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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湖南第一师范(1)

“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学校和教师

1913年春季,正是20岁的毛泽东,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师范,他又是以第一名被录取的。校长看到他的作文卷后,深为叹服,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第二年春季,第四师范合并于公立第一师范。四师春季始业和一师秋季始业的学生都编入一级,后来又分别编为六、七、八、九、十的5个班,毛泽东在第八班,全班共有同学30人。因此按学制,他在第一师范多读了半年书。毛泽东跟湖南第一师范有过为时7年的密切关系:自1913年春季至1918年夏季的5年半时间,在一师求学;自1920年秋季至1921年冬季,又1年半,在长沙进行广泛的革命活动时,他的社会职业是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并兼过师范部的国文教员。

湖南的师范教育始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设“师范馆”于长沙的黄泥。不久改设三路师范:西路在常德,南路在衡阳,中路设立在长沙南门外书院坪的“城南书院”旧址。辛亥革命后,以路界名称不好,三路未毕业的学生并入优级师范;中、西、南三路师范改为第一、第二、第三师范。这是第一师范的由来。

城南书院是南宋张南轩讲学的地方,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江相望。朱、张讲学最盛的时候,来听他们讲学的达几千人。他们都是南宋的理学家,两人往来密切,在湘江过渡的渡口,后来就称为“朱张渡”。

然而五四前夜与南宋时代究竟相隔七八百年了,这一段老故事,人们已经忘记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5年半时间中,正是国内连年内战、湖南三次被北洋军阀统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紧,以及国际上“协约”、“同盟”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大战的时期。就封建统治阶级的昏暴和遭致外族侵略的危机来说,北洋军阀与赵宋朝廷毫无二致。可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和湖南已经出现了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书院坪第一师范的附近,就集中了当时长沙仅有的黑铅炼厂、电灯公司和造币厂等几个大工厂。1917年正式通车的粤汉路武(昌)长(沙)段的火车,日夜经过学校的后面。这时宋朝的理学已经不大为当代青年所关心了。新旧思潮的斗争在全国正日趋激烈,几千年来的孔门伦常圣道,在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所有求进步的中国人,都焦急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五四前夜,终于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

湖南本是一个落后的省份,一个闭塞的山国。可是在交通逐渐发达的近代,又是南来北往的走廊。由于落后和闭塞,封建主义在这里比在沿海省份有着更深的基础;由于在近代成了南北交通要冲,它又无法继续保持落后的闭塞的状态。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里就成为新旧斗争最尖锐的地方之一。顽固派坚决排斥一切新的事物。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曾经因为坐小火轮回家奔丧,竟在长沙官绅中引起物议,几年不息。郭嵩焘曾经因为做了中国的第一任驻英公使,并且写了一本《使西纪程》,主张改革,就被长沙的官绅指为汉奸。19世纪90年代,维新派在湖南遭受到的反对,也是一切省份中最猛烈的。可是,也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争取实现民主制度的最热烈的斗士。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提倡变法救亡。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都是维新分子,与谭嗣同、唐才常合作,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同时办交通,开矿业,练民团,设武备学堂,出版《湘学新报》和《湘报》;又设“南学会”,会员达千余人,各县并设分会。谭嗣同、唐才常等借学堂、学会倡导新说,攻击清政府。在维新派活动的时期,全国设立的学会、学堂和报馆共51所,湖南即占了16所。因此,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这时,封建地主阶级学者、湖南有名的劣绅王先谦、叶德辉率领顽固派党徒,自称“保卫圣道”(叶汇辑反对康、梁文字为《翼教丛编》),用各种卑劣手段向维新派大肆围攻,要求清政府杀康有为、梁启超,并用暴力驱逐维新派分子出境。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顽固派曾屠杀湖南维新人士100余人。后来黄兴、宋教仁等建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它以后和“兴中会”、“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1906年在萍乡、浏阳、醴陵爆发了矿工和农民的反清起义。这些曾经扫过黑暗天空的先辈的闪光,此时仍在起着点燃心火的作用;革命志士的英雄业绩,使觉醒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感到振奋,前仆后继地涌进了斗争的前列。

