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时分两路出兵西北，怡亲王允祥举荐毓[香+覃]主持运输军饷，结果每石米仅用银11.5两至25两，历年累计运送军米达百余万石。另外，范氏在康雍两朝的西征中，前后10年运送军粮百余万石，为大司农节省开支600余万两银子，比预计的军粮运输开支节省“不啻百亿巨万”。
范氏以私财购粮运输，在别人视为畏途，运费昂贵，得不偿失，他们却屡次应召承揽，体现出两个事实：一是皇商受朝廷种种恩赐特权，所以在朝廷用人之际，竭尽全力去报效；二是范氏拆用私财购粮，可以不受官府制约，利用对各地行情的熟悉了解，运谋筹策，用商人的经营原则比依靠官府旨令更容易收效。
由于贩运军粮有功，所以雍正特赐范毓[香+覃]为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毓[香+奇]为布政司参政。此后，范氏毓字辈、清字辈约有19人被委任为中央或府州县各级要员；后代子孙还有三人得中进士，三人中举，一人中武举，还有庠生若干。范永斗和他的儿子范三拔也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两人的妻子也被追赠为夫人、宜人等。
范氏家族的备极荣宠，炙手可热，在历代封建王朝的官商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范氏家族凭借“皇商”的特殊身份，加上朝廷封赐的各种官讳护身，他们的经营活动从清初的委托边地贸易，扩展到大规模的铜、盐运销以及对外贸易等其他商业领域。后者依然是在朝廷“委托”下进行的独占性贸易，并享受一般商人得不到的种种优惠特权，使他们在与清代两淮盐商、江南铜商、江浙外贸商的竞争角逐中，占尽了优势。
经内务府特许，范氏可以运销河东、长芦盐引，在河南、直隶20多个州县开有盐店，直接批发盐斤，成为大盐商。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往日本贩运洋铜的官民商船共15只，范氏占了3只，后减为13只时，范氏反增为5只，二年后又增加为7只，范氏又成为大洋铜商，并有领取皇帑为资本的特权。此外，凭内务府和工部所发的凭票，范氏还经营张家口外穆斯峡、胡苏台等地伐木业，砍伐并运输大量木材到内地销售，所以范氏又是大木材商。
范氏不仅得到许多经商特权，还因为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得到清政府的高度信赖与倚重。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 ，范氏代表清廷在宁波与英商谈判议订进口玻璃契约；第二年，范氏又以“熟谙经济”，得到陕西总督推荐，“酌带熟练人员”前往新疆，与哈萨克议订在乌鲁木齐互市贸易事项。
以范氏为代表的皇商的贸易特权与巨额资本积累，一度达到炙手可热的顶峰。
“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清史》
“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林，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清史稿列传》
“其筑城驻兵处，则建塞集货，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际，末肯裹足，轻生重利其情乎。”——《行国风土记》
“出长城，逾瀚海，几千里大抵皆碛卤林莽，亘绝人迹。而所谓翰海者，积砂为海，绵亘千里，人乏为水，马绝刍牧，因而渴死半道者，枕尸相属也。又积雪苦寒，堕入肌骨”——《介休县志》
官商勾结的票号
随着晋商的发展，到了嘉庆年间，创立了票号。山西票号，本来是适应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直接从封建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专门经营商品交易中货币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山西票号诞生与兴起，是中国传统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但在近百年多灾多难的中国社会中，如果缺乏清政府与官吏的大力支持，单靠票商自身的“勤俭信义” ，要想持续兴旺乃至发达是不大可能的。
山西票商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交好社会贤达，巴结达官显贵，就成为票商社会应酬的主要内容，也成为每一个票号中人的必修课程。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它与清政府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步步升级，一度成为清王朝的财政支柱，直到清王朝崩溃。这是山西票号资本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商人资本并称雄商界的独特之处。
