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就生活在故事里那些普通的西藏人中间，是他们中的一员。是现代的教育，是写作使我的命运有了比他们更大的变化，但我不可能远离他们。于是，我把他们的故事讲给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民族、社会、文化，甚至国家，不是概念，更不是想象。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人的凝聚。所有这些人的集合，才构成那些宏大的概念。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窜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或挣扎。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几乎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多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唯一的途径，也是他唯一的目的。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会吸引一个小说家，我们讲述故事所依凭的那种语言的秘密，自在的也是强大的自然，看似稳定却又流变不居的文化，当然还有前述那些宏大的概念，但人才是根本。依一个小说家的观点看，去掉了人，人的命运与福祉，那些宏大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人是出发点，人也是目的地。
小说家就是用这种方式努力地接近真实。不是从表面的事实，而是从人的立身之本来把握真实。
有很多的学科在研究此地与彼地，此种文化与彼种文化的不同，但是，我以为，一个小说家却应该致力于寻找人类最大限度的共同点。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决定了不同国度的不同命运与不同的发展水平，文化基因的差异造成了不同民族的不同面貌，但人类和人，最根本的目的，难道不都一样吗？
西藏从中世纪以来，上千年的时间，人们的生活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悄然凋零，历史却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我想我是幸运的，当我出生之时，变化开始了，前进的脚步加快了。更有幸的是，我成为了一个这种进程的亲历者，同时又是一个观察者与记录者。
我当然很高兴把这些记录呈现给更多的人。
在此，我想预先对即将与这本书相遇的韩文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曾在我小说的读者，特别是外文版读者中，遇到了一些读了我的书后不高兴的人，因为我说出了一个与他们想象，或者说别的一些人给他们描绘的不一样的西藏。我因此冒犯了他们。他们希望知道的那个西藏没有世俗的忧虑与艰难，有的只是虔敬而不掺杂任何现实考虑的宗教追求。他们不想知道还有另一个西藏。好在，大多数的读者不是这样。我写作的动力也正是源于大多数读者不是这样。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要在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种族间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沟通与了解，而真实，是沟通与了解最必需的基石。如果小说家有一种使命，那就是，当这个世界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需要，在遮蔽什么的时候，祛蔽，并在不同的人群间建立真正的沟通与了解就是他最大的使命。
《流水账》
带着这样的困惑，我在故乡广阔的大地上漫游，为自己继续写下去寻找更深广的支撑。这些支撑是大地、族群的记忆，是人们与自己的生活。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就是要与所有这些因素深化联系与感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
第一次得奖的作品是一首诗，诗题叫《母亲，闪光的雕像》。这个奖评了几届就无疾而终了。诗写得不算好，诗思却是由一群锄草的健美的妇女：所触发，也就是被美所触发，而不是其他。至少，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具体的时间记不清了，年份是1982年。
就这么一路写下去，主要是《草原回旋曲》和《梭磨河》两组诗百余首。
其间，开始尝试中短篇小说的写作。写过一段时间，觉得路数对头，像样的一篇作品是短篇小说《老房子》，时间应该是在1985年。
以后还一直在写。有些写得不错，比如短篇小说《阿古顿巴》，我认为这是一篇真正的短篇小说；比如抒情诗《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词》，我开始思考个人与自然、与族群之间的关系。写作对自己来说，日渐变成一个严肃的事情。
这期间的作品，集成了两本书：诗集《梭磨河》，1989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旧年的血迹》，198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到此为止，我写作的业余爱好期结束了。
