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集
民族、社会、文化，甚至国家，不是概念，更不是想象。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一个人的集合，才构成那些宏大的概念。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篡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或挣扎。
《随风远走——茅盾文学奖颁奖礼上的答词》
今天，当《尘埃落定》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频频出现在报端时，我确乎感到，它是离我远去了。是的，她正在顺风而去。而对我来说，另一个需要从混炖的背景中剥离出来的故事，又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了。
又听见了杜鹃的声音：悠长，遥远，宁静。
1994年5月，我坐在窗前，面对着不远处山坡上一片嫩绿的白桦林，听见了从林子里传来的杜鹃的啼鸣声。那时，身后的音响低低回荡着的是贝多芬《春天》与莫扎特《鳟鱼》优美的旋律。那个时候，音乐是每天的功课。那片白桦林也与我有了十几年的厮守，我早在不同时间与情景中，为她的四季美景而深浅不一地感动过了。杜鹃也是每年杜鹃花开的季节都要叫起来的，不同的只是，在那个5月的某一天，我打开了电脑。而且，多年以来在对地方史的关注中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忽然在那一刻呈现出一种隐约而又生机勃勃、含义丰富的面貌。于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便落在屏幕上了。小说所以从冬天开始，应当是我想起历史时，心里定有的一种萧疏肃杀之感，但是因为那丰沛的激情与预感中的很多可能性，所以，便先来一场丰润的大雪。我必须承认，这都是我自己面对自己创建的文本所作的揣摩与分析，而不是出于当时刻意的苦思。我必须说，那时的一切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淌。
《尘埃落定》就这样开始了它生命的诞生过程。
今天，我已经很难回想起具体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了。眼前却永远浮现着那片白桦林富有意蕴的变化。每天上午，打开电脑，我都会抬眼看一看她。不同的天气里，她呈现出不同的质感与情愫。
马尔康的春天来得晚。初夏的5月才是春天。7月，盛大的夏天来到，春天清新的翠绿日渐加深，就像一个新生的湖泊被不断注入一样（我有两行诗可以描摹那种情境：“日益就丰盈了/日益就显出忧伤与蔚蓝”）。那种浓重的绿，加上高原明亮阳光的照耀，真是一种特别美丽的蓝。10月，那金黄嘹亮而高亢，有一种颂歌般的庄严。然后，冬天来到了。白桦林一天天掉光了叶子。霜下来了，雪下来了。茂密的树林重新变得稀疏，露出了林子下面的岩石、泥土与斑驳的残雪。这时，小说里的世界像那片白桦林一样，已经历了所有生命的冲动与暄嚣，复归于寂静。世界又变回到什么都未曾发生也未曾经历过的那种样子。但是，那一片树林的荣枯，已经成了这本书本身，这本身的诞生过程，以及创造这个故事的那个人在创造这个故事时情感与思想状态的一个形象而绝妙的况喻。
直到今天，我都会为了这个况喻里那些潜伏的富于象征性的因子不断感动。
写完最后一行字，面对那片萧疏的林子，那片在睡了一个漫长冬季后，必然又会开始新一轮荣枯的林子，我差不多被一种巨大的幸福击倒。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创造，也是一次隆重的精神洗礼。然而这一切，都在1994年最后几天里结束了。
故事从我的脑子里走出来，走到了电脑磁盘里，又经过打印机一行行流淌到纸上。从此，这本书便不再属于阿来了。她开始了自己的历程，踏上了自己的命运之旅。我不知道别的作家同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却深深感到，我对她将来的际遇已经无能为力了。
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本书也是一样。她走向世界，流布于人群中的故事再不是由我来操控把握了，而是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的社会因素参与进来，共同地创造着。大家知道，她的出版过程有过三四年的曲折期。后来就有朋友说，那曲折其实是一种等待，等待一个特别适合面世的机会。找到最合适机会出声的角色，总会迎面便撞上剧场里大面积的喝彩。
之后的一切，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故事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幸运的书的命运也都是相似的。读者的欢迎，批评界的好评，各种奖项与传媒的炒作。这本书的命运进展到这样一个模式里，我与之倒有了一种生分的感觉。我不能说这一切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只是要说，这些成功的喜悦与当初创作这本书时的快乐以及刚结束时体会的那种巨大的幸福感确乎是无法比较的。
我说过了，这本书离开我的打印机，开始其命运旅途之后，她的故事里便加入了很多人的创造。在此，对每一个看重她，善待她的有关机构、领导、师长、朋友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你们在我力所不及的地方，推进了这本书的故事的进展。如果要为施惠于这本书的人开一个名单，那将会非常漫长。同时，每一本书走向公众之后，每一个读者都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参与和创造。在此，我也要向每一位读者表示我的谢意。
