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名片
有一个笑话，是关于时下的总经理的。说是随便在大街上扔一块香蕉皮，那摔倒的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是总经理，还有一个是要去将总经理的头衔换成总裁的。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这个笑话有多么可笑，因为我就是那九个不慎摔倒的总经理当中的一个，仅仅是因为没有兴趣，我才没有成为那个即将要当总裁的人。
当我的臀部与地面发生碰撞的那一瞬间，我在身体失去平衡的情况下，仍然清楚地瞥见路边护栏上趴着的那个青年人幸灾乐祸的笑脸，我怀疑那块香蕉皮就是他故意扔的，我从那个青年人的衣着以及神态上可以看出来他还不是一个总经理，我很能理解他因为自己至今被排斥在总经理们之外而又无可奈何的心理失衡，因而对他的恶作剧充满了宽容之心。我迅速地从地上爬起来，用尽可能优雅的动作拍了拍沾在我那皮尔·卡丹西裤上的灰尘，继续赶我的路——我那天要去的地方离我的住处不远，所以我碰巧没有开着我的那辆本田雅阁。
不要以为我这么行色匆匆、以至于连地上的香蕉皮都视而不见是要赶着去干一件什么了不起的正经事，我那天实际上是赶着去跟一个名叫丽春的女人约会——也有可能是去赴一个牌局或者是饭局，具体的我记不太清了——当了总经理的人都知道，在他的日程里面，这一类的活动实在太多。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总经理来说，根本就搞不清楚打牌泡妞与谈生意签合同这些事情比起来究竟哪一样更正经。
丽春是与一笔数额较大的订单一起来到我的制衣厂的。我们把丽春这种角色叫做“跟单”，实际上就是甲方派驻在我们厂里的公开的奸细。由于跟单的薪水照例由甲方付给，所以他（她）并不唯我的马头是瞻，但是通常像他（她）这种身份的人也不会跟我们把关系搞得很僵，除非他（她）缺心眼。而且我的手下还有一套对付这种身份的人的办法，这些办法虽不能说是颠扑不破，却也行之有效，使那些跟单们不至于过分地效忠他们的老板而使我们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可是最近负责制衣厂的小建告诉我，新来的一个叫丽春的跟单十分难缠，我们的那一套办法对她简直不起作用。我知道小建的意思是他有点对付不了。小建这小子的精明就在于他不像某些庸才那样，遇到了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也硬撑着，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一旦侥幸落空，出了漏子，就只会可怜巴巴地向上司求情，甚至是痛哭流涕赌咒发誓。小建则不然，他遇事总是能判断出自己的能力，处理不了决不勉强，及时把问题上交，却并不显出他的无能，而一旦由于这矛盾激化出了问题他却没有责任。像这个丽春，最初的时候连我都觉得有些棘手，何况他一个打工的。
我虽然对厂子里的事情过问不多，说实在的也不指望它给我赚多少钱，我欣赏这样一句格言：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靠起早贪黑地傻干，靠指甲缝里抠门，绝对成不了大款。我自己的发迹史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不否认我办目前的这两家企业不过是撑撑门面，甚至有游戏的成分——我们那里叫做“作尿坑”——但是本意却也不是为了让它给我亏钱，因为以亏钱为代价撑起来的门面最终是要垮掉的。所以我对手下交上来的问题不能不闻不问，况且那笔订单对我的制衣厂乃至于对于我的公司毕竟有些重要。
我的公司的注册地不是在那座生我养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历史名城（也有人称之为革命老区），而是在离我出生的那个城市有千里之遥的南方。我这样做的理由，表面上看是由于我故乡的父母官在观念上还有些落后，常常做出一些作茧自缚不利于自由竞争的规定使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觉得不胜其烦、不胜其累；我的父老乡亲大娘大婶大哥大姐们还相当普遍地害着红眼病，对先富起来的左邻右舍不是急起直追，而是喜欢在他们的身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而真实的原因却是由于我在我的故乡面前有一种深切的自卑，它太了解我的底细，知道我一餐其实吃不了几碗干饭，知道我的发迹不仅纯属偶然，而且还有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被隐匿了起来，在故乡我永远无法“自我感觉良好”，做不了“母舅”也充不了“大腕”。万不得已我才没心没肺地让肥水流了外人田，把每年几十万元的税款纳入了那个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城市的地方财政。
