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从前，似乎很难想象40年前（1870年），在美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化学与生铁制造的联系。尤为重要的是，它是钢铁制造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当时，高炉的管理者是一个粗鲁的外国人，而且，他的另一项本领就是能把那些不服从管理的人打倒，给他们一点教训。大家认为他具有一种超自然的预测能力，凭直觉就能诊断高炉的运行情况，就像他的同乡一样，用一根椿树干就能探测到油井或是水井。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庸医，对于患者的困苦，只是胡乱开些药方。
露西高炉的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对各种矿石、石灰岩和焦炭的成分知之甚少，或者是根本不知道。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让我们无法忍受。我们最终决定撤掉这位仅凭经验和直觉做事的管理者，又安排了一位年轻人来管理高炉。年轻的运务员亨利·M．柯里与众不同，正是这点让我选中了他。
菲普斯先生对露西高炉特别关照。他每天都要去那儿看一看，为我们省去了不少麻烦。这不是因为露西高炉没有西方其他高炉运行得好，不能产生良好的效益，而是因为它比其他的高炉要大得多，一点小问题就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星期天的早上，他的父亲和妹妹出门去教堂时，他照样会去看一看露西高炉。即使和家人们一起去做礼拜，他也会虔诚地祈祷露西高炉处于安全状况。那是他的牵挂。
下一步，我们要找一位化学家作为柯里先生的助手兼顾问。我们找到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德国人弗里克博士，他向我们揭开了许多奥秘。从前那些被认为质量优良的铁矿，现在却发现其含铁量比普通的要少10％到15％，有的甚至达到了20％。而我们一直以为是劣质的那些矿山，如今却能产出优质的矿石。好的变成了差的，差的变成了好的，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化学知识如同明媚的阳光，驱散了几乎所有关于生铁制造的迷雾。
就在露西高炉将要生产出最好的产品，为公司赢得声誉的关键时期，却被迫停产了。原因是我们用一种质量上乘、纯度很高的矿石替代劣质矿石（这种劣质矿石出铁量不及其他矿石的三分之二），由于要掺入很多石灰来熔化高纯度的铁矿石，致使露西高炉严重受损。上等的原材料反而使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我们是多么愚蠢！但那时我们可以自我安慰的是：我们还不至于像竞争对手一样愚蠢。我们已经聘请化学家来指导我们好多年了，而其他一些高炉经营者却说他们雇用不起一名化学家。那时，他们如果了解真相，就会知道没有化学家的指导就不会有任何产量。回首过去，我们是首家在高炉运作上雇用化学家的企业，也难怪竞争对手评价我们太奢侈了。
由于我们独特的科学管理，露西高炉成为我们业务中获利最大的部分。发现了奥秘所在，没过多久（1872年），我们决定再造一座高炉。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次我们大大节省了开支。那些没有名气的矿石，以及许多公司都不愿意在他们的高炉中采用的产品，都成了我们的购买对象。我们没有理会那些因质量上乘而享有声誉的高价产品。密苏里州著名的派洛诺布矿山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那里的矿产可以说是不受欢迎的，据说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采用，而其余大部分会使熔炉阻塞。化学知识告诉我们，那是由于磷的含量太低而硅的含量太高。如果经过适当的加工，那就会成为再好不过的矿石了，几乎没有一种矿石可以与之媲美。于是我们就大量购买这类矿石，矿主对我们感激不已。
难以置信的是，多年来我们能以高价把熔炉里提炼出来的含磷量高的炭渣卖掉，然后从我们的竞争对手那里买进含铁量丰富、含磷量较少的纯度炭渣。有时候，高炉尝试着提炼烟道炭渣，但各种物质混杂在一起时，高炉的效率得不到最大发挥。因此，多年来炭渣都被我们的竞争对手当作废料丢弃在匹兹堡的河边。有时，我们甚至能以劣质物品换取优质物品，并从中获得一点利润。
还有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一种同样毫无根据的偏见认为工厂里的氧化铁不能在高炉里提炼，其实这是一种纯铁的氧化物。这让我想起一位在丹佛姆林的好友奇泽姆先生，他是我丹佛姆林的同乡，我们常在一起开玩笑。有一天，我到他在克里夫兰的工厂去参观，看到工人们正在把这些非常有用的氧化铁运到院子里。我问奇泽姆先生，他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他说：“扔到河边去。我们的高炉管理者总是抱怨这些东西在高炉里熔化不了。”
当时我什么也没说，但回到匹兹堡后，我决定跟他开个玩笑。我们公司当时有个年轻人叫杜·普维，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发明家，当时正在匹兹堡研究一种炼铁的方法。我派人请杜·普维到克里夫兰去签订一份收购我朋友公司里所有氧化铁的合同。他去了，以每吨50美分的价格买下了所有的氧化铁，并将它们运了回来。这样的收购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一直期望奇泽姆先生能有所发现。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这件事，他就过早地去世了。不过，他的接班人很快就照着我们的方法做了。
