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的这些特殊的规章制度，形成了晋商历史上信义道德、艰苦创业等品德和素养培养的独具特色的教科书。这些关于诚信的品行教育，为晋商的后继者提供了艰苦奋斗、诚实经商的宝贵精神食粮。晋商能称雄商坛500年，是离不开这种思想内涵的。
“间为诸子曰：谁谓天道难信哉，吾南至江淮，北尽边塞，寇弱之患 ，独不一与者，天监吾不欺尔。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 ，谁谓天道难信哉”。——《康对山集》
“虽以结利、疲账定功过，原以激 励人才起见，容之其间，大有分别，总以实事求是，果尔本处多利，他方未受其害者为功。 倘有只顾自己结利，不虑别路受害者，殊承统盘筹划，大公至正之意。此等办法自有公论， 兄等善自酌量，勿谓将来赏罚轻重不公也”——票号号规
制度不健全，信义成了双刃剑
有人说，一等商人是精明加厚道，二等商人是精明加精明，三等商人是厚道加厚道。晋商，大多数都是一等商人。
晋商知道，要想在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讲信义，以诚信为本，宽厚为怀，厚道加精明，才能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
这个道理是在买卖中悟出来的。大凡买东西时，人都要进行一番选择。首先要选择的是哪个商店，而后要选择的是哪个品牌。你之所以要选择它，是因为你信得过它，也就是说它具备讲信誉的商业形象。如果你在那个店里曾经买到过假货，你还会再光顾那个店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物美价廉才不怕“货比三家”，自然会有回头客。如果以次充好，漫天要价，顾客也只是上当一次，故为商家所忌。晋商以“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为其经营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因为了解商业形象的重要。
信用不只会决定商家的命运，任何个人和组织，任何社会和时代的存在，其实就是信用的存在。
“人无信而不立。”国而无信能立吗？
君不仁，则臣不忠；父不慈，则子不孝；夫不正，则妇不恭。传统观念认为，********往往来源于自身不正。所以，信用的建立，先要从自身做起。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共同遵守的规则，也就是法制。人人守法，才会有法，人人的利益才会有所保障。否则，如果无法无天，那就只有信用恐慌了。
当然信用也不是万能的，世上没有万能的东西。由于晋商特殊的无限责任的经营形式，使信用成了一柄双刃剑。
曾经操天下金融之牛耳、实力雄厚的晋商，一遇上社会剧变，为何纷纷倒闭？这除了时势的不可把握外，基于信义基础之上的无限责任制是主要的原因。
无限责任制赋予经营者无限的经营权，风险却全由投资者承担。这样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在经营亏损时，投资者就会倾家荡产，甚至身陷囹圄，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很多票号的生意都陷入了困境。当时的惨状是“外欠则处处倒账，欠外则人人提款”，别人欠的钱收不回来，欠着别人的钱却人人都来要，最要命的，还是存的官款一分一厘不能少，立等提取；放贷给官方的，收回无望，把票庄逼到了绝境，一时汇兑难通，外欠难收，存款难保。
怎么办呢？各地分号只好向总号请求调拨积存银子来救火。而再富裕充实的票号，也难以应付如此疯狂的倒账、挤兑风！没有银子，就等于丧失了信誉。失去了信誉，生意也没有办法支撑下去。尤其是掌柜的，看到了大势已去，纷纷携款潜逃，或伪造账目。这样一个票号倒闭了，其他的连锁票号也都跟着遭殃。山西票号的集体破产已呈不可挽回之势。到了1921年，仅剩的5家票号在勉力惨淡经营，昔日“汇通天下”的辉煌已难再了。
票号的倒闭风潮就是这样，一家破产，数家牵连；一时倒闭，永久难还清欠债、重新开业。可以说，无限责任制的弊病在经营不善时全部暴露无遗了。山西票号的整体覆亡，除了当时的时势非人力所能改变外，无限责任制带来的无限风险，无疑是票号的一大致命伤！
显然，无限责任制是基于信义。作为投资者的东家，按照“东家出资，伙友出力”的原则，把白花花的投资银子悉数交给聘用的总经理去经营，也就等于把自己的所有家产及身家性命交给他了。如果他经营有方，一切责任自不必说了；如果他经营严重亏损，入不敷出，就要东家来偿还所有的债务；如果这些债务是投资的数倍、数十倍，东家拿不出来，那就要负法律责任。
“赔东家不赔伙计”，东家承担了全部风险，是出于对总经理的充分信任。让总经理放手经营，没有经济的、心理的负担，固然应该称道，也是经营所必需的。但负无限的责任就有无限的风险。信义也是双刃剑，伤合作者的时候，自己也就受伤了。