出版了两本小书后，我老是想自己的写作到底能达到一个怎样的水准？低水平的写作有什么意义？要不要结束写作？带着这样的困惑，我在故乡广阔的大地上漫游，为自己继续写下去寻找更深广的支撑。这些支撑是大地、族群的记忆，是人们与自己的生活。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就是要与所有这些因素深化联系与感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数月漫游的结果是一首两百多行的诗《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这是我最后一首诗，以后一两年还发表过一些诗，但都是旧作了。在这首诗中，我认定自己有条件把文学当成终生的事业。
20世纪90年代初，写了一些中短篇。这样一些作品是让自己比较满意的：短篇《欢乐行程》、《银环蛇》、《野人》、《群蜂飞舞》等，中篇《孽缘》和《宝刀》。我说满意有两个意思，一个当然是指作者对小说因素的敏感得以显现，再一个是为将来的写作预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些作品后来大多收入长江文艺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小说集《月光下的银匠》。
1994年写作长篇《尘埃落定》，还用多余材料或者说余兴写了中篇《月光下的银匠》和《行刑人尔依》。两篇后写的东西都先于长篇面世。1998年长篇才得以出版，畅销，作为一个作家为人所知，得奖，等等。
2000年，再一次漫游故乡大地，写作并出版长篇游记散文《大地的阶梯》，再次梳理地方历史，再次寻求自己与根植于其中的大地与族群的关系。正是这样的思考让写作再次停顿，并一停数年，其间，只在2001年随团访曰期间，被有关温泉的风习所触动而写了一个中篇《遥远的温泉》。
其间，因为编辑工作的缘故，写了一些关涉自然科学的随笔，部分结集收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就这样曰益丰盈》。
2004年冬天，再次准备上路了。先是小小的一次试笔，一个短篇小说《格拉长大》。
然后，开始为一个叫机村的村庄立五十年（1950年至1999年）的传。2005年完成机村故事的前两卷《随风飘散》和《天火》。出版前两卷时，这个多卷本小说取名《空山》。以后陆续写成第三卷《达瑟与达戈》、第四卷《荒芜》、第五卷《轻雷》和第六卷《空山》，直到2007年年底写完最后一卷。
其间，2007年春节，突然起意写一组跟《空山》相关的短篇，没想到一口气写了十二篇。写完以后，正好分成两组，一组人物素描，一组是写新事物如何在那个叫做“机”的村子里相继出现。这是我很看重的一个收获，一个有些意外的收获。
2008年开始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正在进行中。现在就常常有人来问：《格萨尔王》后计划写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还会继续写作，我并不对未来的写作作具体的规划。我只是继续过去的方式：生活、阅读、感受、思考，等待写作冲动与构想的自然涌现。
我时时提醒自己，不是为了写作而生活，也不是为了生活而写作。
编辑的意思是要我写一个类似于创作年谱的东西，我开玩笑说：“你是让我自己研究自己。”而我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不太愿意做收集与自己创作相关的材料的工作——这种以备研究的工作，结果就有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而且里边提到的一些作品的年份还不一定准确。但我想，这样一篇东西，放在这个集子后面，权当后记，也许还有点意思。
《格萨尔王传》：一部活着的史诗
——小说《格萨尔王》再版后记
也许，我们还有机会一起重温这次经历，重温这部伟大的史诗，重温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看看当一个世界还存在着多元而丰富的文化的时候，该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我要从一首诗开始：
智慧花蕊，层层秀丽，少年多英俊，观察诸法，如钩牵引，扣入美女心，彻见法性，明镜自观，变化千戏景，作者为谁，乃五髻者，严饰住喉门。
在西藏，更准确地说，是在藏族人传统的写作中，无论即将展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也无论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体裁，一定有这样的诗词写在前面。这首诗是藏族一本历史名著《西藏王臣记》开篇时作者写下的赞颂词，作者是五世****喇嘛。这首诗是献给文殊菩萨的，进过寺院的人应该都熟悉这位菩萨，他和另一位菩萨普贤，常常跟释迦牟尼佛并立在一起，所谓左文殊，右普贤。一个骑狮，一个乘大象，骑乘的动物与方位，是辨识特征。为什么要赞颂文殊呢？因为他是智慧的象征，又称自在之王。赞颂他，是祈望得到他神力的加持，开启才智，以便写作顺畅并充满洞见与真知。
我所要展开的话题，并不专注于宗教，而更多的是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藏族历史与文化。之所以这样开场，无非是想向大家说明，文化并不只是内容的差异，还包括了形式上的分别。很多时候，这种形式上的分别更为明显也更为重要。外国人出了一本书，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文学作品，往往会在扉页上写一行字，一般是献给某某人，这个某某或者是作者所爱的人，或者是在写作这本书时给予过他特别帮助的人。但这样的赞颂词并不是这本书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是传统的藏族知识分子的在写作中每本书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在藏族人传统的观念中，写作是一件具有“神性”的事情，是探寻人生或历史的真谛，甚至是泄露上天的秘密。不过，这个秘密有时是上天有意泄露出来的，通过一些上天选中的人透露出来。所以，一个人有了写作的冲动时，也会认为是上天选中了自己，所以要对上天的神灵顶礼赞颂。