第一师范是一所免费的公立学校,其任务是培养小学教师。中等以上人家的子弟,志在投考大学的,都不进这个学校,而进公立的或私立的普通中学;只有家境贫寒或因各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青年,才争取进这个学校的机会,这样的青年是很多的。因此,要能考进第一师范,还必须具备学业优良的条件。当时国家的局面动荡不定,师范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并没有保证,这使得学生们在毕业前就必须为自己的前途打算。有些人为将来的职业而结合起来,也有些人为共同的志向而结合起来,学生的活动是很多的。

毛泽东进入第一师范后,就充分利用这个环境,专心打好学问的基础,探求人生和救国的根本道理,并刻苦锻炼自己。他在这个学校里,遇到了继承王夫之、谭嗣同精神的好老师,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并且最后结成一个团体,为探求改造中国的真理而共同努力。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道:“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在毛泽东的带动下,第一师范成为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一个基地,在当时的革命运动中常起着带头的作用。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中的大部分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骨干,有许多也是第一师范的学生和教员,如学生中有蔡和森(蔡林彬,蔡林是双姓,六班)、何叔衡(瞻岵,讲习科第一班)、陈章甫(陈昌,二班)、罗学瓒(荣熙,八班)、张昆弟(芝圃,六班)、李维汉(和笙,二部一班)、郭亮(靖笳,二部三班)、夏曦(蔓伯,十六班)等;教员中有方维夏和徐特立等。以上蔡、何、陈、罗、张、郭、夏、方等人,都已在革命斗争中先后英勇牺牲。

1927年5月“马日事变”之后,第一师范毕业的和在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杀害的,现在尚无精确统计,据估计总数在百人左右。学校当时停办一个短时期后,也就搬离城南书院的旧址了。1929年国民党政府重办第一师范时,认为老第一师范专出“暴徒”、“过激派”,为“端正趋向”、“挽回风气”,竟然另觅校址,班次也从头开始,并且在编《校友录》时,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名字都删除了。从此这个学校被国民党反动分子一手控制,青年的生气被扼杀殆尽。1938年长沙大火时,第一师范旧校舍全部被焚。为了纪念这所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学校,20世纪50年代,按原来规模重建校舍,并扩大了范围。

在五四运动前后,第一师范确算一个办得认真的学校,这与当时教育现的一点儿朝气有关。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厂,曾经颁布过一些较有革新意义的教育规程。因此,第一师范的“校章”中关于教育方针一项,“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民主主义)规定教育方针。所谓民本主义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道德实践。二、身体活动。三、社会生活(包括智识及课程教育)以及职业训练(包括智能实习和各种学生会活动)”。“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各科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暂定国文为各科联合中心”。但是,这个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方面,却又规定了许多烦琐的封建的规矩,学生应遵守的“秩序”一项,就规定了35条“不得”。如“不得经营一切非关学术之事业”;“不得入一切非学术之党社及教育会”;“不得干预外事,扰乱社会之秩序”;“非经校长认可,不得私自开会演说”;“不得讴吟俚曲,调弄俗乐,及购备一切有损无益之书籍”,等等。这些“不得”,就直接违背着前面所述的“教育宗旨”。不过这些规章制度的执行,也往往因人而异。虽然那时的公立学校常为守旧派所控制,但遇有思想较开明的人任校长时,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教育宗旨”,就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如1913年在日本留过学的孔昭绶第一次任校长时,用人唯才,聘请思想进步的徐特立、杨昌济等担任教员。1916年,孔昭缓第二次任校长时,在课程和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都有些新的措施,如将农场和工厂实习进一步制度化、创办学生志愿军,等等。

这个学校当时确有许多优点,除图书丰富、校舍宽大外,特别重要的是有思想开明的好教员,毕业出来的学生在教育界也受欢迎。1949年,毛泽东同当年的老同学谈话时,还说过:“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在这个学校里,毛泽东遇到了好几位很好的老师。刚入校时他最敬仰的是黎锦熙。他在1915年9月6日给同窗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到黎锦熙,“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足见倾慕之深了。

