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为什么在青少年一代社会主义化进程中社会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的意义有了很大程度增长的缘故。
我们的一般学校是否适应这种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呢？
我们学校的成绩是众所周知的。但既然我们现在谈的是幼稚病，所以就暂不讲成绩，而要谈谈漏洞。
我认为，从社会主义化的观点看，我们的学校有两个主要的、带有根本性的弱点：一是学校的培养教育工作和学生的生产劳动缺乏联系；二是遏制学生的特殊才能、首创精神及广泛的兴趣。
我从后一个问题讲起。
有一次我了解到一名学生的数学测验成绩被压低了。原因是他其中一道题的解法与众不同，不过方法却更简便，甚至可说是很独特。这件事使我尽可能努力地安慰这个情绪低落的学生，一再强调，那位老师有近四十名类似他那样的学生，强调她很疲倦等。但后来我了解到，对特殊情况、偶然情况和不规范情况持否定态度的现象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况了。这方面的一个原因，看来是学校里总认为“不够规范”的学生学习都不够好。依我看，这是一个十分令人信服的例子。达尔杜斯克大学教育研究室对普通学校的25名后进毕业生的情况做了个调查，毕业证书上的中等成绩是3分或1分，而且履历表上填满了各种可能填上的处分。这其中有14人顺利读完了大学，此外12人(占毕业班级人数三分之一)成了高等学校的讲师和学者。
我国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科学组织者和教育家莫·阿·拉夫连季耶夫，他曾反复强调：“应以极慎重的态度来对待学生的特殊才能。”我现在从他的论文《教什么人，教什么和怎么教》中略引了一小例子。H·H·卢津院士曾是M·A·拉夫连季耶夫的老师，院士在中学时数学经常得2分。老师对他父母说，他们的儿子数学方面没有希望了，只是勉强能在中学里学习。于是父母雇了位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发现孩子不会做那些简单的习题，有时却能解出了难度很大的习题。他成功地使孩子对数学产生了兴趣，最后院士成了一位“世界知名学者。不仅对数学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创办了规模宏大的苏联数学学校，它培养的人才在苏联及世界数学史上都占有着显着的地位。”
谁不知道即将入学的孩子们是多么迫不及待地盼望着9月1日这一天啊！又有谁不知道多少高年级学生是怀着怎样不痛快的心清到学校去啊！他们只是为了磨到毕业！与其是说学生希望这个磨，到不如说是学校在磨学生。
学生生活自然不仅仅就是学习。但既是校外活动中也存在不少有碍独创性发挥的情况。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多年来，每逢七月份我都要到莫斯科近郊一个树林中去采草药。
这片树林的一侧有座供休息用的小房，另一侧是少先队夏令营的营地。有一次我惊奇地发现，大多数野果都离营地很近，只要绕营地转一转，你就会被这一独特现象吸引，这使我很奇怪。他们对我解释说，不允许孩子们到林中去，热天带他们到池塘洗澡，但要按顺序排好队，并且在水中不能超过15分钟，必须严格服从辅导员的口令。
多么不幸的孩子们啊！
学习和生产的确是摆在我们学校面前的难点。说是综合技术性学校，但实际上它既不综合，也不单一。忽而学校里又要进行专业技术培养，尽管那里几乎没有一人从事那一专业的工作，忽而又要开设劳动课，但作为一种补充的，供劳动和搞专业定向培养用的校办联合工厂，实际上并不具备上述所需的条件。马卡连柯的名字和经验在教育刊物上颇受欢迎，但学校却并不采用他的经验。要求学校从事专业定向的研究，但教师本身并不具备专业方面的知识，连专业对人员方面的要求都不明确，又谈的上什么专业定向呢？
专业实际上的威望同国民经济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冷门专业，稀有专业具有极强的诱惑力，特别是那些带有某些神秘色彩的专业。上百万人希望成为演员，飞行员，甚至宇航员，尽管宇航员的需要人员不过几十人而已。但却很少有人自愿去从事众多的、一般性的专业工作。各种服务性行业的工作处于最无专业吸引力的位置，农业专业比它们尚稍好些。在聂切尔诺基米的一些地方，农村姑娘根本不愿干诸如养猪、挤奶或是侍弄牛仔的工作。只是因为没有更诱人的工作，便成批拥往城市。在一些地区，例如沃洛哥德一带，村子中出现了严重的“对象危机”--无人和年轻的农业生产者结婚。问题当然不仅是在学校，但那里同样存在。学校不仅没能解决专业定向问题，同时也没能解决社会定向问题，即没能解决在自己毕业生中培养对主要社会价值，其中包括对总体劳动，脑体劳动和城乡生活方式，对城乡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基本态度问题。同学校目前情况下未能进行的专业定向不同，社会定向则是普通学校面临的一件大事，而这一问题目前尚无人问及。
家庭同学校一样，在培养青少年的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可以说是同样不正确的。家长全力要将孩子从独立判断、个性和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总希望他们去解决那些为了社会的发展，本应由青少年自己去解决的问题。学校教育实际上成了空洞无物之谈。
结果导致毕业生认识是一回事，去做则是另一回事。1983年夏，在莫斯科某大学统计系入学座谈会上，有人向中学应届毕业生们提出一个问题：苏联人口有多少？回答是这样的：二千万，一亿左右，比中国略多，几百万，一百多万等。接近实际情况的数字较少，要知道早在两年前毕业生们就系统地学习了苏联经济地理，教材中不少地方都谈到了人口问题。还应注意的是做出上述回答的未来的统计工作者，按他们在招生委员会的话说，他们都是热爱数字工作的人。