今天，当《尘埃落定》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频频出现在报端时，我确乎感到，它是离我远去了。是的，她正在顺风而去。而对我来说，另一个需要从混沌的背景中剥离出来的故事，又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了。
《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
因为我是一个藏族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化的非主流特性自然而然让我关注世界上那些非主流文化的作家如何作出独特、真实的表达。在这一点上，美国文学中的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也给了我很多的经验。
大会主席、与会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十分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以一个已经开始怀念生命与创作的青春时代作家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大会上来表达一些关于文学的想法。
我不是专门的批评家，不是文化学者，而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这里发言。我想，当一个作家表现良好的时候，他也具有以上这些专家的某些敏锐与深刻的素质；当一个作家表现庸常，那么，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连一个作家的称谓也难以担当了。我想，大会所以提供给我这个讲坛，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我还当得起作家这样一个称谓，我想更是由于我个人身份与创作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或许会让一些与会的与我曾经同样的年轻，同样想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也许更野心勃勃的同行，看到一个较有意味的成长个案。
个案的捜集与探究不能帮助我们建构理念，但我们可以期望，也许这个案会有助于我们固化理念，并使理念的表达更加有力，更加丰满。
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
我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圾藏族羌族自治州。从富饶的成都平原，向西向北，到青藏高原，其间是一个渐次升高的群山与峡谷构成的过渡带。这个过渡带在藏语中称为“嘉绒”，一种语义学上的考证认为，这个古藏语词汇的意思是靠近汉人区山的农业耕作区。直到目前为止，还有数十万藏族人在这一地区过着农耕或半农半牧的生活。我本人就出身于这样一个在河谷台地上农耕的家族。今年我42岁。其中有三十六年，都生活在我称其为肉体与精神原乡的这片山水之间。到今天为止，我离开那片土地还不到六年时间。
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
在就读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更高等的学校，我们学习汉语，使用汉语。回到日常生活中，又依然用藏语交流，表达我们看到的一切，和这一切所引起的全部感受。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和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离艰苦而蒙昧的农人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集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我想，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体验。
我想，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从地理上看，我生活的地区从来就不是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带，更因为自己不懂藏文，不能接触藏语的书面文学。
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色彩。藏族书面的文化或文学传统中，往往带上了过于强烈的佛教色彩，而佛教并非藏族人生活中原生的宗教。所以，那些在乡野中流传于百姓头的故事反而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原本的思维习惯与审美特征，包含了更多对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这些看法的表达更多的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
通过这些故事与传说，我学会了怎么把握时间，呈现空间，学会了怎样面对命运与激情。然后，用汉语，这非母语却能够娴熟运用的文字表达出来。我发现，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小说中，这种创作过程中就已产生的异质感与疏离感，运用得当，会非常有效地扩大作品的意义与情感空间。
汉语和汉语文学有着悠久深沉的伟大传统，我使用汉语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自然而然会沿袭并发展这一伟大传统。但对我这一代中国作家来说，不管他属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哪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汉语作家并不意味着只是单一地承袭汉语文学传统。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面对世界打开国门后不久走上文学道路的，所以，比起许多前辈的中国作家来，有更多的幸运。
