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对经院哲学家的批判。认为他们自高自大，“尊自己为智慧的唯一宠儿，把其余的人看作宇宙间的污秽和垃圾”。他们愚昧无知，只是“筑起空中楼阁，在真空中建立无限的世界”。尽管无知，却自夸懂得一切事情，“他们从来没有过一次重要的发现，没有在一件最小的事情上有过一致的意见。除了被一些或另一些人反对和反驳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清楚的、明白的”。他们整日考虑的是这样一些荒诞无稽、玄而又玄的问题：“耶稣，作为圣子，是否对圣父上帝和圣母有着双重特别明显的关系？三位一体中第一个人恨第二个人，这个命题是否可能正确？上帝使我们的天性他，作为一个男人，他是否同样可以变成一个妇女、一个魔鬼、一只野兽、一棵野草或者一块石子？如果神性有可能以任何无生命的物质的形式出现，那么他怎样讲得了道呢？他又怎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如果在我们的救世主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保罗赞美着圣餐，那么圣餐面包会不会化为留在树上的身体呢？耶稣的肉体出现在圣饼里，他的人性会不会从他的神性抽出呢？我们是否复活以后会像今生那样大吃大喝呢？”伊拉斯谟认为，这些空想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一心一意地继续着他们晦涩难解的研究，不去阅读《圣经》，不去把握《圣经》中该把握的东西，空口说废话，以之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教会。
第六，对僧侣的批判。认为他们是“精神错乱的蠢物”，他们简直不带一点宗教气味，不了解真正的教义，然而却“深深地爱恋自己，是个人幸福的痴赏家”。照他们的行为举止看，好像全部信仰都在于琐屑的礼式小节：“缚凉鞋准确要打多少个结；各式衣装分别取什么特异颜色，用什么衣料做成；腰带多么宽，多么长”如此等等。僧侣们任意解释《圣经》，武断地作出荒谬的结论。“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们的决定，他们将使他屈服，改变他的主张，承认自己冒昧”，甚至扣上异教徒的罪名，将之轰出教会，“这是他们陷害敢于反对他们的人的精神武器”。作为圣职人员，僧侣们应做社会道德的表率，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伊拉斯谟以大量的事实和犀利的词句对僧侣的纵情****的生活，予以无情的揭露：“喝得痛快，活得长久，尽情寻欢，你们这一些出色的醉心于愚行的人们！”他又说：“他们徒然遮遮掩掩，徒然想在凡夫俗子面前诽谤****享受，最恶毒地咒骂它，纯粹是装腔作势！他们设法使别人远离****享受，为了自己更痛快地享受。但是神明在上，请他们告诉我，如果没有欢乐，也就是说没有疯狂来调剂，生活中的哪刻哪时不是悲哀的，烦闷的，不愉快的，无聊的，不可忍受的？在这儿我本来只要引用索福克勒斯的话来作证就行了，这是一位伟大的最值得赞颂的诗人，他对我(指愚人)十分称颂，他说：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伊拉斯谟严厉指责教会只是唆使人去追求虚无飘渺的来世，而那些放荡不羁的僧侣却在今世荒淫享受，这是不公允的，应群起而攻之。在此也体现出伊拉斯谟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反对来世观念，主张世俗享乐的人文主义观念。
第七，对教皇的批判。教皇应以谦逊和清贫来效法他们的上帝，但他们却无此美德，而是滥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教权，发布怒声咆哮的敕令，打击异端、榨取财物(如出卖赎罪券)，完全是为了排除异己、谋取私利，并无《圣经》所要求的真正的仁爱之心。
可以看出，伊拉斯模集中于对上述几类人的愚蠢、虚伪、自大、卑鄙、荒淫、残酷等不道德现象予以抨击，而教会构成其抨击的主要对象。教会及神职人员的所作所为与原始基督教教义愈来愈相悖离，从而远离了虔诚和道德。虽然上述几类人在社会上属于上层人物，但他们的精神已腐朽了、灵魂已变得丑陋了。社会需要改造、教育需要改造，需要有一个虔诚和道德的社会，需要有一种健康而全新的教育！
伊拉斯谟并非只破旧而不立新、只进行批判而不从事建设。在对当时社会上的不道德现象批判的同时，还通过对“愚人”的歌颂展示出他的新的宗教观和道德观以及社会改造、教育改造的理想。我们可从下面几个方面探讨他礼赞“愚人”的实质。
首先，伊拉斯谟批判了当时罪恶的社会和腐败的教育对人的戕害。本来“一个人的童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但由于他降临于一个不道德的充满肮脏与污秽的尘世，世上的“清规戒律”束缚着我们，繁芜无用的知识困扰着我们，使我们享受不到“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期”，未及青春年华就衰老了，伊拉斯谟因之感慨万端：“我们来到世间多么悲惨！我们的教育多么艰难！我们在童年犯下了多少错误！我们的青春又遭受了多少苦难！我们的衰老多么令人难以忍受！我们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又是多么悲惨！而且又有多少疾病缠绕着我们！有多少不测的灾祸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又有多少麻烦侵扰我们！