾巷间，自求师友以立门户，故虽贵姓而知名与儒书生等。”(《高永州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五)高子莫在郢州京山(今湖北省京山县)任县尉，高夫人翁氏“远不能至，独与两女闭门课纺织自给”，“夫人智能通南北之俗，自文绣工巧，下至炊荧烦辱，皆身亲之，豫算有无，乃具衣食”。
因此，夫人能“相夫子之贫而不废礼，成夫子之廉而不失义”(《高夫人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四)。高家这种门风与境况，与叶家虽贫而犹得保为士人之家极相类似，因此，得以联为姻亲。
(三)从政时期
1.步入仕途
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叶适二十九岁，是年四月，赐进士及第出身四百十七人，叶适为第二名，授职平江节度推官。平江军属两浙西路，在苏州。节度推官是从八品的幕僚之职，为当时进士甲科授官的起点。叶适赴任不久，即逢母丧，丁忧在家。
叶母杜氏从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开始得异疾，卧病七年。
到淳熙五年春，一天，忽然能下地行走，如平常人一般。亲戚子侄交相庆，而叶适正好中进士归省。大家都以为从此病就好转了。然而，到了六月，病复发，不可救，于闰六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叶适居家守制，以读书，研究学问为主，与学者交游也不少。在守制期间，写成《制科进卷》九卷，刊行于世。当时永嘉学者都相继归来：郑伯熊景望由知宁国府秩满归永嘉，陈傅良君举由福州通判被劾罢归，徐元德居厚由绍兴府推官罢去，徐谊丁忧在家，戴溪肖望未得官。叶适有条件与他们叙友情，切磋学问。淳熙七年(公元年)秋七月，陈亮由永康到永嘉，与陈傅良，叶适，郑景望，景元，蔡幼学，徐元德，陈谦，戴溪，徐谊诸子相聚论学，永嘉诸子盛情款待，交游盛欢。陈亮别时，作词《南乡子》一首以致谢：
人物满东瓯，别我江心识俊游。
北尽平芜南似画，中流，谁系龙骡万斛舟去去几时休犹自潮来更上头。
醉墨淋漓人感旧，离愁，一夜西风似夏不(《陈亮集》卷三十九)“醉墨淋漓”形容永嘉诸友饯别陈亮时饮酒赋诗的情景。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叶适三十二岁，守制已满，改授武昌军节度推宫。武昌军在鄂州(今湖北省鄂州市)，属荆湖北路。叶适溯江西上，到鄂州仍任八品的幕僚之职，为“州县卑亢之官”(《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公务虽杂，但还有闲暇时间来研究学问。
这年六月，少师史浩向皇帝荐薛叔似，杨简，陆九渊，陈谦，叶适，袁燮，赵善誉等十六人，孝宗下诏并赴都堂审察。(《宋史孝宗本纪》)审察的结果，叶适也在“升擢之数”。叶适得知后，一面具公状申省，一面给宰相赵雄写信，力辞升擢之召。理由是：“某幕僚得试吏之勤，待次有为学之暇，可以自守其义，而无负朝廷器使之意，则相公不必责之当至也。”(《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七)这当然是对宰相说的客气话，其实，当时的地方低级官员也并不是那样轻松的。“凡人为官，稍可以纤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耳。自此以下者，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
(《苏老泉先生全集》卷十三)叶适这次有机会计擢而不应召，是因为考虑到“可辞而不辞，别人必以为冒”(《与赵丞相书》，《水心文集》
卷二十七)，为了避免冒进之嫌，宁肯忍受幕僚之劳苦。
约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改授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浙西提刑置司苏州，干办公事为其幕僚。由于当时叶适颇有名望，因此吴，越等地的知识分子慕名而去问学，探讨时政和学术的人很多，其中常随叶适的有吴人孟猷(字良甫)，孟导(字达甫)兄弟，周南(字南仲)，绍兴人宋驹(字厩父)，商河人孔元忠(字复君)，吴人滕宬(字季度)，饶州(今江西上饶市)王大受(字宗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