我非常关注贝西默炼钢法的进展情况。我知道如果这个方法成功了，铁一定会让位于钢，铁的时代将会过去，钢的时代就要来临。我的朋友约翰·A．赖特是宾夕法尼亚路易士顿自由铁厂的总裁，他专程去英国对这项新方法进行调研。他是我们最好的、经验最丰富的实业家之一，他决定要极力劝说他的公司建立贝西默式工厂。他的想法完全正确，只是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资金的需求大大超出了他的预算，不仅如此，当时这一方法在英国尚处于试验阶段，想要引入美国并一次运作成功，有点不太现实。任何试验都要经历漫长的时期，付出昂贵的代价，我的朋友对此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事后，当这一炼钢法在英国试验成功，资本家们开始在哈里斯堡投资建造宾夕法尼亚炼钢厂。这一项目同样还需要经过一段试验期，幸亏在关键时刻得到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及时援手，否则可能就失败了。正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汤姆森总裁，这位有着远见卓识、精明能干的人，建议董事会投入60万美元的巨资给炼钢厂，才让今后铁路线上的钢轨供应有了保障。结果也证明了他是正确的。
对宾夕法尼亚铁路以及其他重要铁路线来说，找到一种替换铁轨的材料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据我观察，在匹兹堡的某些曲线路段，以及连接宾夕法尼亚和韦恩堡的路段，很容易出现铁轨变形问题，所以每隔6周或2个月就得更换一次新的铁轨。贝西默炼钢法推出前，我曾提醒汤姆森总裁关注英国的道兹先生的发明研究，他发明的铁轨顶端碳化工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去了趟英国，得到了道兹先生的专利使用权，然后我建议汤姆森总裁拨款20万美元在匹兹堡进行试验，他同意了。我们在工厂的高地上建了一座熔炉，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加工了几百吨铁轨，与普通铁轨相比，它的效果非常好，这是美国采用的首批顶端碳化铁轨。我们把这些新型铁轨投放在一些容易磨损的路段，结果给汤姆森先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报。若不是贝西默炼钢法的顺利推广，我不确信我们一定会不断提升道兹工艺，使其得到广泛应用。但是，没有什么能与贝西默炼钢法生产出的坚不可摧的钢材相比。
我们的同行，紧邻匹兹堡的约翰斯敦的威尔士钢铁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铁轨制造企业，他们的总裁，也就是我的朋友威廉·科尔曼先生决定建一座贝西默式炼钢厂。我曾在英国见过这一工艺，觉得非常满意。这项技术没有太大的风险，也不用过多的资金投入，却能取得显着的效益。威廉·科尔曼先生注意到了这一新的工艺，对它很感兴趣，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我们一致决定在匹兹堡加入钢轨制造业。科尔曼先生成为了我们的合伙人，大卫·麦克坎莱思也是我们亲密的战友，他曾在我父亲去世时慷慨地帮助过我的母亲，这是我永远难以忘记的。约翰·司各特先生和大卫·A．斯图尔特先生，还有其他人也都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正、副总裁埃德加·汤姆森先生和托马斯·亚·司各特先生也成了股东，大家都看好钢的发展。钢轨公司在1873年1月1日正式成立。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选址问题。我不太赞同他们推荐的任何一个位置，最终只得去匹兹堡和我的合伙人商议此事。我的脑海里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星期天早上，我躺在床上，有个地方突然闪现在我脑海中。我赶紧起床去找弟弟：“汤姆，你和科尔曼先生说的那个地方是合适的，厂址设在布拉多克斯，那里处于宾夕法尼亚、巴尔的摩和俄亥俄的并汇处，还有一条河，是美国最好的地理位置。让我们以亲爱的朋友埃德加·汤姆森的名字给工厂命名。我们现在就去找科尔曼先生，一起出发去布拉多克斯。”
当天，我们就出发了，第二天早上，科尔曼先生为获得这块地产竭尽全力讨价还价。这块地的产权人麦金尼先生要价太高了，我们的预期购买价格是每亩500到600美元，结果我们以每亩2000美元的价格买下。但后来，我们想扩建时，每亩地的价格已经涨到了5000美元。
这里曾是布拉多克斯打过仗的地方，我们要在这开始建造我们自己的钢轨厂了，挖地基时发现了许多战争的遗物——刺刀、剑等等。当时，丹佛姆林的市长亚瑟·霍尔基特爵士和他的儿子都葬身于此。人们自然会问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那我得重提这段历史。那时候，英国的市长们是贵族阶层——这些当地的名人以享有贵族身份为荣，却不履行职责。商人得不到权贵阶层的尊重，至今在英国，还有着这样的等级观念。那里几乎没有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和铁路公司，偶尔有制造企业也肯定是贵人的专利，他们享受着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某些有爵位的人完全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丹佛姆林的市长亚瑟·霍尔基特爵士就是这样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土，他最终战死在这个地方。巧的是，曾经有两位丹佛姆林人在这块土地上丧生，如今另外两位丹佛姆林人即将把这里变成工业开发区。
最近，我又发现了另一个奇妙的现象。1904年，约翰·莫利先生在匹兹堡的卡内基学院成立日的演说中提到，杜肯堡（匹兹堡）被福布斯将军占领，并且他在写给皮特首相的信中也提到他在“匹兹堡”为他洗礼。当时，这位福布斯将军是皮特克利夫的地主，他出生在格林。我在1902年买下了格林，并捐赠给丹佛姆林作为公园。因此，两位丹佛姆林人都成了皮特克利夫的领主，他们的主要工作都在匹兹堡。只是一个为匹兹堡命名，而另一个为匹兹堡的发展在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