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初的安溪，物阜民安。镇上多临水人家，门户小巧，淳朴雅洁；也有较为艰难的铺席之家，多深隐在衖堂狭巷里；当然，也不乏殷实大家，或一片宅院甲邸连云，或平地楼房岿然耸峙，最豪华的建筑大概便是现在极少见的走马楼了。所谓走马，通常是一排五间坐北朝南的楼屋、东西左右相对各一间厢房、中间天井，正门处又是楼房，四面的楼房围成一圈，有回廊相通，如同走马灯，不必下楼就能从这间屋转去其他楼屋。当时只有上纤埠的周家和下溪湾的沈家住着这样的华邸。其余殷实人家多为楼屋，但也已很不易了。徽派建筑以精雕细琢见长，赣派以布局独特闻名，闽派以简朴实用为尚，杭嘉湖一带楼屋以浙派雄风崛起，博采众长又独树一帜。有的大家族几代下来，子孙不断繁衍生息，楼房也一进叠一进。层层深入地走进这样的高宅大院，方知“庭院深深深几许”这句诗所描绘的规格。
现在走访镇上一些年长的老人家，他们都知道，曾经在桥北街上，有一座气派的砖木结构楼屋，五开三进十五间，规模不小。****墙、青黛瓦，房顶高嵴翘角，檐马随风叮当；榉木的梁柱，浑圆结实；朱栏外安着镂花雕龙的牛腿，燕窝状的红木锁窗上刻着祥云。两侧厢房各设一盘步梯，供主人上下楼，也为防盗安全。宅子的两扇黑漆杉木实榀门上方挂着一块烫金匾额，上书：“三铭堂”，笔力遒劲，篆势飞动。三铭者：铭教诲，继遗志，识妖鬼。这个宅门里，住着沈氏一家及长工仆役二十三人。这九个大字，也便是沈氏子孙所敦行的家训。当时清末“长毛”作乱结束不久，沪杭一带百姓经常东躲西逃居无定所，及至尘埃落定，家谱多已在辗转逃亡中遗失，反不及上八府东阳、义乌一带保存完好。故寻常人家通常上溯不过三代，三代以上，勾索无凭。沈家的故事，即从沈良开始，百年间，正好与整个时代大局遥相呼应。
同治八年的隆冬，沈良诞生在桥北一户小康之家。家中经营着一个小小的豆腐作坊。作坊是当时安溪的一大龙头事业，大一点的酒酱作坊都是厂店连锁，掌柜家里自备器具，小坛装三斤，大坛装五斤，酿酒做酱，长年不休。安溪的豆腐作坊，也兼做腐乳。现在绍兴腐乳行销全国；旧时本地出产的腐乳亦不遑多让。红腐乳、醉方腐乳、油方腐乳乃至臭腐乳，窖藏五年以上，香醇味美。酒浆以及豆腐、腐乳这些，虽系微末食物，然而一年四季家家必备，因而沈家的小本生意也还红火。只是沈良不幸，十岁而孤。二十岁不到，母亲也过身了。他小小年纪，而天地间已再无一人可以相依。可从小，寡母教导他的是：人无刚强，安身不牢。因此，虽然幼年失怙，他反而养成了一种坚毅果决的性格。母亲死后，他更是一心精进于事业。接手铺头不几年，凭着克勤克俭的一贯家风，已经略做出些家业，购置了几亩薄田，三爿豆腐店生意兴隆，兼之为人不修计较，颇为乡里称道。立业之后，理所当然是成家。妻子出身胡林的翁家，家境优渥。夫妻二人夫唱妇随，倒也静好美满。
然而翁氏过门之后，每次归宁接她回桥北时总是难掩一段愁容。问明原委，原来是媒婆说亲时把沈良夸成年轻有为身家万贯。年轻的小姐，抱着满怀的期待做了他的新娘，嫁过门来却发现夫家不过几间瓦房，全然不似大家。前后心里有了落差，虽不至于遇人不淑这样叫人绝望，然而在看重田产地皮、楼屋房产的年代，一位小姐感到委屈是情有可原的。沈良知情后，轻描淡写地说“你要高楼广厦，眼下就可以盖起来，只是你以后不要后悔。”那时候，盖楼屋是件浩大的工程，耗去三四年的功夫才成，不仅要有足够的财力作为源源不断的后劲支撑，还要转圜好人际关系，把泥匠、木匠笼络得服服帖帖，才能省心又省钱。当时雇人造房还有一样不成文的规矩，即东家要为工匠师傅们煮饭做菜伺候伙食，以示诚意。不过那时家中没有请厨娘，翁氏只好亲自充起了伙头役。厨房里用的是灶头，烧的是松木竹排，在灶膛前坐久了，她的眼睛常常被燻得泪水直流。