黎锦熙(邵西)原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的历史教员,后来随学校并入第一师范。他同毛泽东虽有师生之分,年龄才不过大了4岁,又是湘潭同乡,所以很是接近,关系介于师友之间。长沙原来有一家宏文图书社,只不过是间印刷厂,1914年,黎锦熙为它组织了一个编译所,计划编印一套“共和国小学各科教科书”,他与徐特立共编国文。参加宏文社的还有文字学家杨树达、曾运乾等。于是租用了李氏芋园做编辑人的住宅。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就是由这个书社出版的。当时他们还办了一个《公言》杂志,内容着重于纠正当时的学风,批评教育界闹派别,并以一半篇幅记载欧战和世界大势。因受督军汤芗铭的注意,只办了3期即停刊。

4岁的年龄差距,对于三四十岁以后的人来说是不算一回事的,对于20岁刚出头的人来说,却是颇有关系的,就如同大学里一年级的学生同四年级的学生一样。在22岁的毛泽东看来,26岁的黎锦熙比自己更有学问、更有见识,因而很乐于向他讨教。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日记中,记下了1915年4月到8月,毛泽东多次到芋园的事。这日记虽然写得极其简略,没有记下交谈的具体内容,但还是可以看到谈话涉及的方面。他们交换看过各自的日记,谈论的多是“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说读史法”;“改造社会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问小学(旧时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指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黎锦熙读了严复译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著的《群学肄言》,极感兴趣,于是向毛泽东推荐,“告以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群学肄言》是英国斯宾塞的著作。斯宾塞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都有研究,著作甚多。在他的著作中,力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总结为一个综合哲学体系,并且要用来取代中世纪统治思想界的神学体系。他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这本被严复译作《群学肄言》的书,原来的书名是《社会学研究法》。《群学肄言》于1903年出版。在《译余赘语》中,严复这样谈道他翻译此书的缘起:“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谈到他读过这书之后的心情:“(黎君邵西)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观之,竟,乃抚卷叹日: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严复在《译群学肄言序》开头即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群学肄言》全书共十六篇,从第五至第十二这八篇,分述了研究社会学时,常常遇到的来自8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

第五篇《物蔽》。讲的是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物)往往因一些因素的影响而不能正确认识(蔽)。这些因素,例如载记传闻多有乖谬,认主观之变为客观,成见、私心、处境不同而见有明暗,以间接之知为直接之知,肤浅的观察只看到表面现象而看不到实质,此外还有时间空间的因素。书中说:“物蔽也,固常有也,知而谨为之所,足矣。”

第六篇《智》。讲的是智力受到的拘束。其中举例谈到:以己度人之不足恃,因果难稽,物理之繁,非心能之简者所能副,世事纷纭复杂,变化万端,浅见者囿于习惯,以己见判定是非,可说是智力受到的一大拘束。作者并且预言,后世必有不同于今天的是非标准。

第七篇《情瞀》。讲的是因感情引起的愚暗。例如卞躁者以公理之不可胜而怒之,人心竦于势力,久处于积威权势之下者,难与言一群之是非,史家也因为崇尚权力而详写帝王将相,而不注意平民生活等。

第八篇《学诐》。讲的是教育方面的偏颇。有两种教育主张:“其一曰为已之教,其一曰为人之教。为己者主于相胜,为人者主于相亲。”认为战争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所以为己之教未可厚非,可是其积极作用有一定限度,过度了就有害。因此为己之教必不可终行。为人、为己,二者不可偏废。

第九篇《国拘》。讲的是褊狭的爱国心。爱国人同此心,而褊狭的爱国心又人同此蔽。因为能够爱国,国家得以存在,而褊狭的爱国心又会惑乱人群的心理,这是社会学中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爱国之过与为己之私,同出于一源,然为己之私易见,而爱国之过难知。怀有褊狭的爱国心就不可能研究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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