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是后期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是洋务教育的积极兴办者和洋务教育思想的阐述者。研究张之洞的教育思想，首先应该分析和研究他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谋富求强的洋务运动
张之洞是洋务派后期的重要人物。在他出任山西巡抚时年)，已经初具洋务思想。他认为，山西“风气未开，洋务罕习”。当他来到山西后的次年，就提议设立洋务局，招募“习知西事，通达体用”的洋务人才。他列举有关“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致、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气诸端，但有涉及洋务，一律广募”。不论是“兼通各学，还是只通一艺，无不量才委用”，并“优其资薪”，通报全省各机关执行。此外，他还向全国发出“延访洋务人才启”广为招聘。他全力开展洋务运动，是从任两广总督时开始的。
这一时期，他搞了一系列洋务活动，现略举数端，以示证明：
光绪十一年(1885年)，议设枪炮局于南宁。
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广州设广东缫丝局。
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广州设机制铸钱局及银元局，设电报学堂，办水陆师学堂。
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广州设广东织布局、广东制铁局。
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汉阳设汉阳铁政局、枪炮厂，开采大冶铁矿、萍乡铁矿，设方言商务学堂，选译西书。
光绪十八年(1892年)，派工匠赴比利时学习炼钢技术。
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武昌设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设自强学堂。
光绪二十年(1894年)，议设水泥厂于大冶。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前，张之洞就搞了许多洋务活动。甲午战争后，他便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张之洞早年常与一批不掌握实权的京官结纳，评议时政，以不避权势相标榜，享有“清流派”之名。清流派是清同治光绪年间政府内部出现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议论时政，弹劾权贵，特别是对掌握朝廷大权的李鸿章十分不满。他们出身科甲，谙熟经书，议论批评时常引经据典，颇能说理，在知识界享有崇高的声望。所以，他们的意见往往被当作社会舆论的代表，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当时，张之洞与侍郎宝廷、侍讲张佩纶、通政黄漱兰，被称为翰林“四谏”。张之洞的发迹和对李鸿章的抨击有关，他的一些活动，钳制了李鸿章的势力，深得某些满族贵族的赏识，优予升擢，不久就成为封疆大吏。
张之洞到了湖北局势力更强，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一跃而为洋务新贵，成为洋务派的重要首领。
光绪五年(1878年)，清政府平定了阿古柏的入侵，收复新疆。
但俄国沙皇政府妄图霸占伊犁，清政府派崇厚为全权大臣与沙皇交涉索还伊犁，昏聩无能的崇厚，与沙皇政府签订了《伊犁条约》，使沙·俄得以攫取我国伊犁的许多特权。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张之洞上书奏陈俄约贻害，请修武备，改约，给崇厚以应得之罪。嗣后张之洞创广雅书院于广州，他不避非议，延聘因弹劾李鸿章投降政策获罪的梁鼎芬和因奏请预防宦官流弊、弹劾李莲英获罪的朱一新二人为主讲，显示了“清议”之风。
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主张抗战。
他提议起用老将冯子才和原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共同抵抗侵略者，清政府采纳了张之洞的意见，取得谅山大捷，连连打击法国侵略者，越地东至北宁太原河内，西至兴化宁平南定山西，官民响应，连战连捷，迫使法国侵略者罢战求和。张之洞在反对法国侵略的问题上，态度明朗，积极支持抗战，受到人们普遍赞誉，清廷也为此发布上谕嘉奖张之洞。
《马关条约》签订后，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震惊，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也忧虑重重，惟恐因此失去人心，无法维持统治，纷纷上书，力陈地不可割、款不可偿，要求废约再战。张之洞对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极为不满，给予无情的抨击。他说：“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可为之，稍有知识之人必皆能见之，而不谓渥蒙国恩，深悉时务之李鸿章竟悍然不顾，冥然罔党，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所不忍出之言。直至今日始灼然有以知其心术之幻而得其罪状之真。”
他十分气愤地说：“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并大胆地指出，李鸿章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朝廷有“畏倭之心”。当然，也应指出，张之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能够、也不可能立足于依靠人民的力量，而是企图“以夷制夷”，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冲突，甚至妄图以国家的权益去换取俄、英、法等帝国主义遏制日本，这是其阶级本性的表现。尽管如此，他坚决反对日本侵略是正确的，应当加以肯定。
特别是在割让我国台湾的问题上，张之洞态度更为明朗。在战争期间，他十分关心台湾的防御，致电台湾巡抚唐景崧，分析台湾抗倭的有利条件，鼓励唐景崧“必能御倭”。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为台湾抗击日本侵略者输送军饷、武器。并且表示：“如台湾再有急需，敝处必代为筹措”。御史易顺鼎说：“台北饷械多出自香帅所助”。
他直接支援了台湾的抗敌斗争。不仅如此，当他听到李鸿章密约出卖台湾的勾当以后，就立即给清廷发电，奏陈台湾战略地位重要，电文说：“查台湾极关紧要，逼近闽浙，若为敌踞，南洋永远事事掣肘”，一再告诫清廷，和约实关大局安危，必须详加斟酌，否则“悔不可追”。并要求清廷“权衡至当”，“断然不允”。但封建统治者为了自身的苟安，不惜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终于在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之洞获悉台湾割让给日本以后，极为愤慨，沉痛地指出，“从此中华何以自立？”“此后何论自强？直恐不能自立矣！大局败坏，切齿痛心！”。
虽然《马关条约》已经签订，但张之洞仍不甘心，提出“台湾自保”的建议，致电唐景崧、刘永福，请求他们通力合作，依靠台湾人民，“军民合力战守”，增强信心，“足可取胜”。并想方设法由美轮运枪三万支，以武器支援台湾的抗倭战争。这些事实，不能不认为是爱国行动，应当给予恰当的评价。
张之洞大举兴办洋务时，客观环境已不同于曾、李的洋务时期。
光绪中叶以后，经过中法战争，那种仅仅依靠“船坚炮利”的“自强、求富”的方针，已无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因此，张之洞另辟蹊径，提出“治、富、强”的洋务纲领，强调先富而后强。张之洞除了关心发展军事工业外，更注意民用企业的发展。他在两江、湖广总督任内，注意吸收商民办厂、开矿。例如，他主办的湖北大冶铁矿、汉阳铁厂，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都是官督民办企业。这些企业除官资外，召集私人资金入股，企图集合私人资金开辟“求富”渠道，使早期民族资本得以“稍分洋商之利”，这些措施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这也是后期洋务活动的一个特点。
