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著作《财富的福音》出版后，遵从书中的主旨，我将不再为追求更多的财富而打拼。我决定停止积累财富，开始从事更为艰难和重要的慈善工作。当时，我们每年的利润已达到4000万美元，前景持续看好，令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美国钢铁公司接管我们企业后不久，年利润达到了6000万美元。如果我们不把公司卖掉，按计划继续发展下去，估计我们每年可能会有7000万美元的收益。
钢铁已成为了主要的建材，其他所有低档材料都被淘汰了。显然，在我们面前，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但对我而言，我知道我要用毕生的精力去做眼前的这项慈善工作。莎士比亚的一句经典名言让我坚定了信念：
捐助可以减少奢侈浪费，使每一个人都能分享到富裕满足。
在这关键时刻（1901年3月），施瓦布先生告诉我，摩根先生对他说，他很想知道我是否真正打算退出商界，如果是的话，他想买下我的公司。他还说，他已经跟我的合伙人商量过了，摩根先生提出的条件很有吸引力，他们愿意卖掉公司。我告诉施瓦布先生，如果我的合伙人想要卖的话，我同意。最终，我们卖掉了公司。
有些投机商在竞购我们钢铁厂的过程中玩弄一些手段，他们混入诚意的买家中间，为了在某一方面提高一点优势，开出了每股100美元的高价——我可不想在普通股份上捞一把。如果我那样做的话，大约能多得100万美元，比摩根先生后来答应给我的5％股份更多。我们的钢铁产业前景光明，事实证明，如果我要求这额外的钱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从那以后，普通股份要连续按5％支付。但是，我已经满足了。事实证明，我比以前更忙了，我尝试着去做慈善工作。
我的第一笔捐款是给厂里的工人们。下面这封信是我的捐助声明：
我即将退出商界，衷心感谢那些曾经为我的事业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为了表示我深切的谢意，我将第一笔400万美元抵押权债券的5％捐给工人们。用于帮助他们由于意外事故而遭受的损失，为他们安度晚年提供一点必要的帮助。
另外，我拿出100万美元作为基金，用于维护我为工人们修建的图书馆和宿舍的日常开支。
1901年3月12日
于纽约
作为答谢，荷姆斯泰德的工人们写来了下面这封信：
致纽约安德鲁·卡内基先生
亲爱的先生：
我们是荷姆斯泰德钢厂的全体员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我们对您建立“安德鲁·卡内基救济基金”这一善举的诚挚感谢。基金的第一年运作报告已于上个月提交给您。
您总是处处为工人们的利益着想，对此，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您通过各种形式致力于慈善事业，我们相信“安德鲁·卡内基救济基金”只是您的第一步。您点亮了我们心中的希望，让我们在这个看似黑暗和灰心的国家里重新认识到了人性的美好。
您忠诚的委员会成员
哈里·F．罗斯，轧钢工
约翰·贝尔，初级锻工
J．A．霍顿，计时员
沃尔特·A．格雷格，电气组长
哈里·库萨克，调车场场长
1903年2月23日
于宾夕法尼亚州芒霍尔
露西高炉的工人们送给我一只精美的银盘，上面刻着：
赠给安德鲁·卡内基救济基金
鉴于安德鲁·卡内基先生在他的慈善事业中，慷慨大方，设立了“安德鲁·卡内基救济基金”，为卡内基公司的员工提供了救济帮助。为此，露西高炉的工人们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向安德鲁·卡内基先生表达他们诚挚的谢意和由衷的感激。
另外，真诚地祝愿他健康长寿，工作愉快！
露西高炉工会委员会成员
詹姆斯·斯科特，主席
路易斯A．哈奇森，秘书
詹姆斯·戴利
R．C．泰勒
约翰·V．沃德
弗雷德里克·沃尔克
约翰·M．贝伊
不久，我起程去了欧洲，像往常一样，我的几位合伙人无法陪我同行，但他们都来为我送行。老天！对我来说，一切都与以往不同了！我们要说什么，做什么，完全变了，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分别的确让我非常难过，有一种永别的痛苦。
卡内基公共图书馆
