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公元1150-1223年)字正则，原籍处州龙泉，后涉温州永嘉，是南宋事功之学的永嘉学派主要代表和集大成者。叶适在历史上的地位，从横向来看，是与朱、陆“鼎足而三”(《宋元学案》中语的思想家；从纵向来看，是宋代最后一位着名思想家，对宋代各学派思想做了一个总结。叶适在南宋思想界树起的爱国主义、功利主义和反理学(包括道学和心学)三面旗帜，是他在学术上所处地位的突出表现。
爱国主义旗帜
在南宋，一般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不忘靖康之耻，主张复仇、抗金，收复故土。叶适的爱国主义思想，除了上述一般性外，还有其特殊性：一是突破了儒家传统的夷夏之别的思想，以仇敌立论，来论证金统治者的非正义性和南宋抗金的正义性；二是突破了以往“不出于用兵则出于通和”的苟简思维方式，主张走改革弊政、改弱就强以求恢复的新路。这表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独特性。叶适在反对投降论调和投降活动时，义正辞严地指出：“夫北虏乃吾仇也，非复可以夷狄畜；而执事者过计，借夷狄之名以抚之。”(《水心别集》卷四)在这里，叶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即夷狄和仇敌的区别问题。其实，当时的主和派和主战派，都从传统的夷夏之别的思想寻找理论根据。叶适抛弃了这种立论根据，而以仇敌立论。他认为：“北虏乃吾仇也，非复可以夷狄畜”。这就是说，不能把女真简单地看成是夷狄，而以一般的夷狄来对待它。他认为，“中国不可以徒贵，夷狄不可以徒贱也”(同上)。
叶适认为，南宋抗金，并不是因为华夏贵而夷狄贱，而是因为女真是仇敌。叶适那时提出这种思想，确实是一种新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对于那些并非仇敌的夷狄，就应该采取“抚之”的方针，也就是平等相待，友好相处。这表明叶适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并非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再说怎样抗战的问题。叶适总结以往的教训，认为不应在非“用兵”即“通和”这二者之间不断转换，而应改变思路，走出一条新路来。他说：“为复仇之论者有矣，不过欲斗胜负于兵革而已，自用兵以来(外)无他画也。为固本之论者有矣，不过欲久和好以无事也，自通和之外无长虑也。为国之道，必有次第；天下大事，不容苟简；岂可不出于用兵则出于通和哉？”(同上，卷九)为了摆脱这种单纯的“用兵”和“通和”的简单转换的状态，必须先在思想方法上来一个转变。
叶适在回答孝宗皇帝的策问时，提出了“能捐横赋而后可以复版图”的主张，认为“能裕民力而后可以议进取”，而“果裕民也，更为之法可也。”(同上)由此可见，更法-裕民力-进取-恢复故土，这就是叶适为恢复大业设计的一条新路，即以改革求恢复之路。为了改弱就强，叶适深入研究了有宋一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积弊，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措施、方案。叶适的爱国主义，不但表现在思想上，还表现在行动中。开禧北伐失败后，叶适受命出镇建康，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采取砍营劫寨的战术，打败了金兵，保卫了南宋半壁江山；之后又建立了堡坞，安集流民，经营两淮，建立起兵民共守的防御体系，作为进取中原的出发点。
朝廷对叶适的大功，不但不赏，反而将他落职罢归。但对叶适的功绩，后人自有公论。
功利主义旗帜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最具特色的思想是功利主义。他们以此与道学、心学相区别，而与永康学派互为同调。义利之辩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利：道学家以“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以义理排斥功利。叶适反对当时道学和心学空谈义理和心性，把义与利、理与欲统一起来。他说：“人心，众人之同心也，所以就利远害，能成养生送死之事也。是心也，可以成而不可以安；能使之安者，道心也，利害生死不胶于中者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因此，叶适认为，计较利害，就利远害，是自然之事，只要不越其分就可以了。当然，叶适议论得最多的，还是国家、天下的利害。他认为，“必尽知天下之害，而后能尽知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十四)；在行事上，“非先尽(去)其害，则不能得其利，害尽去则利见矣”(同上，卷十)。