我为我的公司起的名字叫做温饱公司，在店名商品名日趋洋化的今天这个名字实在有些不雅，而且也显得胸无大志——只图个温饱，这样的公司还能有多少生命力？其实我起这么个名字完全是结合公司下面的两家企业的性质来定的，也算是名副其实。我的那两家企业一个是制衣厂，一个是饭馆，因为那一段时间老是听到“温饱”这个词，我的两家企业又正好分别与温饱有关，便顺手拿了这个词来做公司的字号。名字注册以后我渐渐地有些喜欢这个名字了，这是因为一个企业的名字也像一个人的名字一样无非是一个符号，阿猫也好阿狗也罢，名字本身并没有逢凶化吉预兆未来的功用，叫顺了口也就一样地亲切自然。
所以我大言不惭地把“温饱公司”这四个字赫然印在我的名片上，并且一有机会就广为散发。
二、单位情结
我从来不把我的温饱公司看做是我正式的单位。
单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资本，是人的标签和价码……没有谁比我更深切地感受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单位对一个人的人生走向、性格形成、价值体现……所起到的主宰作用。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而我要说命运受制于单位。
单位可以靠别人赐予，可以像爵位那样地世袭，甚至可以像天上掉下的馅饼那样凭空捡来，却不可以由自己来创办。
我的单位应该是一个受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的说法是这两年的事），一个生产民用精品的工厂。我是这个工厂里的一个一线工人，如果非要我担任点什么职务的话，那就给我来一个班长干干好了。我在车间里甚至在厂里举足轻重的地位显然不是靠我这个班长的头衔，而是因为我是技术骨干。我精湛的技术除了对付手头的工作还游刃有余，于是就时不时地搞点小改小革和小发明小创造什么的，生活也因此过得很充实。我的妻子和我一样也是工人阶级大家庭（现在叫工薪阶层）当中的一员，或者干脆就跟我在同一个厂里面，在某个效益颇佳的车间里当个仓库保管员之类的美差。因为厂子大，又不在同一个车间，所以彼此并不老在眼前晃，这样可以保证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又可以避免在家里腻味，还有一个好处是有共同关心的话题例如月度奖和年终奖什么的可以讨论，有共同的熟人可以拿来作为茶饭之后做爱之余的谈资。我的工资加上技术津贴和小改小革的奖金足够养家糊口，我妻子的工资奖金除了她自己的零花以外则全部存入人民银行支援国家建设。因为有了这一部分的积蓄，使我们家能够比我的同事们略显优越，我们的那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也因此能得到极大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它免去了我们在遇到什么不测时的后顾之忧，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家的安定团结，但是总体上我们家还是随着整个国家的发展而温饱而小康……
明眼的读者一定已经注意到了我在“我的单位”前面用了“应该”二字，的确，“应该”的含义表明那单位对我来说并非高不可攀，同时“应该”又显示了一种阴错阳差的遗憾，一种回天乏力的无可奈何。但“应该”却并不代表它所规定的情景都是虚拟的假设，尽管一个人的一生充满了偶然性，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人们通常所假设的都是事件的结局，诱发、导致事件出现该种结局的细节却往往都是客观存在，就像是我们在一次时间仓促的旅途当中常常要遇到的那些岔路口，仅仅是由于我们分不开身去一一亲临，那路的终端的绮丽与秀美也许就成了我们终生不能领略的假设。
我不知道命运为我假设的这幅“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宏伟还是灰暗，但它的确是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梦寐以求的理想，即使是今天，我仍然愿意拿我的这个“温饱公司总经理”的头衔去换那个技术工人的饭碗。今天的我给人的印象是好高骛远贪得无厌，但是我知道我在本质上是很容易满足的。我始终认为我如果做了那样一个靠技术吃饭的工人，我会生活得非常快乐，我的性格会因此而变得开朗、热情，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怪僻暴戾落落寡合，使我的前妻不堪忍受，终于带着我的儿子离我而去。
令人懊丧的是，现实的情况与我的愿望正好南辕北辙。
第一个发给我工资的单位不是什么国营大中型企业，而是一家街道小厂。准确地说那甚至不能称之为一家工厂，只能算是一个由七八个分属于不同行业不同门类的小作坊组成的集合体。那时候街道办事处这一级的政府机构也和农村一样叫做人民公社，街道办的工厂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叫做社办单位。当年的社办单位就其性质而言颇有些类似于现在的乡镇企业，但显然不能与今天的乡镇企业同日而语。今天的乡镇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富庶、进取、能人荟萃的象征。但在那时，社办单位却是落后、颓废、下里巴人的代名词。事实上，在我们那里，“社办单位”一直是作为一个特定的词汇被广泛地使用。例如要说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差劲、小儿科、不屑一顾，或者要表达对该人该事的蔑视、厌恶之情，都只需言简意赅地说一句“社办单位”便可令听者心领神会。