几个月后，我回到纽约，感觉到自己完全脱离了社会。工人们在码头上热烈地欢迎我回来，让我倍感欣慰——他们仍然是我的好友，但感觉不一样了。我失去了合伙人，但没有失去朋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现在要做的是合理地分配自己的财产，这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有一天，我偶然在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苏格兰籍的美国人》中看到这样一句话：
为了织一张网，上帝送来一根线。
这句话就像是专门对我说的。我在心里记住了这句话，并立即决定开始织我的第一张网。真是很巧，上帝正好在这时送来了一根线。纽约公共图书馆的J．S．毕林斯博士以代理人的身份前来找我，我立刻拿出了525万美元，为纽约市修建了68座图书馆分馆。随后，我又为布鲁克林捐建了20多座图书馆。
正如我以前提到过的，我的父亲曾经是丹佛姆林图书室的5位创始人之一，他们把自己的一些书借给邻里乡亲。我继承了他的意愿，为家乡捐助了一座图书馆——母亲参加了奠基仪式——这座公共图书馆是我的第一项捐助。后来，我又为阿勒格尼市捐建了一座公共图书馆和礼堂——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家就在阿勒格尼。哈里森总统专程从华盛顿赶来陪我一起为这些建筑举行开放典礼。不久，匹兹堡需要一座图书馆，我也捐助了。没过多久，我的慈善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我又为社会捐建了一批公共建筑，包括博物馆、美术馆、技术学校，还有专为年轻女性建立的莫里森女子学校。1895年11月5日，这些建筑正式向公众开放。在匹兹堡，我已经投入了2400万美元用于这些公共建设，但相比于这座城市曾经带给我的一切财富，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况且这是匹兹堡应该得到的。
第二项大捐助是在华盛顿创办了卡内基基金会。1902年1月28日，我拿出了5％的股份1000万美元，基金使总额增加到2500万美元。后来，我希望与罗斯福总统共商此事，如果可能的话，请国务卿约翰·海先生担任协会主席，他欣然同意了。董事会成员由我的老朋友艾布拉姆·S．希维特、毕林斯博士、威廉·E．道奇、伊莱休·鲁特、希金森上校、D．O．米尔斯、S．威尔·米切尔博士，以及其他一些人员组成。
当我把这份由社会名流担任董事会成员的名单递交给罗斯福总统审阅时，他评价说：“你不可能再弄出一份同样的名单了。”他大力支持创办基金会，并于1904年4月28日将此纳入一项国会法案：
大力支持以最自由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探索发现，将知识应用于人类发展的事业；特别是要引导、捐助和支持涉及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的调查研究，最终建立与政府、综合性大学、专科院校、技工学校、学术团体及其个人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我要感谢我的顾问毕林斯博士，他帮我选择了丹尼尔·C．吉尔曼博士作为第一任董事长。几年后，吉尔曼博士过世了，毕林斯博士又推荐了现任董事长罗伯特·S．伍德沃博士，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愿他能继续领导基金会不断发展壮大。基金会有史以来取得的成绩众所周知，在此无须赘述。然而，我要提两件略微有点不同寻常的事情：第一件是，研究院派了一艘由木材和青铜制成的快艇“卡内基号”进行环球航行考察工作，主要是为了纠正早期海洋勘测上的错误。由于指南针技术的改进，许多海洋勘测结果被证明是不可靠的。青铜没有磁性，而钢铁的磁性很强，这就证明了以前的勘察很容易出错。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卡纳达号游轮在亚述尔群岛附近搁浅了。卡内基号的船长彼得斯认为，应该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艘不幸的游轮是按照海事部提供的地图航行的，所以船长没有任何失误，主要是原始的观测数据不准确。由变化引起的错误迅速被纠正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