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迷的价格水平上，企业之间的成本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许多产品的生产厂家大力压缩生产成本，降低边际利润，在市场竞争中竞相降价，促销手段花样翻新。因此，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1998年，尽管社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69%，但工业经济效益则仍然下降。1998年全国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63331亿元，比上年増长41%；实现利润1473亿元，下降17.0%。亏损企业亏损额1556亿元，比上年多亏22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1023亿元，多亏219%；年末产成品库存达6G94亿元，比上年末増加32G亿元，増长5.5%。
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些企业认识到，价格竞争只是市场竞争的初级手段，质量、服务、创新才是企业更有效的制胜之道。1998年，一些优势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及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上********力量，获得了更强的市场竞争优势。但是，在生产能力过剩，市场容量有限的条件下，一些企业的壮大和大规模扩张，往往意味着更多企业承受更大的压力，以至陷入困境。因此，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企望大多数企业都摆脱困境是不现实甚至是不合理的，因为，在相对经济过剩的客观环境中，一些企业的竞争胜利正是以另一些企业的竞争失利为代价的：一些企业的产品成本、价格下降，増大了市场占有份额，意味着另一些企业因成本、价格偏高而被挤出市场；一些企业的产品质量提高，不断扩展市场，意味着另一些企业因产品质量相对较差而难以维持市场地位；一些企业通过产品更新，更好地满足了顾客需要，意味着另一些企业因产品陈旧而失去顾客青睐；一些企业实现了技术创新，开拓出新的増长空间，意味着另一些企业因技术相对落后而承受被淘汰的压力。
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绝大多数工业品处于供过于求的条件下，工业结构的调整不再能主要采取填补空白、重点倾斜的方式来实现，而将更多地通过企业间的兼并、收购、联合等资产重组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告别短缺经济后，企业资产重组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资产经营”成为最常用的商业用语之一。
短缺经济的终结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了20年的结果，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伟大进展的体现。中国人几十年盼望短缺经济的终结，而当短缺经济终于完结时，人们在享有成就的同时又开始了新的困惑。告别短缺经济后，作为消费者，人们的感觉越来越好：市场供应极为丰富，新产品层出不穷，服务质量日益提高，日常生活更为方便；而作为生产者，人们所承受的压力却愈来愈大：企业管理更为严格，工作中不敢泄怠，企业说不定哪天会陷入危机，下岗失业可能成为现实。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发现，不仅匮乏是痛苦，丰硕也会带来困难，于是，更多的人才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市场经济，更多的企业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危机”和“末日”
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为中国工业的进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些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千呼万唤难以解决的问题，此时终于有了解决的契机：劳动力流动日趋频繁，劳动人事制度经历彻底改革；地区封锁被迫打破，以龙头企业为中心的企业网络逐渐形成；分配机制发生重大变革，人才价值受到愈来愈高的评价；单一所有制的格局被打破，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得到更广泛的承认；科技产业化有了更强的动力，产品更新速度明显加快；产业垄断的格局被逐个打破，最顽固的独占者也不得不接受降低产业进入壁垒的冲击。总之，中国经济越来越充满生机和活力，创新机制逐渐形成和强化，工业现代化的步伐日益加快。
（三）从资金供给约束到效率约束
改革20年来，投融资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对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増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投资建设的速度，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増长。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増长主要依靠生产和投资的数量扩张来推动，高速増长过程中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且，资金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自8Q年代以来，尽管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资金的利用效率却明显下降，换句话说，现在，创造同样的GDP需要投入比过去更多的资金量。这直接表现为企业资金利税率的大幅度下降。据统计，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已从8Q年代的2Q%以上，下降到90年代的不足7%。
在资金利用效率普遍下降的同时，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却没有减弱。更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国有企业仍然存在“资金饥渴”的现象，而且，不少上市公司也存在盲目筹资，大量“圈钱”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一项关于企业直接融资的调查显示，一些企业资金运用能力弱，直接融资后借款反而上升。在被抽样调查的9户企业中，6户为国有企业，3户非国有企业；4家上市公司，3家有限责任公司，2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多种融资方式中，企业首选股票发行，其次是银行贷款，第三为债券融资。被调查企业1995-1997年3年内通过直接融资増加的资金达38769万元，同时，银行借款占负债的比重却由39.35%上升到49.50%。除两户债权股权混合融资的企业外，其余7户企业的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重都高于进行直接融资之前。企业直接融资后与直接融资前相比，股权融资企业的总资产増长162%，而利润只増长58%。
为了达到中国证监会1996年1月公布的有关配股的政策中规定的连续3年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Q%的配股及格线（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以略低，但不低于9%），不少上市公司使出浑身解数，力求达标。而在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下，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具有一定的“包装”弹性，企业可以通过进行一定的会计处理提高账面的净资产利润率。在这批公司中，真正靠主营利润等正常经营项目受益达标的公司寥寥无几。在大部分公司的利润构成中，拼凑痕迹较浓，填补利润缺口的主要是各种各样的特殊收益，包括转让资产带来的投资收益、股票短期投资收益、各种营业外收入、补贴收入等。问题是，当企业大量筹得资金后，投资决策的正确性却没有保证。在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733家公司的1997年年报中，514家作了资金使用情况的特别说明，其中，12Q家公司投资项目发生变动，164家公司未按计划进行投资；对于未投入项目的资金，179家存入银行，169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31家用于购买国债或投资股票。如此多的公司违背招股说明书或配股说明书中的承诺，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的一个奇观。不少募资投向改变的公司，资金利用率低，现金大量留滞。一些上市公司一方面募资未能按计划投入，资金余额很大；另一方面却又从银行大笔贷款，造成社会资源的很大浪费。
目前，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千方百计向银行要求获得贷款，寻求银行的贷款“支持”另一方面又将银行贷款视为“包袱”和“负担”，大声疾呼要求免除银行债务，减轻财务“负担”。这表明，在投融资领域中，我国企业尚未从短缺经济的睡梦中清醒过来，仍然抱有获取无偿资金供给的强烈愿望。
实际上，目前我国资金供给的约束已经大大缓解，银行可用于贷款的资金比较充裕，只是由于银行的决策行为趋于谨慎而表现为“惜贷”。所以，资金供求关系中存在的真正问题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资金利用效率不高。企业不能提供充分可信的理由来表明资金能够获得有效的利用，特别是产品能够有市场，资金能够有回报，所以，银行难以放心地将资金投放给企业。这就导致形成了银行有钱，企业缺钱的难解之结。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产品市场供过于求的时候，资金供求上，在企业一方仍然表现为资金短缺。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的“资金短缺”并非真正的供不应求，而是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导致相对“资金过剩”的扭曲的反映。