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下迈进那个社办单位的门槛，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当然就可想而知。记得那时我正好搬了一次家，我便借机断绝了和所有同学的来往，人也像是一夜之间换了一个似的，整天郁郁寡欢，难得说上一句话。这种精神状态在以后的日子里就像是我家乡的梅雨季节里天空上聚集的乌云，虽然也有稀疏的时候，却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消散。十多年以后，物换星移，当我手里拿着最新款的移动电话，兜里揣着温饱公司总经理的名片，出入于星级宾馆和各种豪华的场所，消受着身材修长的礼仪小姐的笑妍和恭请的时候，我仍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当年“社办单位”留给我的阴影。
我待过的那个社办单位是一个电机修理门市部，这个门市部坐落在我们那个城市的繁华闹市，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所谓“繁华闹市”当然是指今天的状况而言，今天那间装潢得金碧辉煌的店面寸土寸金，光是这一间店面的租金就足以养活那个厂子所有的退休工人，但是那时候却一点也看不出它日后会有的繁华和巨大的升值潜力。那时候除了广场上有万人集会（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广场上举行万人集会的频率正在逐渐减小），那间店面所处的那条街道会显得热闹一些，平常的日子就不免有些冷清，有多少人上门来修电机也就可想而知。特别是在冬天和下雨的日子，店铺前面门可罗雀，我和我的同事们大都无事可做，就一起挤在楼梯底下的烘箱前面烤火，听许师傅讲一些以我当时对男女之事的了解听起来还觉得有些障碍的半荤不素的故事。我的那些同事们就在那些荤腥的故事所制造出来的氛围里无所顾忌地打情骂俏动手动脚——无所顾忌的打情骂俏动手动脚又使得那些荤腥的故事听起来越发地趣味盎然。
许师傅是一家电机厂的退休工人，退休的时候就已经是八级技工，又在街道厂子里干了多年，技艺更加炉火纯青，如果街道也有资格给他定级的话，不知道该是多少级。那时候的人都十分看重这个八级，八级意味着登峰造极不可逾越，但是许师傅的人品却有些跟他的级别不甚相称，背地里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乱搞女人的故事，因而人们对他的态度也是轻慢多于尊敬。以现在的眼光看，许师傅的风流艳事一点也不精彩，也说不上有多么“乱”，无非是在解放前娶过小老婆，解放后又有过几个相好的女人罢了。但在当年这“几个女人”的故事却是非同凡响，加上许师傅自己又不注意检点，甚至还有些津津乐道沾沾自喜的意思，常常会有意无意地泄露一下他和他的相好之间的那点事。一来二去，连我这样的小辈也渐渐地在他面前放肆起来，不仅听，还常常毫无顾忌地以这类话题来逗他：“许师傅，你睡过的女人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
许师傅竟听不出我们的话语里所包含的揶揄成分，一本正经地说：“这怎么好说，就好比吃菜一样，茄子有茄子的味道，青菜有青菜的味道，有时候吃多了茄子就会想吃青菜，吃多了青菜呢又会想吃茄子。”
“那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菜，你都想吃个遍吗？”
“哪能呢？就是古时候的皇帝，三宫六院也是有数的。”
……
是烘箱前面的那些故事，是开朗豪爽的许师傅以及门市部那些乐天的同事们，使我渐渐地融入了那个集体，暂时地忘却了这个社办单位对我的前途命运将会构成的致命影响。
我说的“迈进那个社办单位的门槛”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喻，事实上我曾经待了三年的那家电机修理门市部的确有一道门槛。那个门槛是活动的，我们的每一天都是从拆门槛和卸门板开始的，上门板和安门槛自然就标志着一天工作的结束。在清闲的日子里，有时卸门和上门就成了我们一天当中所做的唯一的一件工作，虽然这件工作不创造任何价值，但是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不都是通过无价值的东西才得以体现的吗？没有我们这些人在社办单位忍辱负重，何来那些国营单位里的天之骄子们的鹤立鸡群自赏孤芳！我们那时候就深谙此理，所以每天早晨，先来的人（通常是三五个人）都会很自觉地把门板卸下来，一块一块搬到墙边去依次码好（顺序弄乱了就上不回去）。那门板有一本字典那么厚，有三米来高，以我当时的瘦弱之躯扛起来颇有些潘冬子当年在茂源米号卸门板时的那种沉重感。与我的瘦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一个青年人每次在装卸门板的时候一扛就是两块，他身上的肌肉使我在钦羡之余还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在毫无价值的社办单位里也并不都是老弱病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