我所要讲的《格萨尔王传》不是一部文人作品，而是一部在民间流传很广很久的传文学作品。故事的主人公格萨尔本来生活在天界，看到人间的纷乱与痛苦，发大愿来到人间——不是电视剧中那样直接地驾着祥云下来，而是投生到人间来，像凡人一样成长，历经人间各种艰难苦厄而后大功告成，最后又回归天界。这部作品不是一部正经的历史书，但研究这部史诗的专家们得出了—致结论，相信这个故事还是曲折反映了西藏的一些历史事实。但在民间，老百姓的兴趣往往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艺术化的历史。这一点，在别的民族文化中也何尝不是如此。在汉族文化中，比如玄奘取经的过程变成《西游记》的传奇故事，《三国志》演变成《三国演义》，以及今天在影视剧和网上写作中大量出现的戏说式的作品其实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心理，愿意知道一点历史，但真实的历史又过于沉重，于是，通过戏仿式的虚构将其变“轻”，变得更具娱乐性。我认为这其实反映出人的一种两难处境，我们渴望认识世界，洞悉生活的全部秘密，但略一体察，生活沉重的、无序的一面又会让我们因为害怕压力与责任而迅速逃离。所以，我们往往装扮出对生活的巨大热情，但当生活呈现出一些我们并不希望的存在时，我们就会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其实，人不可能从真实的生活中逃离出去，于是，就在文艺作品中去实现，今天，网络时代提供的更多的匿名的、游戏性的空间使人们在艺术之中也找到了新的逃离的可能。在今天，人类用一些方式把不想看见的事实遮掩起来的智慧正在得到空前发展。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作品，只不过其中历史的身影更为稀薄难辨。好多研究者都告诉我们，从历史到演义，都有一个从民间的以话本方式流传，到最后经文人整理定稿为小说的漫长过程。而《格萨尔王传》经过了一千多年，还处于由不同的民间艺人在民间自由流传的阶段。这部史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曾有人把不同艺人演唱的不同版本记录下来，所以也就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文字记录本，但是，这些记录本并没有使这部宏伟的史诗在民间的传，以及于口传中的种种变异停止下来。有两张照片是我在准备《格萨尔王》前期，在四川甘孜州的色达县见到的两个说唱艺人。我见到的这种人物太多，都忘记他们的名字了。这位妇女没有文化，她在放牧的时候捜罗花纹奇异的石头。在收藏很热，热到什么都有人收藏的今天她搜罗这些石头，是为了奇货可居吗？不是，她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奇石收藏。她声称，每一块石头对她来讲，就像是一块电影屏幕。当她祈祷过神灵，手托任意一块石头，格萨尔故事中的某一个片段就呈现在眼前，她就半闭着眼睛开始吟唱了。这位老者像老僧坐禅一样，安坐在自己家中，沉默寡言，但一旦灵感降临，立即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什么样的状态呢？一个法国人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也接触到这样的民间说唱艺人，他说：“是神灵附体的激情状态。”
在前面，我有过“神性”写作的说法，藏族民间的口传文学也具有相同的特点。说唱艺人相信演唱能力是神所赐予，其方式对今人来说就显得十分神秘。比如那个妇女，没有文化，不识字，却具有杰出的演唱才能。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下的人们演唱时，使用的不是日常口语，而是韵律铿锵协调的非常古雅的书面语言。法国藏学家石泰安说：“头的唱本是通过到处流浪的职业歌手或游吟说唱艺人进行传唱。一些人可能了解全部史诗或大部分章节，另一些人可能仅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邀请他们吟诵，他们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背诵吟唱。”
在藏语里头，把这样的民间说唱艺人叫做“仲肯”。仲，是故事，肯，就有神授的意思，意译一下就是神授的说唱人。就是这些人，让这个故事在青藏高原从事游牧与农耕的藏族人中四处流传。
除了说唱艺人，我还遇到一种用笔书写格萨尔故事的人。就在前面介绍的两位说唱艺人所在的那个色达县，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喇嘛在书写新的格萨尔故事。人们会说，那么，他是个跟你一样的作家。我想如果我同意，那个喇嘛自已也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第一，他专写格萨尔故事；第二，他不认为故事是写出来的。故事早就发生过，早就在那里，只是像宝藏深埋于地下一样埋藏在心中。一个人的心灵就像一个富含宝藏的矿床。他所做的，只是根据神灵的某种神秘开示，从内心当中，像开掘宝藏一样将故事开掘出来。这种人，被格萨尔研究界命名为“掘藏艺人”。2006年夏天，我和两位国内权威的格萨尔研究专家去访问过这位喇嘛，他刚刚完成了一部新的作品，更准确地说，刚刚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掘藏”，坐在禅床上时人显得虚弱不堪，与我们交谈时嗓间低沉沙哑，但是，谈到从他笔端涌现出来的新的格萨尔故事时，他的眼睛中发出了特别的光亮。
如果作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有着神性光彩的活着的史诗。
最长的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