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韩信的历史评估何以虚高
经过上述分析大致可以断言，韩信的功劳肯定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大。那么，这种功劳畸高结果是怎么造成的呢。楚汉战争最重要的历史资料《功臣表》是经司马迁传下来的，司马迁完全应该知道楚汉战争的大致情况，为什么要给韩信记下了许多不属于他的功劳呢？这其中肯定有感情的因素在起作用。司马迁为了写史，去过韩信的老家淮阴，韩信之事迹令人感慨处颇多，其发达前的胯下之辱，确实是能触动司马迁心底敏感处。但菜九以为，在韩信的事情上，情感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最可能的原因是司马迁受到了某种误导，这种误导左右了太史公的评判。这种误导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蒯通之言，一个是张良的传说。蒯通之言可能是刘邦有意识让其散布的，而这种言论一旦形成广泛持久的流传，就会深入人心，司马迁对其印象深刻也很正常。张良的传说又是一个流传甚广的口述历史，正好与蒯通之论相辅相成，颇为配套；两者同时流传，自然加大了其内容的可信性。但无论其如何深入人心，都不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就能成为史实。因为实际发生的历史，恰好不甚支持这两个流传久远的口述历史。让我们先来看看张良的传说。
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留侯世家》
这段话的核心落在最后二句，即汉之天下是此三人打下来的，且以韩信为最。但这个记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个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张良说这种话的时间是汉二年汉败彭城之后，当其时，话中所说的三个人除了韩信之外，其余二人还都不是汉阵营中人：彭越是个单干户，汉对彭越并没有指挥权；黥布是否会叛楚归汉也是未知数。彭黥二人作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可以考虑争取的，如果作为依靠力量而纳入作战规划，制定战略，显然不那么可靠。除开此二人，就是刘邦阵营的韩信，在当时也没有机会充分展示才能，是否能真的成为依靠，还有待时间与战功的检验。当时刘邦部下能战者甚众，曹参、周勃、靳歙、灌婴皆是，如果再考虑事迹或受到删节的吕泽部，刘邦的阵营并不缺人。张良偏偏举荐了自己不熟悉、刘邦也不那么熟悉、能力如何还是个未知数的韩信，好像不合情理嘛。帝王之师张良难道会在那个时间里给刘邦出这么一个不靠谱的计策吗？让我们将这一段话放到真实的历史中验证一番，看看其可信性如何。
首先，且不说汉王刘邦当时未必会有此一问，至少这种问话的内容，与刘邦日后的行事轨迹不合。捐关以东等弃之，所谓关以东，即整个函谷关以东，难道刘邦想退守关内，坐享其成？史料明载，除了灭章邯及斩杀司马欣两度回到关中，刘邦一直坚守在荥阳、广武一线，与项羽相持。而与项羽的正面作战，是整个楚汉战争的主战场与主旋律，刘邦屡战屡败，迭仆迭起，所以日后称帝之前，诸侯劝进时言其功最高，并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实情。即此一条，《留侯世家》记录的最后一句“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当时项羽发兵击齐，要黥布助战，黥布没有亲自出马，而是派兵数千，惹得项羽不开心，但这只是事后才能知道的事情，在当时的资讯条件下，汉方未必能知道得如此清楚。而且，以黥布与项羽的交情，这种事情也未必就能造成两者的分裂。如果黥布与项羽决裂，是否就能加入到刘邦阵营，加入之后是否能听刘邦的差遣，皆是没有把握的事。事后来看，黥布之与项羽决裂也是因为突发事件（随何杀项羽使者），另据《黥布列传》，策反黥布之议出自刘邦，由随何执行，似与张良关系不大。