张之洞大搞洋务活动的时候，维新变法思想已得到很大的发展，影响着社会舆论和推动着社会变革。因此，“变”与“不变”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中心。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封建制度的腐朽已暴露无遗，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统治下去。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延缓革命的爆发，维持封建的统治，统治阶级不得不同意进行某些方面的改良。
这一点，张之洞是清楚的。他为了获取人们的支持，也装出一副拥护变法的样子，而且屡屡发表变法意见，以致使一些人被他的假象所迷惑，误认为他是“变法派”。
张之洞主张“变法”是以维护封建统治这个总目标为出发点的。
他以古论今，大发议论。说什么，“徵之史，封建变郡县，辟举变科目，府兵变召募，车战变步骑，租庸调变两税，归余变活闰，篆籀变隶楷，竹帛变雕版，笾豆变陶器，粟布变银钱，何一三代之旧乎？”从以上议论来看，似乎张之洞为“变法”寻找历史根据。其实，他主张的“变”，并不是封建制度本身，而是封建制度的某些具体措施。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就十分明白了，他认为可变的只不过是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机械工艺，甚至也可以学一点西方的新鲜货。然而，封建主义的“伦纪”、“圣道”、“三纲”、“四维”是绝对不允许变的。他认为，“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有史以来，自五帝、三皇以来没有改变过，现在也不能变。这是“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十分清楚，张之洞的“变法”同他的前辈一样，只不过是讲求“洋务”，即学习一点西方的生产技术和某些规章制度，来延续清王朝的统治而已。
他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哲理，不过是历来主张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论罢了。
“变”是当时大多数人所赞成的，关键是怎样变。是实行维新派所主张的发展资本主义，改变封建制度呢？还是洋务派所提倡的学习西方一些科学技术，修补封建制度中不适应的部分，以延续封建统治呢？张之洞主张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的“变”是以“变器不变道”为原则的。
我们知道，到了洋务运动后期，人们已不满足于单纯学习西方的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西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法律等措施的“西政”也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所以，张之洞所提倡的“西学”，在内容方面不同于前期洋务派，不仅包括“西艺”，而且屡屡提到“西政”。例如光绪二十七年两个月内的三次上书都是这样。
第一次，《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提出兴学育才的四条建议；第二次，《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提出整顿中法的十二点措施；第三次，《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提出包括派员出洋留学、考察，学习外国军事，发展农业、工业，制定各种法规，发展邮政事业，翻译西书等为内容的十一条采用西法的措施。
总观张之洞办洋务的指导思想，就是“会通中西，权衡新旧”。
就是说，一方面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某些政治措施，另一方面又不使这些“西艺”、“西政”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最好使“中学”、“西学”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这也是他们吸收西方文化的基本原则。怎样采用“西艺”、“西政”呢？张之洞说：“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其有益而无害。”假如离开了“补吾阙者”和“起吾疾者”，则宁可不用“西学”。所以，尽管张之洞在提倡“西学”方面同前期洋务派有所不同，或者说稍有前进，但在坚持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根本的目的上并没有任何差别。把“西学”
紧紧控制在有助于修补千孔百疮的封建体制方面。因此，他所谓的“变法”，只不过是“事变”而已，对封建制度的根基是不能动摇的。
康有为曾批评洋务派的改变成法，不过是“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可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无其本源，失其辅佐”。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说得更清楚：“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一语道破了张之洞提倡“西学”的实质。
(二)兴办洋务教育
张之洞是后期洋务派的重要代表，洋务运动积极活动家。是洋务教育的兴办者和洋务教育思想的阐述者。他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洋务活动为他兴办洋务教育奠定了基础。
张之洞积极参加洋务运动，兴办洋务企业。然而，当张之洞大举兴办洋务时，客观环境已不同于曾、李的洋务时期。那种仅仅依靠“船坚炮利”的“自强”、“求富”的方针，已无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
张之洞另辟蹊径，提出“治、富、强”的洋务纲领，所以除兴办军事工业外，更注意“民用”企业的发展。他在两江、湖广总督任内，主办了湖北大冶铁厂、汉阳铁厂、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这些都是官督民办企业。这是后期洋务活动的极大特点。
洋务运动后期，人们已不满足于单纯学习西方的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西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法律等措施的“西政”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张之洞办洋务的指导思想，就是“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一方面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某些政治措施，另方面又不使这些“西艺”、“西政”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最好使“中学”、“西学”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张之洞认为：“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其有益而无害。”假若离开了“补我阙者”和“起吾疾者”，则宁可不用“西学”。可见，他把“西学”紧紧控制在有助于修补百孔千疮的封建体制方面。他所谓的“变法”，是以“变器不变道”为原则的。
在他的洋务活动中，洋务教育是重要方面，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张之洞积极开展洋务教育活动，建立各种类型的学校，选派留学生出国。在当时教育领域中影响颇大。
1.改书院为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