沈良没有食言，他确实有那份雄厚的财力，前后三进十五间楼房，三年始成，一时无两。“桥北沈家”这响当当的声名儿，也似这一片鸳瓦般巍峨崛起。正厅、堂屋、内室、厢房，摆设的都是上等红木家具，正大堂皇。雕花窗格，檐马叮当，外围夯实的护耳山墙上稳稳地砌着三阶马头墙，六月里最肆虐的龙风（即台风，钱塘一带旧时俗呼“台风”为“龙风”）来也不怕。近百年后，红卫兵策划各项运动的“司令部”，还是沈家的祖产（新中国成立后被没收充公，改为安溪乡镇府。曾经不慎失火，幸赖那堵高高的马头墙，才不致火势蔓延成灾）。
那个时候要建一片体面的楼屋，折成银圆大致需要两万。没有相当的积蓄轻易不动工，建到一半财力难以为继的很多。沈良单靠三家豆腐店，经营再合理，持家再勤俭，终究难以做出这一番事业。那么，他究竟何时存了那么大一笔款子？又存了多久？其实他看似满不在乎，是因为早已胸有成竹。当他云淡风轻对妻子撂下那些话的时候，心里怕早已高屋建瓴描好蓝图了，不过一直深藏不露而已。国人财不露白的藏富情结并非于今为烈，而是在昔已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凡事总是中庸的好，低调的好。招摇过市，邻里见妒，素来为忠厚长者之大忌；何况旧时游手实繁，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围墙再高，庭院再深，怕也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钱多了寝食不安，倒还不如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此外，更有一层：财多罪重——也不无道理啊，荣华富贵了，总忍不住惴惴不安地扪心自问：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德寿，才配坐拥这样的福禄？唯恐自身功德不够，运祚难以久长。故此，红楼梦里宝二爷的名讳丫鬟小厮都叫得，老祖宗年高望重对待刘姥姥依然不失怜老惜贫的心肠。大抵古人“富而好礼”那一份恭敬谦诚里多少包含着一点位不配财受之有愧的惶恐。钟鸣鼎食的大家尚且恭敬如此，何况沈良的意外横财只是交运，言谈举止间，更是不敢稍有放肆。直到起了楼屋，家财才外露了。
桥北街上往来行人经过时，总不免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他这些钱究竟是怎么来的？坊间传闻是沈良年轻时，有一年夏天在广济桥上摇着蒲扇纳凉的时候，看到对面的东渡池里一片沙渚上有一群小鸡荧荧发光。本镇老话说，能看见这异象的人必定有非常的命格，或是飞来横祸，或是时来运转。沈良正当盛年，壮着胆子偷偷掘地三尺，果然有猫腻——竟然是一个古墓，年深日久，不知朝代。挖到深处，打开棺材，还有许多陪葬的各色金银珠玉。安溪土、良渚玉，早在乾隆年间古董收藏方家中，便已声名鹊起，这一笔横财的价值，约略可以想见。至于其中辗转的折算变卖、银钱往来，时隔多年，已无从查询。兼之那时人们聚富敛财讳莫如深，更使这一段颇具传奇性的发迹如深宫秘史一样成了永远的故事。
历时三年，楼屋终于毕工。然而翁氏因为常年忙于操持家务，特别是坐在灶膛前生火做饭，燻坏了眼睛。虽然急忙征缓召和请医调治，终不见好转。而她自己也因心中愁苦啼泪不断，天长日久，渐渐地露出了那下世的光景，再后来，没有享几年清福，便过早地去世了。只留下了两个儿子：长子沈樵，字品泉；次子沈桢，字玉泉。