道学家认为，利害是不必计较的，凡事只要从“义”入手，有了“义”，“利”也就有了；叶适则认为，认识要先从“害”入手，然后才能知“利”之所在，去“害”才能见“利”。叶适的功利主义思想，有体有用。其人性天赋论、理欲统一论、义利统一论等，即是其基础理论，是其体；而他的改革主张，则是功利主义思想的实际应用。改革就是去害兴利，改弱就强，最后实现复仇的大义，“夫复仇，天下之大义也”(同上，卷九)。叶适认为，“利惟谋新，害不改旧”(同上，卷十)，因而建议孝宗皇帝“究古今之变，尽其利害之情，而得难易之实”(同上，卷十五)，改革弊政，使国家富强起来。在我国思想史上，义与利之辩从先奏就已开始，但以功利主义为主要特征并形成学派，到南宋永嘉、永康开始。这与我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对内外商品交换有了较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在南宋时期，沿海一带对外贸易很活跃，商人的地位提高了，陈亮、叶适等功利派也发出了重商言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动摇的信息。”(《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绪论》)
反理学的旗帜
用全祖望的话来说，是“左袒非朱，右袒非陆”。也就是说，叶适作为与朱、陆同时代的思想家，对道学和心学都持反对态度，因而是反理学的先驱。永嘉之学渊源于二程，原为程门别传。薛季宣、陈傅良创为事功之学，遂与程学分道扬镳，叶适又进一步通过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对程朱道学的理论基础作了系统批判，特别是批判了作为道学主要标志的“道统”论，从而与道学彻底决裂。最早提出“道统”
说的，是唐代思想家韩愈。两宋道学家接过韩愈的“道统”说，但甩开了韩愈，认为宋代道学家才接绪了孟轲的千载不传之“道统”。如朱熹说：“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子千年不传之绪。”
(《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朱熹本于此，明确宋代“道统”谱系，以二程为核心，上推及其师友周敦颐、邵雍、张载，下接其门人弟子。二程和朱熹都特别推崇《大学》和《中庸》，分别把二者说成是曾参、子思所作，并把它们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四书”。这样一来，既有传人，又有着作，从孔丘到孟轲的传承关系似乎天衣无缝了。叶适最早对“道统”论提出批判。大体说来，叶适并不反对从尧到孔子的“一贯之道”，他也并不反对从曾参到子思、再到孟轲，以至两宋道学家的这种传承关系；他所否定的，是曾参对孔子的承接关系，从这个关键部位，把道学家所谓的“道统”拦腰截断。他说：“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卷十三)这就是说，曾参对孔子的思想，说他“分得其传”是可以的；但说曾参“独受其传”而后再传给别人，是不符合实际的。然后，叶适指出“道统”的后半部分(即从曾参到宋代道学)，背离了前一系列(从尧到孔子)的根本之“道”，从而认为两宋道学其实并没有继承从尧到孔子之“道”。叶适通过对“道统”论的批判，追溯了道学的思想渊源，论述了道学与先秦思孟学派、道家、佛教唯心主义的思想联系，排除了道学所自我标榜的承袭由尧舜到孔子的一贯之道的正统地位，从而与道学唯心主义彻底决裂。在南宋，还有一种反道学，这就是朝廷的大臣以政治手段来禁道学，从淳熙年间的郑丙、陈贾和林栗请禁道学，到“庆元党禁”，都属于这一类。叶适曾因《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在“庆元党禁”中被列入“伪学逆党籍”，受到迫害。
叶适的反道学，是正常的学术之争，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以政治手段反道学，是封建文化****主义的表现，是对学术界的摧残。因此，叶适为朱熹辩护，是对以强权来压制学术的一种反抗，并不意味着他在学术上放弃了反道学的旗帜，混淆了他同道学家在思想上的界限。人类认识的发展，是在矛盾斗争推动下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在宋代哲学(思想)发展这个圆圈中，张载的唯物主义-程朱和陆氏的唯心主义-叶适的唯物主义；经术和政事结合的经世致用学风-重经术而轻政事的偏向-经术和政事重新结合的经世致用学风；义利结合的功利主义思想-重义轻利思想-义理与功利重新结合的功利主义。在这三个方面的螺旋曲线中，叶适都处于综合各派思想的位置上，对有宋一代的思想学术作了一个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