其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是从创作之初就与许多当代西方作家的成功作品在汉语中相逢。
我庆幸自己是这一代作家中的一员。我们这一代作家差不多都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西方当代作家作品的名单。对我而言，最初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很多小说家与诗人都曾让我感到新鲜的启示，感到巨大的冲击。仅就诗人而言，我就阶段性地喜欢过阿莱桑德雷、阿波里奈尔、瓦雷里、叶芝、里尔克、埃利蒂斯、布罗茨基、桑德堡、聂鲁达等诗人。这一时期，当然也生吞活剥了几乎所有西方当代文学大师翻译为中文的作品。
大量的阅读最终会导致有意识的借鉴与选择。
对我个人而言，应该说美国当代文学给了我更多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许多当代的文学流派都产生于欧洲，美国小说家并没有谁特别刻意地用某种流派的旗号作为号召与标志，但大多数成功的美国当代作家都能吸收欧洲最新文学思潮并与自己的新大陆生活融合到一起，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而且更少规则的拘束，更富于来自大地与生活的创造性与成长性。
因为我长期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地理特点与文化特性，使我对那些更完整地呈现出地域文化特性的作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个方面，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中波特、韦尔蒂和奥康纳这样一些作家，就给了我很多启示。换句话说，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描绘独特地理中人文特性的方法。
因为我是一个藏族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化的非主流特性自然而然让我关注世界上那些非主流文化的作家如何作出独特、真实的表达。在这一点上，美国文学中的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也给了我很多的经验。比如，辛格与莫瑞森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何讲述有关鬼魂的故事。比如，从菲利普·罗斯和艾里森那里看到他们如何表达文化与人格的失语症。我想，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开列下去，来说明文学如何用交互式影响的方式，在不同文化、不同国度、不同个体身上发生作用。
我身上没有批评家指称的那种“影响焦虑症”，所以，我乐于承认我从别处得到的文学滋养。
在我的意识中，文学传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像一条不断融汇众多支流，从而不断开阔深沉的浩大河流。我们从下游捧起任何一滴，都会包容了上游所有支流中全部因子。我们包容，然后以自己的创造加入这条河流浩大的合唱。我相信，这种众多声音的汇集，最终会相当和谐，相当壮美地带着我们的心中的诗意，我们不愿沉沦的情感直达天庭。
佛经上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行间。
文学本身要带给这个纷乱世界的本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在这里，我最后要带给各位的是，是对更为年轻的同行们未来的创造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谢谢大家！
《不同的现实，共同的将来》
——《空山·达瑟与达戈》获《芳草》“女评委”大奖答谢词
异国的情景固然使人陶醉，最终，这些印象会宿命般成为与本国现实的一种比照，激起我思考这种现实、表达这种现实的强烈欲望。而思考与表达，唯一的目的，就是传递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社会成功转型。
……时间的消逝不是分分秒秒，而是一段段路、一棵棵树。一个个中央总是竖立着教堂尖顶的村庄。它们扑面而来，很有节奏地滑过眼前，落入后面那消逝时间和记忆所构成的双重的深潭。
地，收割后翻耕了松弛下来的地，休耕中依然沉睡的地。
树，橡树，栗子树，杨树，白桦树，杉树，苹果树，柏树，或者稀疏地站立在原野，或者密集地簇拥在浅丘与河岸。能结果的树都果实累累，树叶还很茂密，盛夏里那种浩大蓬勃的声势巳然不在了。没有委顿，但巳经在飘零的边缘，这个时候，树会沉思。沉思的树会有一种庄重的、收敛的美。在一个夏天骄阳下的喧哗后，却在秋风中陷，于了沉寂。
从春天到夏天，树叶的使命就是尽量地从一个小小的芽苞开始，伸张，伸张，像无数只手举向天空，要空气，要阳光，要风，要雨。现在，一个周期的使命快要结束了。树叶们都慢了下来，停了下来。那些什么都想抓住的叶子的各种形状的边缘开始卷曲，开始露出树表示疲惫的黄色与褐色，或者是像有墨停在里面的绿色。在开始变得浅淡的秋阳下，它们还要停留在枝头一段时间。半个月，一个月，或者就在今天，就在此刻，因为我们乘坐的火车经过时这一阵风，一片树叶就飘离枝头，旋转而下了。
叶落在地上。
秋收之后的大地也显得懒洋洋的。秋天，大地要休息了。
这是在自己的国度很难看到的情形，中国的大地因为那过重的负载从来不得休息。我很高兴地看到开始休养自身的大地。我的身心也随之松弛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