民国以前的旧式传统女子，犹如笼中之鸟，一饮一啄都受命于人。翁氏是这样的女子。她是一位小姐，自小儿家中教导的，是坐起端正举止莫轻，在家要从父，出嫁须从夫，而唯一一次丈夫从她盖起了华屋，她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作为回复。“你不要后悔。”夫君的话，言犹在耳。她有过后悔么？——柔弱双肩挑起千斤重担，她用三年默默的隐忍和坚持一笔一画写下了自己的答案：体面的家声和名誉，是一个女子无悔的选择。
常常忍不住怀想这位年轻小姐的音容笑貌。想到弥留之际，她的嘴角在泪水中弯起了一个好看的弧——纵然面对两个幼子眼中噙泪，想起这片家业，她也是嘴角带笑的吧。那一丝微笑，美丽而凄然。
发妻中道夭亡，沈良理所当然为她风光大葬，亲友中三老四少都到齐全了，一家老小长工仆役，披麻戴孝浑身缟素地把棺椁送到民嘉圩入土为安。“沈氏孺人”的灵厝，南面西险大塘，背枕瑶山祭坛，眼前是一马平川的沃野，再远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桑林。清风吹过，叶子沙沙作响，仿佛还在隐约耳语追寻着她的传说。“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如果人真的死后有灵，她一定不曾远去吧。这片楼屋是她的家，家里有她的牵挂，幽幽芳魂化作了烟化作了灰，终要陌上花开缓缓归……
来年来了，去年去了，日子就那样无波无澜地过去，一转眼，已经十年了。十年间，沈家顺风顺水，家宅平安。郭璞在《葬书》中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细按来，翁氏的青石大坟靠山临水，有水以界之，无风以散之，果真是无意中应了好风水么？还是冥冥之中她泉下有知，去后仍然牵挂着家人？
沈良此时已经富甲一方。家大业大，不能无人主内，就续弦再娶了一位姨太太，生第三子沈杰，字庆泉。兄弟三个五行缺木缺水，故而名和字中都有一个木字和水字。事业有成，人丁兴旺，而那时的沈良虽已年过不惑，然而才智和精力都处在人生巅峰状态。这时安溪桥北的沈家，就犹如一艘刚刚起航的大船，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放眼望去，尽是大好的一片海阔天空。那接下来的整整二十年，是他们最风光的岁月，而坊间关于沈良的轶事也很多。据说沈家每年岁末除夕祭祖，沈良总要取出一块长六寸宽三寸的金砖，大红绸缎包着，恭恭敬敬地供奉于祖宗灵前，这样东西，大概便是那笔横财的冰山一角。
此外，他常年服用胡庆余堂的全鹿丸。当时安溪镇上的国药店大致有三家：裕生堂、同春堂、壶天堂。店内高高的柜台，药架直抵房顶，桌几清爽，布置雅洁。大夫们送往迎来，温文有礼。走进门面，一股中草药的清香弥漫在店内，并不沁人心脾，但也决不触鼻，陈陈的，很古雅的味道。门口有一锅热气腾腾的决明子中药茶，常年免费施于路人，颇有古时悬壶济世的医者情怀。三大药店经营着各种传统中药材，也兼营庆余堂和京城同仁堂的名药。店内膏、药、丸、散，色色齐全，还有许多高档药材如高丽别直参、参茸丸、羚羊犀角粉等等。到了冬天进补的时候，各种阿胶、人参、蛇酒等“十全大补”也陆续上架，这些都是年老之人的恩物。胡庆余堂的全鹿丸，名号响亮，因为当时药店逢年过节，总会牵出一头梅花鹿，披红挂彩，游街一周，以示货真价实、店家恪守诚信。那些欢天喜地的吹吹打打，大概算是最早的广告了吧。镇上的人，也以服食全鹿丸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经年累月，沈良财多位高，也渐渐地参与决断地方上一些大事。时光倒流回宣统三年，那一年的六月、闰六月，惊雷炸电急走奔腾，持续两月连降暴雨，苍穹似豁开了一道血口子，滔滔洪流就从那口中倾泻而下，激烈的雨势昼夜不息，导致苕溪水位猛涨，西险大塘也决了堤。