纵观山西票号在清代中后期兴衰历程，不难发现，汇解饷银、承储官款是山西票商一度发达鼎盛的关键。票号吸收的存款，以各省政府机构之公款及贵族显宦之积蓄为多数，公款如税款、军饷、边远各省丁漕等，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蓄等，无一不存票庄之内。所以祁县老商人杨某说：“与其说票号的股东是山西富商大贾，还不如说是清政府及其显宦要员更确切些。”
那么，票号与清政府及其官吏的勾结是怎样开始的？大体是通过以下几个门径。
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最高理想是博取功名，光宗耀祖。读圣贤书，金榜题名，或者投笔从戎，拼杀疆场，都是得官授爵、平步青云的方式。此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用钱买官。在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帝的，政府归皇帝所有，政府想要谁做官，谁就可以做官。当朝廷需要经费时，就把官职卖给有钱的人，双方各得其所。
这就是捐纳制度，就是封建官府利用自己加官晋爵的特权，与富有的求取功名者之间的交易制度。只要交出一定数量的金银钱款，官府就给予交纳人相应的官衔或封号。
许多十年寒窗、九载熬油苦读圣贤书，满怀希望而且最有希望考取功名、成为官员的穷书生，在最需要银子的时候，票号就送银子来了，犹如雪中送炭、雨中送伞。这些未来的官员们，一旦金榜题名，能不感恩戴德以图报答吗？他们在高官厚禄到手之时，首先要报答的，便是票号。官款给这家汇兑和存储与交另一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和要求，何不作为人情送还，以图报答？
只用一次很少的先期投入，就能收到长期的丰厚的回报，这就是晋商票号的精明之处。
同样，对于有一些目前状况不甚理想，但是有发展前途的官员，晋商也舍得下本钱，帮助他们买官，替他们提供活动经费。比如有些人去外地做官，一切路费也有晋商的票号提供。
无论为捐纳人提供服务，还是给在职官员帮忙，都显示出山西票商的深谋远虑。捐纳人得到官职或官员外任新地，都会用手中的权力答谢票商。最简单的便是把手中掌握的公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按清政府法律规定：所有公款，在京要存款存入户部金库，在省要存进 地方藩库，违者要受到严惩。因而，官款存入票号只能作暂存，随用随取，不收取利息，这使票商获益匪浅。随着票号信誉的建立及与政府关系的密切，在票号存放公款逐渐公开化。
这一招本质是放长线钓大鱼。票号充分利用了传统的知恩图报的心理，并未付出多少银子，而是付出的最及时，而所得到的回报就是投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协同庆票号北京分庄有位二掌柜张治达，在京城认识许多满汉大员。有一天，张治达在店门口闲站，见一个人满面愁容来到店门天，欲进又止，他就主动把他请进店中。交谈之中，张治达知道来人是位八旗子弟，最近听说福建省有一个将军缺，但没有十万两银子运动，就很难出任。他自己已有四万两银子，还差六万两，刚才已到日升昌、百川通两家票号商借过，两号都说数目太大，怕有闪失，不敢应承。
张治达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表示，协同庆可以借此巨款，请他三日后来办理手续。那人高兴地走了。张治达急忙向平遥总号请示，经总号掌柜刘庆云允准。三天后，张治达如数把六万两白银交给了那个人。
没几天，那人果然出任福建将军。为了答谢协同庆借款之恩，他让协同庆两名人员携票号图章跟着他赴任，开办了协同庆福州分号，而且这家分号垄断了福建官僚们公私款项存放的全部业务。后来，那位将军还拨出50万两白银让张治达另立票号，张将这笔钱仍浮存在福州分号里。这样，协同庆在福建占尽了风头，其它票号都望尘莫及。
协同庆不仅拉拢新贵，对已做高官的的大员们的动向也盯得很紧。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发达，就得益于山西票号的资助。
张之洞因母丧守制三年后另谋新职。他想送礼打通军机大臣们，向日升昌商借十万两巨款。日升昌驻京掌柜因数额太大，不敢爽快答应，推托要请示总号。张之洞感到很丢面子，便告辞出来，绕道到协同庆。而协同庆掌柜一听说张之洞到了，立即毕恭毕敬迎进店来，对借银十万两一口应允。但他使了个心眼，给张之洞立了个取银折子，让他随用随取，不定限数。
张之洞自然很高兴，因为行贿用银不一定一次用十万两，随用随取才更为方便。结果，张之洞仅取走三万银子，就求得两广总督的肥缺。
作为报答，张之洞带协同庆的人去广州设庄，把广东的财粮国税统归协同庆经办。协同庆结交张之洞，三年就赚回了百十万两白银。
由这两件事可以看出，票号资助求取功名者，首先需要富有洞察力的眼光，就是要看出这个人是否有真正的发展前途，以保证付出的钱不会打水漂。其次，就需要大手笔的魄力了。
显然，这种特殊的“业务”关系的建立与否，是票号能不能“做大”的关键。一家票号只要能与一个手握实权的的“地方大员”建立了“业务”关系，它的“业务”就全有了。数十万两、上百万两官款的赚头是多少？就以汇兑京饷百两为例，少则几两，多则十几两。而汇率从来都是“商议”的，并无定规。像协同庆、日升昌、蔚泰厚等每年做官款业务都是两千万两以上，其中获利自然超过于任何商款业务和民款业务。因此，极盛时期的票号是不屑于做官款以外业务的。任何商款和民款，都比不上官款，票号的极盛就在于包揽了官款汇兑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