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科是蜀汉的法律，刘备初入川时，百废待兴，乃命当时对典制、旧法熟悉者许慈、胡潜、孟光、来敏典掌旧文、草创制度。在平定益州之后，便着手制定典律，据《三国志》记载，参与蜀科的制定一共有五人，分别是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33]蜀科的具体内容已经丢失，但是据《诸葛亮传》记载，蜀汉虽然执法严峻，但公正公平，百姓无怨。[34]
刘备对刘表、刘璋的大赦制度作了批判，而诸葛亮也指出了刘璋治理益州弊政的原因。他认为，刘璋实施的所谓德政，是以小恩小惠拉拢人，哟美好高位尊宠臣下，僭越法度，积重难返，而树立法律的威严，法律施行则会感恩，并以爵位管辖百姓，爵位增加则知道荣耀，荣誉和恩典共同施用，上下便进退有度，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关键。[35]不但包含了法家认为法治优於德治的观念，也体现了法家理论建立的基础——性恶论。
刘备诸葛亮治国是法、礼并用，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亦即以法为体，着重公平客观原则；以德为用，着重教化为本。以商鞅之法，却不迷信其权威主义，取其理法，结合儒家教化，把行法与教化合而为一。经过这样的“法治革新”运动，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吏治也逐渐清明。而蜀汉后期，执政者费祎多次施行大赦，大司农孟光引诸葛亮、刘备故事对费祎进行了强烈的斥责。[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