（四）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交互作用的演变
当告别短缺经济之后，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对于各地区以至整个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了，即各个地区以至整个中国都很难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来实现经济现代化。特别是当中国工业经济越来越走向对外开放的时候，増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影响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两个基本因素一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中，竞争优势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比较优势的作用必须通过増强竞争优势才能得以实现。
在东亚各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看到韩国实行大公司战略和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吸取韩国的教训，不要急于发展大公司和过快地进行产业升级，而应该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在进行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做“高不成，低不就”的事情，既放弃了技术层次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没有建立起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导致产业发展在国际竞争中陷入严重困境。
经济落后的国家应该主要靠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来说是技术水平比较低的产业），还是应该以更大的力量去发展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一般来说是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业），尽快实行产业升级，是一个已经争论许多年的老问题，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在产业发展中对此作出十分困难的选择：即如何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増强竞争优势上进行正确的战略抉择？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认为，国际经济关系完全是由“比较优势”所决定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就是比较优势，只有尽可能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才是最有效率的。所以，发达国家主要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劳动密集的低技术产业，这样的国际分工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是，发展中国家大都不太相信这样的理论，它们认为，如果不实现产业升级，就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经济发展不会有令人满意的前景。它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定：比较优势并不等于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可以突破比较优势的限制，而且，在现实中，比较优势只有通过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和发挥出来，所以，竞争优势比比较优势更具有战略意义。
实际上，任何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都是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比较优势涉及的主要是各国不同产业（或产品）之间的关系；而竞争优势涉及的是各国同一产业之间的关系。比较优势最终归结为一国的资源禀赋；而竞争优势则更加强调企业的策略行为和国家战略行为。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意义主要是强调国家间产业分工与产业互补的合理性；而竞争优势理论则主要强调了国家间产业竞争和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
简而言之，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发挥比较优势意味着更加强调各国的产业发展应该“扬长避短”，而増强竞争优势则意味着更加强调各国产业发展的现实道路是“优胜劣汰”。正确处理发挥比较优势与増强竞争优势的关系的实质就是要更好地将“扬长避短”策略与“优胜劣汰”战略结合起来，一方面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必须有民族自强的产业发展战略，争取国际分工中更为有利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已经建立了十分完整的产业结构，而且，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工业结构正迅速接近世界主要工业生产国的工业结构，中国不能不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也不能不重视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以至在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同发达国家进行“狭路相逢”的竞争。
当然，即使是进入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国际竞争，中国的企业也只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量力而行，逐步积累实力，例如，中国现在完全有必要发展技术密集度非常高的信息产业，但发展信息产业也必须有一个符合国情的可行战略。北大方正集团的王选教授说：在计算机行业里，目前赚钱最多的是基础软件和操作系统，但中国在10年之内不可能进入这个领域，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实力在这个最赚钱的领域中同外国大公司争夺市场，如果硬要那样做，风险太大。北大方正的战略是先在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域（如出版领域）里做深做透，做到尽善尽美，占有很大的国内市场，然后向世界市场发展。东大阿派股份公司总经理刘积仁教授说：我国的企业现在还谈不上同美国的IBM和微软竞争。但是，东大阿派能够证明中国人在智慧产业方面和信息产业方面，能够做出让中国人自豪的事情。东大阿派集中精力在具有优势的专业领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信息产业是这样，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应该是这样。
处理好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对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问题。例如，中西部地区有比东部地区更丰富的自然资源，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地区工业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可行道路。但是，在过去的短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同在现在的相对过剩条件下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各国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充分利用资源比较优势可以摆脱经济贫困，但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则必须依赖于竞争优势的形成。所以，进入9Q年代后期，中西部地区越来越重视培育地区产业的竞争优势，一批明星企业和名牌产品正在中西部地区成长起来。
（五）国有企业向着同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相适应的方向演进
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国有企业改革的每一次重大进展，都伴随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理论突破之一，就是从认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制度下最优越的（或最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转变为认识到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具有特殊功能的一种企业制度形式，它只是公有制的各种实现形式之一，国有企业适合于在哪些领域中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国有企业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所具有的总体生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