《黥布列传》记汉王曰：“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其时间记为汉三年，但因这一段记载比较混乱，很可能与张良所说是同一时间。司马迁之所以要在《留侯世家》提到刘邦依张良之计派遣随何使九江，可能就是注意到两个史料有冲突，故曲为弥合，以便与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历史评价相配套。但依黥布真正与项羽决裂时间来看，汉派遣随何出使九江，当以汉三年似更合理。至于彭越，他本来就是一股独立势力，虽然汉王封他为梁相国，大约为汉阵营在魏地的利益代表，但这种虚衔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他仍然根据自己的需要或生存状况，时而叛汉时而叛楚。像彭越在战争主要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性，又岂能如张良所言可以委以重任？彭越主要是依汉击楚，与楚联合的事迹没有被记载下来，但彭越肯定有自己的小算盘，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扩充实力。而彭越扩张的范围，就在项羽的势力范围之中，换言之，彭越侵蚀的就是项羽的利益，所以彭越与楚的矛盾较为突出，刘邦也正是时时利用这种矛盾来削弱项羽。像刘邦数度派兵帮彭越帮黥布，目的都在削弱项羽的势力，而没有刘邦的襄助，彭黥二人所取得的战果就会小得多。如果进一步分析，不止是彭黥二人能从刘邦这里得到兵力上的襄助，就是韩信，刘邦也不是一味从他那里调兵，也会根据战场上的实际需要，为韩信补充兵力，甚至亲临韩信主持的战线作战。据此可以肯定，刘邦从来没有像《留侯世家》说所说的那样“捐关以东等弃之”，而是不断地给予各路人马强有力的支持，最终做到了利益最大化，完全可以说，三个人的军功章里也有刘邦的一半。分析至此可以肯定，张良这段传说的用意是突出韩彭黥三个人的战争贡献，同时也增加了张良的举荐之功。但因为这段史料与当时的情景及事后的历史走向不符，所以不得以其为信史，而只能定其为传说。只是这种传说的东西特别提到韩信的事迹，因此其作用主要在于加大了韩信对战争的贡献，不仅影响了后世人们对历史的评判，也影响了人们对韩信的历史评判。如明代学者茅坤曰：“予览观古兵家流，当以韩信为最，破魏以木罂，破赵以立汉赤帜，破齐以囊沙，彼皆从天而下，而未尝与敌人血战者。予故曰：古今来，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诗仙也；屈原，辞赋仙也；刘阮，酒仙也；而韩信，兵仙也，然哉！”（《史记钞》）韩信的历史地位形成，是否与张良的这种不甚可信的传说有关，读者诸君可以自行评判。更可奇者，传说中的张良在说这种话的时候，甚至于可能还根本不认识韩信。可能人们会以为菜九此说太过匪夷所思了，先不要下结论，容菜九将张韩二人的历史交合点梳理一下。据《淮阴侯列传》，“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这个时候张良在什么地方呢？曰：已随项羽及韩王成出关到彭城。可以肯定，在这个时候，张良离开刘邦，韩信投靠刘邦，张良岂止是不认识韩信，张良甚至都不知道世上还有韩信其人。张良离开刘邦以后，韩信才渐渐崭露头角，但仍没有独当一面，应该也没有显示出奇特的才能。后世往往以为汉定三秦是韩信的功劳，但无论是韩信的本传，还是功臣表记载，都没有透露丝毫韩信与定三秦之间的瓜葛。
张良识得韩信，最早也要到他从项羽处回到刘邦身边，当时刘邦东征，军容浩荡，韩信是否在其左右没有明证，所以张良即使有机会在这个时间段结识韩信，他所结识的韩信，也还是一个没有机会展示才能的韩信。彭城失败之前，韩信的军事天才还没有机会展示。故不妨认定韩信的作用是在彭城失败后才得以显现的。刘邦攻占彭城，为了防止项羽会从齐地回师，汉肯定要在彭城以北布防，而布防的指挥人选，很可能就是韩信。只是项羽绕开了汉军的防线，从汉军不设防的后方直接闪击彭城，造成刘邦的大败。韩信虽然没有实际拦截项羽，但也因此保留了完整的部队，所以才有可能在彭城失败后，取得对楚作战的大胜。