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要有德的培养，还要有艺的训练。艺的训练，需要教师的教学，教学的基本目的在于“修先王之道”，而其途径则是“读六艺之文”。
韩愈倡导复兴儒学，尊儒反佛，要求以儒学作为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以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儒学独尊贯彻到教育中去，必然相应地要求如“古之教者处其一”，教学内容统一于儒学，对佛老之书的干《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五箴五首》。
3扰则要加以排斥，他认为这是教学路线的根本问题，关系至为重大。
他说：“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目的是求“圣人之道，”要慎重选择正确的路线才能如愿地到达。因此对学习内容有极严格的选择，以保持路线的正确，防止走入邪道。他自己就做到“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其心”。为免除近代异学杂学的影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他自己这样做，而且也根据这种经验，规定了对学生的要求，“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
对于文与道的关系，韩愈继承儒家的文学观点，提出“文以载道”
的理论。认为文是手段，道是目的；文是形式，道是内容，文道合一，而道为主。先王之道，载之于六艺之文，欲学先王之道，应当读六艺之文。要宣传古道，其形式也应当是古文。韩愈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倡新古文运动，古文能摆脱骄体对偶格局的拘束，比较自如地表达和宣传儒学思想。所以韩愈一方面教人学古文，着眼于学古道，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另一方面又鼓励青年根据仁义之道用古文的形式去写作，要养其根而俟其实，用心于儒道，树立仁义的思想，他的经验就是“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其所着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所写的文章皆贯穿儒学仁义的思想。
《送王秀才序》。
《上宰相书》。
《答李翊书》。
《请上尊号表》。
《题欧阳生哀辞后》。
《答李翊书》。
《上宰相书》。
如何学习古文才能取得最大的成效？他认为应该选择古代名作家作为学习的典范。他的弟子刘正夫曾写信请教“为文宜何师？”他回答说：“宜师古圣贤人。”又问：“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他回答说：“师其意，不师其辞。”在古代名作家中，韩愈最为推崇的，选作自己学习的典范的是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他认为汉朝人都能写古文，惟独这三个人最为杰出。
他们用功较深，扬名也远。学习古文先要精熟他们的着作，“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吸收这些名家的文学精华，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
如何才能写出成功的作品？他认为要掌握“为文之道”，写文章要有自己独创的语言，反对袭用陈言，模拟古语。他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他把“能自树立不因循”作为写作的一般原则，力求“不袭蹈前人”、“惟陈言之务去”，坚持“辞必己出”，主张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他还主张文章要写得流畅，做到“文从字顺各识职”，用辞适当，每个字都各得其所，安排得妥帖，这是善于文学的表现。
把独创的语言和文从字顺两方面统一起来，这是写好文章的一个条件。
在学习问题上，韩愈既吸取前人的经验，更着重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一些重要的见解。
首先是强调个人要努力勤学。他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学习而得的，他说：“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他一生就是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时间，花在看书学习上，“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以《答刘正夫书》。
《樊绍述墓志铭》。
《符读书城南》。
3饴口。”他从不离开书本。《进学解》中有一段自述，介绍他的学习情况：“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这说明他不分日夜，积年累月地进行学习。韩愈勤学，至老仍然，其赠张籍诗云：“吾老着读书，馀事不挂眼。”他认为人要具有学问，并且不断上进，都离不开勤学。他的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要取得学业的精进需要依靠勤学不缀，而嬉游则会造成学业的荒废。
其次，他要求扩大知识，多读博学。学先王之道的基本途径是读六艺之文，但他不赞成把儒学理解得极为狭隘，明经科的人只背诵经典，拘于注疏；进士科的人只会诗赋，模拟文章，都太狭隘了。他们除了学习经传文艺之外，还应尽量扩大知识眼界。他说：“读书患不多”，“余少之时，将求多能，蚤夜以孜孜。”“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他的知识不局限于经传，而扩及百家，他在《答侯继书》中就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
这种“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学习精神使他在少年时期就奠定了广博的学问基础，“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他所具有的学识条件，是他在散文写作上达到很高成就的原因之一。勤学是博学的先决条件，博学是勤学的必然结果。
再次，他认为学习时要积极思考。对于经史百家之书的学习，绝不可以囫囵吞枣，食古不化，要特别注意学习目的之所在。他说：
皇甫湜：《韩文公墓铭》。
《赠别元十八》。
《游箴》。
《上兵部李侍郎书》。
3“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之所归。”他劝导弟子说：“子诵其文，则思其义。”要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他说：“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学习的时候，感觉器官与思维器官都要一齐动员，这会有助于求得书中的义理。他在读书思考方面也有不少经验，例如对于历史着作，“记事者必提其要”；对于理论着作，“纂言者必钩其玄”；对于名家作品，“沈浸浓郁，含英咀华”，“师其意不师其词”等等，都说明了读书要有方法，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才能明了书中精义，成为自己掌握的东西。
在教学方法方面，韩愈也有自己的主张和特点。
第一，培养人才要重视因材施教。韩愈认为每一时代人才总是有的，关键的问题是在于教育者善于识别和培养。他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只要有伯乐那样的识别能力，千里马就不至埋没，如果不能像伯乐那样善于识别，又不善于喂养，“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千里马就会被埋没。人才就如千里马，既要善于鉴别，又要善于培养，才会大量涌现出来。所以他一贯主张教人要尽其材，教育者应如精明的木匠极为慎重地对待木料一样，“夫大木为，细木为桷，栌侏儒，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韩愈热心培养青年，指导他们进行文学创作，发挥他们的才能，《新唐书韩愈传》说：“成就后进之士，往往知名。”他要求当权者在用人方面有责任使人尽其材，他说：“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况当营都邑，杞梓用不疑。”在他《答侯继书》。
《送陈密序》。
《上襄阳于相公书》。
《杂说》。
《进学解》。
《送张道士序》。
3看来，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应当能容纳和使用各种人材，“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较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能否做到人尽其才，那就取决于宰相的行政方针了。韩愈为了人尽其才，很重视推荐人才，他以才能为标准，进行选择推荐，张籍赞颂他“荐待皆寒赢，但取其才良”，对于出身庶族寒门的知识分子尤其尽力推荐。他把因材施教和因材使用统一起来了。
第二，教学上注意生动活泼。韩愈几次担任博士，他在讲课中不是装模作样教训学生，而是运用多种形式活跃课堂教学。他的教学态度是认真的，“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他在讲解之中，有时穿插一些诙谐的话，令人发笑，有时还结合吟诗唱歌，实是生动活泼，他说理深刻，使人沉醉在他的讲学中，这表明他作为文学家，有善于宣讲的特点，能打动学生们的心弦。但是也有人把教学语言的生动性和教学的严肃性对立起来，对他生动的教学提出反对意见，他的学生张籍就曾写两封信给韩愈，谈到这个问题，并极认真地提出批评：“然欲举圣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他要求韩愈“弃无实之谈”。韩愈对这种批评，甚不以为然，他辩解说：“驳杂之讥，前书尽之，吾子其复之，昔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他认为教学不必太拘于单一形式，要生动有趣，既有严肃的时候，也有活泼的时候，要有张有弛，灵活应用，教学的生动性并不影响教学内容的思想性。这种主张，既有历史经验的根据，也有实践经验的根据。
《进学解》。
张籍：《祭退之》。
皇甫湜：《韩文公墓铭》。
《重答张籍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