没有浸泡在苦水里的东西又是多么的少！更不用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不用说贫穷、坐牢、恶名、虚伪、痛苦、圈套、背叛、辱骂、诬告和欺诈了”伊拉斯谟喝问：“人类为了防御什么才保留下来这些邪恶？”伊拉斯谟认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越无知越受益”，越保持天性之自然就越少受社会的毒害。受到毒害的人“一喝下遗忘水，他们心头的尘埃就会洗得一干二净，他们就会重新焕发青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拉斯谟说：“愚蠢是唯一能够留住青春和抑制衰老的东西。”“愚人”较上面所提及的那些知识渊博的法学家、修辞学家、神学家们更少受到毒害，更多地保持了虔诚和美德。所以，伊拉斯谟要歌颂愚人。
其次，通过智人与愚人的比较，赞颂了愚人的美德。伊拉斯谟认为，假如所有的人都很聪明，聪明得脱离了人性，就如同那些虚伪的文法学家和修辞学家们一样，那么，世界将变得更加丑恶。愚人是“唯一朴实、诚实和讲真话的人”，“愚人的心思都从表情和谈话中表露出来了；而智人却有两条舌头：一条舌头讲真话，一条舌头编造谎言”。“愚人心术正直，没有阴谋诡计和恶，而智人却自认为无人与之比拟”，虚妄至极。伊拉斯谟进而比较了智人和愚人的生活状况：
“让我们比较一个智人和愚人的生活状况吧！你给我想出一个智慧的典范与愚人相比吧！这个智人把他的童年和青春年华全部消磨在学习科学知识上，在观察、思虑、研习中失去了一生中最甜蜜的一部分，剩下的时间他从来未曾尝到乐趣。对于自己说来是勤俭、贫穷、悲伤，愁眉不展和刻薄；对别人来说，是令人嫌恶，遭人痛恨。他们面色惨白，骨瘦如柴，粗鲁不堪，双眼酸痛，还没死就已衰老和死亡的折磨。(还没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就死去，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伟大智人的形象。”伊拉斯谟对这种智人的生活方式很不欣赏，而希求一种“一生频频举杯，翩翩起舞，盛宴不断，欢闹嬉戏”的新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再没有比我们通常所叫的愚人、白痴、低能儿和傻瓜更幸福的了！我认为这些都是光彩耀人的美称。愚人不怕死，不因恶的降临而恐惧，也不因即将来临的幸运而高兴。简而言之，他们不受千恩万虑的困扰。他们既不谦逊，也不畏惧，既不雄心勃勃，也不妒火中烧。他们不仅快活嬉戏，又唱又乐，而且到处受到欢迎”。愚人与人为善，也受他人珍爱，“万事万物都不愿伤害他们。即使是十足的野兽，看到愚人无邪的天性也不加害于他们”。
复次，伊拉斯谟通过引证《圣经》赞美愚人。《圣经》，只有上帝是真正的智者，所有的人都是愚人，人类丝毫没有智慧，不应为有一鳞半爪的知识而傲慢。上帝喜欢纯朴的愚人，而厌恶那些自认为聪明的智人。正因如此，“才禁止人类吃智慧之果，似乎智慧是幸福的毒药”。圣保罗也认为，智慧使人自满自足，并产生危害，因而要避而远之。君主也不喜好聪明过头的人，“君主对聪明过人的人投去怀疑的眼光，自然地嫉恨他们”。基督“细心地劝告愚人谨防智慧的浸入。他把他们召集起来，以小孩、百合花、芥子、麻雀和那些微乎其微的一只靠大自然意志生活而毫无心智和烦扰的东西为榜样，来教育他们”。
可以看出，愚人是道德的楷模，而智人是不道德的典范。伊拉斯谟希图的是建立一个道德的充满基督教虔诚精神的新社会。在本质上他认为愚人并不“愚”，真正的愚人是那些虚伪卑鄙的所谓“智人”。所以罗素指出，《愚人颂》“通篇有两类愚痴，一类受到嘲讽的颂扬，另一类受到真心的颂扬；真心颂扬的愚痴即基督徒淳朴性格中显露出来的那类愚痴”。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愚人颂》称不上是教育论着，但它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却超过当时任何一部教育着作。在教育史上，对教育发生重大影响的往往不是纯粹的教育理论本身。《愚人颂》从更根本的角度揭示了北方文艺复兴教育的基本原则。
其一，《愚人颂》展示出文艺复兴运动的基本精神，为教育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它抨击了当时知识界和教会的腐败，高扬原始基督教道德的旗帜，歌颂了人生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要求人从各种“清规戒律”中解脱出来，宣扬人的不受束缚的自由发展，要求现实生活和尘世的享乐。
其二，《愚人颂》揭示出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德行和虔诚，这反映了北方文艺复兴的特殊精神。伊拉斯谟指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在青年的头脑里播下虔诚的种子”。
其三，《愚人颂》要求弘扬人的自由意志，使人的个性得以自由发展。细观《愚人颂》可以发现，似乎伊拉斯谟认为，人的天性是美好的、纯洁的，但一入罪恶的尘世，就受到了毒害和污染，所以他歌颂纯朴的具有“无邪的天性”的愚人，认为应“只靠大自然的意志生活”，而谨防所谓“智慧”的侵扰。含有“绝圣弃智，民复孝慈”的意味。将《愚人颂》与卢梭的《爱弥儿》相比，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相似之处。社会是恶的，人性是善的，应使人免遭社会的不良习染，教育应是自然的教育，这似乎是二者基本的共同点。伊拉斯谟大力提倡人的自由意志和个性自由发展，主张人服从于自然的推动，认为应尊重人的本能活动，在此点上他与马丁路德发生了争论。
