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田正隆调到第十一军司令部之后，曾专门要求单独面见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与冈村宁次单独面见时，他暗示冈村宁次司令官，第十一军的重要作战情报有可能象武汉作战的作战计划一样，被人泄露给中国军队。
虽然岩田正隆必须根据大本营参谋部情报二部的要求对夏文远和冈本矢一的身份保密，不能向任何人具体的透露有关他们身份的任何情报，只能通过暗示引起冈村宁次的警惕，但是以冈村宁次的智慧，这已经足够了。
冈村宁次听了冈本矢一的话之后，当然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不禁想起去年的随枣会战。
当时，第五战区的部署完全是有针对性的，就像是他们掌握了第十一军的随枣作战计划一样。他当时就有一点怀疑，是不是第十一军的作战计划被泄露出去。
虽然冈村宁次知道自己不能阻止宜昌作战计划被泄露出去，但是，他还是采取了积极的防范措施。他在宜昌作战计划中规定的三十天作战时间期限和第二阶段作战是否实施需要依第一阶段作战完成情况和时间来确定，就是故意留下的一个破绽。
冈村宁次清楚的知道，第一阶段的作战可能需要二十天以上，那么留给第二阶段作战的时间就肯定不够。因此，如果中国军队第五战区获得这份情报，也会产生同样的判断，认为第二阶段作战实施的可能性非常小。这个模棱两可的第二阶段作战计划，是冈村宁次故意给中国第五战区军队设置的一个陷阱。
同时，因为这份作战计划是完全真实的，没有任何故意的误导与欺骗，因此也不会让泄露情报给中国军队的人产生第十一军是在故意利用他泄露作战计划，以到达战术欺骗的目的，进而产生自己是否已经的疑虑。
狡猾的冈村宁次中将在制定这个作战计划时没有想到他会在三月被调回国做军事参议官。不能亲自执行这个作战计划，让冈村宁次多少都有些遗憾。不过，这也算是他留给第十一军和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圆部和一郎的一份告别礼物。
果然不出冈村宁次所料，中国军队收到第十一军的宜昌作战计划之后，掉进了冈村宁次设置的陷进，得出错误的判断。
第五战区司令部认为日军第十一军不可能有机会实施第二阶段作战计划，除非他们能够在五月中旬完成第一阶段的作战。而根据去年随枣会战的经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第五战区根据第十一军的作战计划作出的相应部署调整，几乎没有将日军第十一军第二阶段的作战考虑进去，这正是冈村宁次所希望的。
基于上述情况判断，这次枣宜会战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胜负已定了。
徐宽决定白天袭击日军军列，这是因为他收到的情报显示，从江岸车站到信阳车站的日军军列全都是在白天运行。很明显，这是日军为了防止铁路破坏队的夜间袭击，尽可能的将军列调整到白天运行。
武汉沦陷前，徐宽和鲁子郁都在汉口临时特种训练班接受过短期特工训练，李国盛当时是特种训练班的教官，他们俩算是李国盛的学生。
特种训练班训练的科目包括使用炸药和枪械，破坏铁路和桥梁，袭击列车以及敌后游击与生存等等。徐宽和鲁子郁从特种训练班学到的知识和技术，对于他们在后来破坏日军铁路运输的战斗有很大帮助。
徐宽获得的情报是王家瑞提供的。
王家瑞将朱和汉收集的情报发给延安总部。总部将情报经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转给国民军事委员会和军统，再由军统发给徐宽。
白天袭击的难度和危险性比夜间袭击要大的多。可是军令如山，徐宽必须采取行动，打击日军的铁路运输补给线，配合第五战区即将开始的枣宜会战。
去年八月，为了消除游击队对平汉铁路南段的破坏行动，日军对在这一带活动频繁，屡屡袭击日军军列，破坏铁路及其通讯和电力设施的徐宽第三大队进行了一次围剿。徐宽的第三大队在这次围剿中遭受很大的损失。为了躲避日军的围剿，徐宽的第三大队队员不得不分散到个村庄隐蔽起来。日军围剿后，徐宽的第三大队直到去年底才重新恢复过来。
与此同时，日军加强了对铁路线的护路巡逻。日军的铁路巡逻车和步兵巡逻队在铁路沿线的各车站之间按时巡逻，缩短了两次巡逻之间的时间间隔。因此，要想白天在铁轨下埋设炸药而不被日军巡逻车或者巡逻队发现，确实很难做到。
更让徐宽头痛的是，日军加强了对所有铁路桥梁的保护，不光象原来那样，在桥头的两边加强岗哨，而且在桥下的两侧，也设置了警卫哨卡，让游击队很难接近铁路桥梁。
在仔细研究收到的情报之后，徐宽决定袭击一列日军运送军火的列车。这列军列将在4月25日早上9点从江岸车站发出，12点到达广水车站，在广水卸下一部分军火之后，下午2点继续北行，预计下午3点10分达到信阳车站。
徐宽他们认为，目前的情况下，想要炸桥是不可能的。而白天在铁轨下埋设炸药也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到底怎样才能炸毁日军的军火列车呢？徐宽和鲁子郁以及队员们讨论之后，制定了一个非常冒险，但是十分周密的行动方案。
李国盛和唐新、宋岳商量之后，认为以武汉区目前的实力，能够给日军后方造成骚扰的行动，大概只有制裁武汉的大汉奸。制裁武汉的大汉奸，将给日军后方造成恐慌，同时警告那些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如果他们继续执迷不悟，等待他们的将是同样的下场。
李国盛，唐新和宋岳选定伪湖北财政厅厅长张若柏和伪湖北省高等法院院长唐炳炎作为这次制裁的目标。本来伪武汉特别市长张仁蠡和伪湖北省长何佩瑢应该是首选目标，但是据监视人员报告，这两人身边警卫森严，平时深居简出，很难找到机会下手。
制裁张若柏和唐炳炎的理由都很充分。
张若柏作为湖北省财政厅长，上任以来与汉口特务部长柴山兼四郎密切配合，将湖北的财税收入全部上缴给日军汉口特务部，由日军汉口特务部支配所有的税收，全力支持日军对中国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实属出卖国家利益的大汉奸。而唐炳炎作为伪湖北省高等法院院长，支持日本人在湖北推行一系列的严刑峻法，残害抗日义士，推动日军对民间财产掠夺合法化，乃十恶不赦的大汉奸。这两个人必须受到应有的制裁。
李国盛下令唐新和宋岳分别作出制裁张若柏和唐炳炎的计划，计划完成后交给他批准，然后开始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