气势汹汹的洪水排山倒海般破堤而入，大水一直浸漫到官庄上。安溪至今有民谣为证：宣统三年，水没寮檐。洪水淹没了低洼的贫家陋户，随之淹没的，还有四乡之民的全年口粮。到官庄上、民嘉圩走一走，极目四望，千里废耕，野无人烟。可是法不两适，秋风起时，各家各户依然要纳税完粮。天怒人怨，许多贫苦佃农日子实在苦得过不下去了，就铤而走险——以潘加雨、卜阿正为首的良渚“稻草帮”发动了起义，纠集了百来号人，腰中系上稻草以为标记，浩浩荡荡向着桥北——安溪镇首富闻老松家进发。上房掀瓦片，进屋砸家具，打开粮仓分发白米，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有了天道，还要什么王法？接着，他们又去了开大药房的陈家，路过之处，凡殷富之家无一幸免。形式十分危急，安溪街上的诸位地方乡绅，选出了几位场面上人物出面与“稻草帮”谈判，沈良也在其列。
现在的报纸上新闻里，民事纠纷或者夫妻离婚，动辄诉诸法律对簿公堂，屡见不鲜。然而几千年下来中国百姓一直是最忌见官的，且不说公然的分庭抗礼，即使一丝丝的瓜葛，也尽量能免则免。“为士为农有闲各勤尔业，或工或商无事休进此门”，旧时的衙门口常常贴着这样的楹联，以刑措不用、狱讼清简为治世。而国人对官府亦素来持抵触情绪，“不愿进那不明不白的地方”，还有“屈死不告状”一说，能够私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最好的。如果那时他们双方可以谈和，其实可以免去很多无谓的流血。只是不幸谈崩了，“稻草帮”的声势日益壮大，沈良他们一众绅董于是联名上告，一纸状纸呈到了钱塘县衙。当时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已经蓄势待发，清廷上下犹如惊弓之鸟，战战兢兢草木皆兵。钱塘县官府派出了大批官兵血腥镇压。起事的一众，势力犹如笋剥，很快被平息下去，三个领头人物也当即枭首公堂，在瓶窑三仙角伏法。此事在《杭县志稿》有载。
在大家遗老理直气壮的讲述中，我听到的是暴民造反罪有应得；而在一本乡土教材中，我看到的是农民起义壮烈牺牲。出于历史原因，人们总是习惯带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光同情弱者，几千年来为富不仁的偏见更是根深蒂固。其实抛开是非曲直不提，隔了一个世纪的烽火烟尘，即使有过切身之痛，也已经“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了；白骨如山忘姓氏，再深的冤屈，再多的怨愤，也都该两讫了。百年间人事皆非，唯有清江默默，依然无语东流。不必再去刻意地追究谁对谁错，也无须费劲地判定谁工谁丑，故事怎样传说，我们也就怎样接受……
再后来，改了民国。帝都里一系列的戮力、喋血、奏凯，在新闻报纸都未普及的年代，多少有些遥远。国家高层权利的交接，相比历朝历代总算平和，也因此，除了男子不必再剃头、女子不用再缠足，偏安一隅的小镇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苕溪依旧日夜不息地穿镇而过，大桥依然优雅地横跨两岸，小镇的人们，穷吃素，老看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如千百年来一样，清清淡淡地生活，平平安安地死去。自古多少文人士子因为怀才不遇而不得不“卧龙在野”，相比这种身不由己又心不在焉的“归农”，或许，镇上的小人物们才是真正鼓腹而歌“帝力何有于我哉”的羲皇上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