路德认为：自由意志本身就属于神的称号和专有名词，作为人来说不应该使用这个神圣的称号。而伊拉斯谟认为自由意志是属于人专用的名词，只有自由、快乐、知识和理性才是组成道德与良心的重要因素。可见，伊拉斯谟较路德在“自由意志”问题上要进步一些。
《愚人颂》激烈抨击了教会，似乎伊拉斯谟会坚决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多次声称自己是路德的对立面。他同情路德的做法，也反对路德所谴责的弊病，但他对路德的粗暴作风大不以为然。在自由意志的争辩中，路德的答辩异常蛮横凶狠，使得比较进步的伊拉斯谟进一步倒向反动。他认为，新教赶走了主教和教皇，但新教依然在狂人的统治下，旧的枷锁打破了，又套上了同样沉重的新的枷锁。他本人素来胆弱心怯，憎恶斗争，宗教改革引起的残酷斗争使他目不忍睹。所以最后他终于投身于旧教一边。从此时起直至他老死，他的声望地位江河日下。时代已不需要懦夫了，而他恰恰是一个懦夫。对于正直勇敢的人，可抉择的光荣道路只有两条：或者成功或者成仁。莫尔被迫殉教成仁，而伊拉斯谟两条光荣的道路中他一条也没有选择。他是一位悲剧人物。
《愚人颂》揭示了伊拉斯谟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并非其教育思想的全部，他关于具体教育问题的论述体现在他的另一重要着作《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中。
(三)《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导读
《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
写于1516年，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伊拉斯谟的教育理论。虽然书名为“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但伊拉斯谟认为，他所表述的教育主张，不仅适用于王子，“也适用于王子将来统治的那些自由的、情愿的臣民们的成长”。
该书同《愚人颂》一样，至今无完整的中译本，在华东师大教育系和杭州大学教育系合编的《西方古代教育论着选》和吴元训编的《中世纪教育文选》中皆有较长篇幅的节译。
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该书的教育思想。
1.关于教育的作用
(1)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
伊拉斯谟认为人的成长来自四个主要因素：遗传本能、教育、习惯和经验。他还认为个人发展有三个因素：自然，即“部分是先天接受教育的能力，部分是对美德的天生爱好”；训练，即“教育和指导的熟练的应用”；练习，即“放手运用我们自己方面的能动性，亦即自然禀赋的能动性，并借训练促进这种能动性”。遗传和自然是强有力的，教育应以人的天性特点为依据。教育和训练的作用更大，“有些天性在道德上的缺陷可以用训练和管教来纠正”。伊拉斯谟高度重视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认为“一个受过正当训练的人，发展成为一种神圣的动物，而另一方面，一个受过错误训练的人，堕落成为一种畸形的野兽”。但他认为教育并不是万能的，他以塞涅卡对尼禄的教育为例认为“对一个天性既愚笨又粗野和难以描绘的人来讲，任何人对他成长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劳动”。
伊拉斯谟非常强调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认为应使儿童远离恶劣的环境和有恶行的人。所以他要求儿童应慎交游、应择良师、应读好书。不应该让儿童“和未经选择的游伴往来，他只能和品德优良、谦虚谨慎的孩子交朋友”。应避开坏人，“和这些人在一起，除了享受、娱乐、傲慢、自大、贪婪、闹气和残暴以外，他听不到什么东西，学不到什么东西，吸收不到什么东西”。应择良师，这样儿童才能受到好的教育。应读好书，因为“不正经的谈话毁坏心灵，不正经的书籍毁坏心灵的程度并不比它稍差。没有声息的文字会转变成为态度和情绪”。
伊拉斯谟认为，如果儿童因不良习染形成了坏的习惯，就很难改变，“没有一件事情比使人们清除由于习惯而变成第二天性的特性更加困难的了”。基于此，伊拉斯谟要求重视早期教育，“从来没有什么东西象在早年学习的东西那样根深蒂固”，所以，应“从襁褓时期开始”，“就必须使他的心灵充满有益的思想”，道德的种子必须播种在他精神的处女地，以便随着年龄和经验日益增长，它们会逐渐生长和成熟，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植根”。
(2)教育对社会的作用
伊拉斯谟重视教育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主要希望，在于它对青年的适当教育”，因而“应该对公、私立学校和女子教育予以最大的注意，使儿童可以看到最优秀、最可靠的教师的指导，从中学习耶稣的教导以及有利于国家的优秀的文献。
若有了这样的制度，就不需要很多法律或惩罚，因为人民将自愿地遵循正义的道路”。这很有些“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化胜于刑政”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