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教育的根本问题。陈亮、叶适同朱熹、陆九渊在教育思想上的分歧，正是集中在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陈亮、叶适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也正是在同朱熹、陆九渊的论辩中得到充分阐发的。
陈亮和朱熹围绕着“成人之道”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的教育目的，可以概括为培养“醇儒”。他在写给陈亮的信中，劝诫陈亮“以醇儒自律”，他说：“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陈亮不赞成朱熹等人的这种主张，认为教育的目的应当是教人“做人”，而不是教人作“儒”。他说：“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秘书(朱熹)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亮犹有遗恨也。”又说：“人生只是要做个人。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无能为役，其不足论甚矣，然亦自要做个人。”鲜明地与道学家的教育目的划清了界限。陈亮指出：理学家所谓的“醇儒”，不过是“研习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面盎背”的道学先生。这种人既无真才实学，又自命不凡，对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却一窍不通，一无所能。陈亮认为，道学家所谓“成人之道”，所谓“以醇儒自律”，就是教人安坐不动，独善其身，不管国家存亡，不问生民利害，在金人步步进逼、半壁东南的宋朝岌岌可危，民众生活困苦不堪面前，只能兀然端坐，拱手无为，甘心亡国。陈亮对道学家的“成人之道”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朱熹所乐道的“醇儒”进行了尖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讥讽，他说：
世之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而有见。事物虽众，此其得之浅者，不过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纵横妙用，肆而不约，安知所谓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无所底止，犹自谓其有得，岂不可哀也哉！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至于艰难变故之际，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于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在陈亮看来，天下之事，不能靠“安坐感动”，不能靠端坐冥悟去解决，只有靠“自家气力”才能“干得动”、“挟得转”。他说：
天下，大物也，须是自家气力可以干得动，挟得转，则天下之智力无非吾之智力，形同趋而势同利，虽异类可使不约而从之。若只欲安坐而感动之，向来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陈亮认为，培养空谈性命的“醇儒”，既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也不符合孔子成人之教的原意。他引孔子的话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可见孔子把知、不欲(仁)、勇、艺都看作是成人的必备条件，而朱熹等人的所谓“醇儒”，仅仅局限于“不欲”。显然是错误的。
陈亮指出，真正的“成人”，应当是文武兼资，博学多能，才智俱全，能够兴利除弊的“一世英雄”。他说：“文武之道一也，后世始歧为二。吾以谓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世之才；武非剑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又说：“亮以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不妨自为一世英雄。”朱熹等人竭力非议“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而陈亮却盛赞汉唐“竞智角力”、“本领开廓”，有“救民之心”、“匡世之志”，以成就“大功大德”，从而“震动一世”。
陈亮对理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目的进行尖锐而深刻的批判，虽然言词有夸大偏激之嫌，论证也有时失于粗疏，但确实触及到理学教育虚浮无用的弊端。陈亮主张培养德才兼备、智勇仁义双全、文武一道、本领宏大，艺能精熟，能够开拓古今、推倒一世，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体现了事功学派教育目的的鲜明特色。
叶适对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的看法与陈亮的主张是一致的，也是主张培养德才兼备、文武兼资、博学而多能的实用人才。叶适认为，这种人才配称为真正的士。教育就应当培养真正的土。
叶适认为，真正的士首先要有道义的修养，要“秉义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但是道德修养不能做为一种个人的“雅好”或表面的装饰，而要见诸事功。他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真正的士，不仅有道德修养，而且要有实际本领。他极力反对重德轻艺、学用脱节的现象，他说：“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余习耳，一日为吏，簿书、期会迫之于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曰：彼学也，此政也。学与政判然为二。”叶适深刻地揭露和辛辣地嘲讽了道学家“处而学”与“出而仕”严重脱节的痼疾。
叶适认为，真正的士不仅要德才兼备，而且要文武兼资。他认为，长期以来吏治不善，冗官败政，其重要原因是文武分离；要克服冗官败政，改善吏治，就是要在教育上实行文武一道，培养文武兼资的人才。他说：“今世之官诚冗矣，不可讳已。夫文武不分则官不冗，官吏不分则官不冗，而自魏晋以来始分矣。昔之官，今之吏也，昔之能武者，今不能为文者也。”这一主张对于克服长期以来在教育上文武分离、重文轻武的弊端，是有积极意义的。
叶适也认为，道学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卫道之士，这种人只坐谈空论，无补于世用，又毁坏了人才。这种教育比词赋取士还要坏，比玄学教育更要糟。他说：“昔日专用词赋，摘裂破碎，口耳之学，而无得于心，此不足以知经耳。使其知之，则超然有异于众而可行，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当时贵之，预在此学者不为凡流，则是犹能以人守学，后世以性命之学为至贵，而其人不足以守学，百余年间视玄学愈下矣。”陈亮、叶适在对朱、陆等理学家教育目的的批判中，提出了事功学派的教育目的，主张教育应培养明道义、有实学、德才兼备、文武兼资、艺能两全、智勇仁义并求的俊秀之士，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在教育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继承并发展了我国古代教育史的唯物主义传统，又成为明清之际反理学教育思潮的思想先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