而这个大胜的时间，按史料提供的内容，应该是在刘邦问张良事件发生之后。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韩信才得到重用，被委以重任。只是这种受重用，并非张良举荐的结果，而是根据韩信的实际表现。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不怎么认识韩信的张良，在兵荒马乱落荒而逃的时候，居然能强力推荐尚未有出色表现的韩信，啧啧啧，天下怪事莫过于此啊，太没有根据了嘛。所以嘛，菜九一定要将这种记载定位为传说，记住，是传说啊，以后千万要慎重使用。
让我们来看蒯通之言对韩信事件的影响。作为楚汉战争的亲历者，蒯通所述当有一定的真实性。但蒯通其人实战国辩士之流，善作危言耸听、大言欺世，其所述历史多半靠不住。《史记?田儋列传》记有“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汉书?蒯伍江息夫传》亦有类似记载，则蒯通当有《战国策》作者的身份。而菜九对《战国策》的所有内容基本持怀疑态度，那么凡是出自蒯通有关的历史记载当予以深究。就《史记》来看，秦楚之际，蒯通三次出场；汉定天下后，在处死韩信后，蒯通又出场一次。因蒯通而产生的假史应该与前三次出场相关。关于蒯通的身份，在其被捕前由刘邦定性曰：“是齐辩士也。”则蒯通的身份不是韩信身边的谋士，只是一个献策者。持这种身份者，其所作所为，当时的称呼为以策干进，以谋求荣华富贵。蒯通两次说韩信，一以范阳辩士，一以相人，表明其并非韩信的身边幕僚，他的言辞不被韩信采用，也属正常。
在《史记》记载的战争年代，蒯通的说辞有三处，第一次是为武臣说范阳令，后二次皆是说韩信，菜九以为三次当中，只有第二次说韩信可能是真实发生的，甚至第一次鼓动韩信攻齐都是假的。先来看看蒯通传说的第一次辩说，即说范阳令之事。在武臣为陈胜将略赵燕的战事中，有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的记载，据载，因蒯通之说，范阳令降下武臣，随后“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馀城”。事见《张耳陈馀列传》。以菜九之见，蒯通说范阳令事，不能取信于世。按当时情形，如果真是以口舌之利为作战一方得到便利者，一般都要予以封赏。如陈恢说南阳守降沛公，侯公为汉说楚请太公，郦生说陈留令等等，其最终都有封侯之赏。而蒯通则不然，直至其说韩信时，仍称其为齐人蒯通，这似乎表明此前其未有名爵。以当时的策士行为，其目的多半是为了取得个人的功名利禄，至于天下大势，民众疾苦等等，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以此考量，蒯通在为向范阳进攻的武臣军做了如此重大的贡献后，其未得寸功之现象实不可解。因此，蒯通的第一次亮相的真实性大有问题。
时隔六年，也就是汉四年，蒯通再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即说韩信击齐。史称，当时韩信为汉引兵东击齐国，还未渡平原就听到郦食其已经说服齐王与汉联合。韩信正要退兵，蒯通鼓动其偷袭齐国，说“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韩信听其计，趁齐国不备，一举攻克齐国都城临淄。菜九曾作《汉灭齐战役考释》拆解过这段历史，以为灭齐是汉的既定方针，不是韩信决定停就能停下来的。齐为反复无常之国，郦生的说和，肯定不能起到控制齐的作用，所以不能视之为汉已彻底搞定齐国了。在这种情况下，汉击灭齐国之举，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因为韩信不能决定是否击齐，故蒯通此进说为无据，但最后人们可以借此把郦生之死的罪名加在韩信头上，可能是此进说流传开来的效用。与蒯通说武臣的结局一样，蒯通并没有因为有此一说而取得任何功名利禄，其第二次向韩信进说的身份是相人。如果蒯通真的有过对韩信的第一次进说，则韩信应该对他有深刻印象，他又何必以相人的身份进说。此身份或者表明，蒯通此前与韩信没有打过交道。