很难说我们的中学毕业生掌握物理和化学，但有一点是人所共知的，即除了在专业学校学习和由家庭外语补习教师辅导的之外，他们实际上并不懂外语。即便是俄语知识常常也很有限--这在一些大学的入学测验中十分明显，他们不搞作文，而是进行听写、叙述方面的考核。
近年来，在很多农村中学开展了培训拖拉机手和司机的工作。
学生们学习得很踊跃。但他们能够驾驶拖拉机、开汽车的年龄只能从17、18岁开始，这是法律规定的，这一规定也是合适的。
劳动应当成为一种乐趣，它的成果应是令人自豪的--只是在这时候它才算得上是一种真正的的劳动教育。但是对一个17岁的学生来说，像为胡萝卜锄草这类劳动未必就能引起他的自豪。
一些大学本身就对青年的幼稚病的克服起了不利的作用。比如，在莫斯科的一些院校中实行过家长会议制度，但如果家长没有到会，则让学生写条说明。18岁的年轻人简直就像小孩子一样对待。
概括地说，青少年教育工作中严重影响他们社会主义化的主要问题，是对正处于成长和发育中的青少年缺乏经常性的足够的工作，长期的松散制度和过于优越的条件。科学和经验证明，一个年轻人所能付出的要远远超出人们需要他付出的。青少年的条件很难得到充分利用，特别是对那些具有中等以上能力的人来说。结果是他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能力不仅不能发展，反而受到了埋没。学校注意的是落后生，而对优秀学生的良好条件却很少引起重视。上面提到的尼基金夫妇做了一个有趣的设想--努温尔斯--即坚决控制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产生的良好条件，这在我，或在其他人看来是很明智、很令人信服的。
不能在旱地教人游泳。一个举重运动员的成长只凭良好的饮食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举杠铃。不经常练习跑步是不可能成为优秀径赛运动员的。
上述理论并非什么新提法。但若没有一定的精神压力，不让他去独立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不让他在种种方法中去进行有意识地选择，缺乏达到愿望的勇气，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培养出成熟的、有责任心的社会主义新人。
中学毕业后选择自己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愿望和自身条件的职业，达到相当程度的水平等--所有这些都是严峻的考验，如果不是凭碰运气或者利用“门路”的话，但是，任何“门路”都无法带来知识和能力。
遗憾的是，许多人喜欢将自己的困难和应做的努力寄托于别人。
当然，家庭和学校在很多方面负有责任的，不过同你本人也是有关系的，并且，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像你自己对自己那么了解。
如果一个人小时候自己的事实际上什么也不能做(说是“不依靠父母”，可恰恰事事又要父母解决)，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重大的问题总要自己来解决。他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决策。17-25岁这个年龄，按苏联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符·舒布金很实际的看法，是人生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是对人的一生做出种种重大决策的时期，是选择的时期。人们在这段时间要选择并确定职业，选择配偶，居住地区，工作单位。自然，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过去，但决定这一切的没有任何命中注定的因素。
在我们这样的条件下，一个人完全能够主宰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归根到底主要的教育还是自我教育。但是不难发现，不知为何我们乐于教育别人往往胜于乐于教育自己。然而，没有严肃的自我教育，所有其他因素都将是无用的。如果你不希望这么做，那么就没有人能强行将你造就成材。假如没有不断进取的意志，没有白党纪律，没有坚定不懈的信念，又会取得什么结果呢？我敢断言，所有杰出的活动家，仅以此为例，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上述特点的。任何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主要都来自于种种平凡、千篇一律的小事，要花费气力是必然的，但若没有意志和自党纪律，要达到某种的目的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不仅仅要培养这种“从事平凡事业”的品质，而且还需要培养很多方面的，具有高度发展的共性特点的品质，如：良心、人道、善良、忠诚等。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众多杰出的榜样。比如列·尼·托尔斯泰的伟大业绩及对道德风尚的炽热追求就是这样。遗憾的是，中小学生对这一杰出人物一生的了解几乎还是空白。又如对阿·波·契柯夫，这位用自己的话说是从奴隶的泪水中挣扎出来的闻名全人类的杰出作家之一，同样如此。
但问题并不仅仅是对这些“伟大人物”。经常可以碰到的是那些对其他人来说是很不礼貌的事情。比如一位年轻人提着一台声音放得很大的录音机走上汽车，看来他的头脑中并没有这样的概念，即他所感兴趣的并非所有人都会感兴趣。又如，司机在居民住宅楼的窗下彻夜向等人不停地按喇叭；或是在市郊树林中聚众野餐，而后乱摔酒瓶。这种有据可查的事情可以无休止的列举下去。
这就不得不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即有必要在学校开设那怕是很简易的伦理学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