本来，晋商普遍实行的东伙制，有效地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完全分离，是独立经营、合理管理的需要，与现代企业制度完全一致。这是晋商所建立的东伙制的先进的一面。但另一面，这种东伙制，对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责、权、利，缺乏明确的界定，从而未建立起互相制约、密切合作的机制。
对于总经理，在充分放权的同时，却未能有效限制。经营的风险究竟有多大？事先没有预测，也就没有相应的应对措施。如果能从票号的稳健发展出发，把负债率控制在票号自身能够承受的额度内，那么出现亏损，也不至于会危及其它财产和商号；如果放贷也能像现代银行一样实行足额抵押，那就一定不会出现贷款收不回、存款也难保的窘状。
无限授权必然带来无限风险，这是山西票号整体破产所得出的一条血的教训。任何授权都要限权，这是做任何事都不应该忘记的规则。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先小人后君子”，老百姓的处事准则，也适用于商场。比如向人借钱，无论关系多么亲密，借钱者都应主动写一借据。如果借者不愿这样做，那债主就应要求他这样做。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债主要对借贷者的偿还能力有切实的估计，决不可以连自己的吃饭钱也贷出去，更不能基于信义和情感，在自己力不从心的情况下借外债给相求者，因为这样的风险在于会把自己置于债务链中。且这样的仗义之举，借贷者还未必会领你的情，他可能对你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甚至怀疑你以前是有意不借他。如果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外欠的钱又在催逼，那除过变卖所有财产还债之外，就是再举借更多的外债了。像这样债台高筑，日子自然难以为继。
晋商票号的破产正是类似的情形。讲求信义是中国传统商人的优点，但是人性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们爱说：“凡事朝最好的方向努力，但也要做最坏的准备。”就是应该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仅仅有道德的约束是不够的，制度的健全才是商业成功的重要保障。对此我国传统商人的认识则不及西方商人。西方现代严密的企业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从晋商票号的失败我们可以得出教训，有限责任制才既能够自我保护，又有利于长远稳健发展。
“盖山西票号，向重信用，不重契据。不做押款，此为各帮所同。至以博取重息，悬为大禁，则为平遥帮所独也。” “借款以无抵当之信用贷借为限，只须得一二保证人而已矣。”——《清裨类钞》
“又该地银行逾借之制度，视相交者之信用，大限虽有金额之制限，独对于信用最厚之商店，每有无抵当而许其有十万二十万之逾借者，对于外国商人亦同。”——《中国之金融》
“借款与官吏颇多危险，故利息也偏高。若借于商店，则须看贷抵押，或以钱庄为保证人，其信用素厚者，或无担保亦可。但无以房屋田地等为抵押而借款之事。”——《东方杂志》
“北京代理国库之票庄，以志成信为量著，经手之款项，亦以志成信为最多。故庚子以后，志成信总庄虽仍设太谷，而业务之中枢，则已移至北京。该号即收集国库余资，运往他埠，扩充营业，革命军兴，运往各埠之资金，大都损失，而清廷提用库款，不容迟延。结果此领袖太祁平汇票庄五十余年，并曾掌握全国金融命脉之志成信，在外欠四百余万、欠外二百余万之盈余账额下，宣告周转不灵而倒闭。号中负责人员，连同股东，均被押于刑部狱中。直至民国四年，此案方告解决，而连带破产者已二三十冢矣。”——《中央银行月报》
“放出之资金，当二次革命时，各票号总计约一千五百万两，此等款项均难依期收回，利息无论矣。”——《东方杂志》
“查天津自庚子之变，银根奇窘，贴水骤增，市面亏损，商情日见疲累，而尤以洋货各商亏折最巨。计华商积欠洋商之款约一千二百余万，事重款巨，迄未商议就绪。”——《直隶总督奏稿》
“年来商业不振，沿江海各埠，市慌迭起，银行随商业消长，名誉因之受累。”——《度支部档案》
“不料本年十月初一日，忽接上海连号广德泰来电，周转不灵，汇票不能应付。职商立即急电往商，实在无法，是日在营方收汇申票十余万，不敢发出，分别退还，迫得将生意停歇……以上亏赔倒欠损失不下三百余万两之多，可问者仅三十余万两而已……讵料至今市面则江河日下，职商亦赔累日深，竟至一败涂地。呜呼！”——《东盛和债案报告》
“汉口钱价奇跌，银根过紧，兼有九九商捐风潮，是以各钱庄颇不流通，著名之怡生隆、怡生和、怡和兴、怡和利、道生恒五家钱庄亏空共计三百余万，十五日乃系比期，周转不灵，相继倒闭。闻所欠均系官款，故警察局夏口厅均派弁勇临场弹压，并由钱业帮董将账目一并送交商务总会，以备考查。”——《申报》
“汉口自怡和兴等钱庄倒闭以后，市面困敝，银根愈形紧迫，钱价逐渐低落，实为近年所未有，良由现银短绌，不敷周转……不独汉商市面不堪设想，且虑牵连各埠，震动全国，关系殊属甚大。”——《鄂督致军机处电》
“京都晋益升票庄，日前因市面恐慌，一时支持不住，竟尔倒闭。除拖欠他款不计外，闻亏空津郡官款甚巨。”——《大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