试想，韩信因有定齐之功而受封为齐王，蒯通又有进说之功，韩信对此一点表示都没有，也太说不过去了吧？所以，将蒯通的第一次说韩信定为杜撰，并非无据。战争期间，蒯通三次辩说中有二次是说韩信，难道他就那么热衷于为韩信谋划吗，当然不是，其辩说不过是战国游说之风的余绪故伎，旨在为自己博取功名富贵。清人管同对此事的评论可以一看。管同《蒯通论》借君子之言曰：“蒯生岂爱信？吾观其意，大抵自为焉已耳。何以言之？当郦生伏轼说齐，掉三寸舌，遂下七十余城，而通复说信以击之。破已服之国，不可谓仁；夺已成之功，不可谓智。内以丧其谋臣，外以劳其军旅，汉之疑信，自是始矣。使通诚爱信，不宜出此。盖自战国秦项以来，纵横捭阖之徒，无恒产而无恒心。乘天下之有事，说人主出金玉锦绣，以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天下之安；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也。蒯生承战国之风，见天下之将一，自度委质事汉，不过与陆贾、随何、郦生、平原君等，故乐天下之瓜分，已得籍以为资，而坐收其利。其始说信以击齐，是将败之于汉也，既而不成，则遂危言栗辞以触动之，必使其反而后已。其阴险叵测，盖虽高帝为其所欺，而况其下焉者与？嗟乎！世所贵乎谋士者，为其能以排人之难也。高帝虽雄心猜忌，萧相国用召平、鲍生之计，卒免其疑而脱于祸，使通诚爱信，则必思所以终全之矣。说之以三分，不听而遂无复计，是使世之为人谋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而非是则无以自全也。彼蒯生者，抑何其不义也。”蒯通第三次进言也没有说动韩信，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即使韩信有心按蒯通进说行事，他也不具备背叛刘邦的条件。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战国策》里辩士们的辩说精彩绝伦，但很少能发挥效益的原因所在，精彩的辩说与实际情况对不上号嘛。是否可以这样说，在真实的历史中，蒯氏的最大资本莫过于说韩信了。因为这是有案可稽的，是韩信临死前将其透露出来的，而刘邦本拟处死他，又为其巧辩脱祸。或者蒯通就以这种可信身份，敷演出一整套战国以及秦楚之际的故事。分析至此，菜九推测所谓的张良进言，也有可能是蒯通之流的杰作，算不得定论，只是推测而已。
菜九进而怀疑，陈平盗嫂的记载，可能也是蒯通编造的。有关陈平盗嫂的传说，今人驳之甚多，菜九可以补充的是，那个谣言盛行的场面可能根本不成立。陈平的世家里指此事是绛灌之属所为，而考察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周勃还是灌婴，当时都没有与刘邦在一起。陈平受刘邦重用是实，尽护诸将则未必。因为陈平与刘邦一见如故，受到信任，被派去给韩王信当助手，亦有监督之意。这种重用，不关刘邦身边众将官之事，也不应该引起什么非议。而非议之人，居然是不在刘邦身边的灌婴，就更不可能了。此为当时人传闻有误之记，结果是什么呢？不在现场的人，指责一件没有发生的事，非常搞笑，但后人竟然信以为真，中国人的不认真传统非常强大啊。顺便说一下，整个战国策里就充满了这种事情。当然，陈平盗嫂的记载也是有价值的，其意义在于，如果此记载属实，它就可以证明两条虚假史料，即灌婴当时在在荥阳，陈平从来没有被派去辅佐韩王信。当然，如果另外二者为实，则盗嫂之说为伪，又何疑哉。从陈平盗嫂的编造，不禁令人想到关于张良对韩信的推荐，也有可能是蒯通编造的。所以，寥寥无多的楚汉战争史料中，还有大量甄别工作需要人们去做啊。
其实，有关韩信的那些过于生动的记载都是需要仔细考察的，像与李左车的谈话，也不例外。像那个《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记载的不见于《史记》的韩信著名战略：“愿益兵三万人，臣请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的记载，非常像是出自蒯通之流的手笔，太夸夸其谈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