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的创建
医与药，源于人类捍卫生命的需求。而中国传统医学的特有形态，是在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与文明影响下形成的，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在学术繁荣的战国、秦汉时期得到奠基，其理论主要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明，同样也是医药萌生的根基。在原始的记忆中，人们将创立医药的伟大功绩归于圣人，而实际上，它是华夏先祖们在起居劳作中点点滴滴的智慧结晶。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数十万年以上的原始社会时期。原始人寿命多数很短，很多原始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因各种原因死去。人类与生俱来有着对生命和健康的追求，由此产生了克服疾病与伤痛的愿望，这是医药起源的基本条件之一。
有了需求，那么，医药知识从哪里来呢？它并非一开始就诞生理论，而是由经验积累开始，在生产劳动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原始人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引起腹泻、呕吐、昏迷、中毒，甚至死亡，而另一些食物则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在遍尝植物根皮、花果、野草、动物等后，通过分类逐步确定了许多动植物的性味、功能、主治和毒性。
以上就是中草药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过程。在这些基础上，华夏民族经过一代一代长期反复的试验和证明，确认了某些自然界物质的药物效果，逐渐学会了运用原始的中药。中药医术就是在长期实践中探讨、研究、归纳、总结、验证，逐步形成发展而来的。
针灸是中医的特色疗法，它所用的针来源于原始人的劳动工具——砭石。砭石就是打制的石器，它有锐利的尖端或锋面，可以用来切开痈肿、排脓放血。从砭石经过植物尖刺、骨针等阶段，然后才出现金属针，依次经历铁针、铜针、银针，直到现代的不锈钢针。
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这就是针刺的萌芽。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此外，拔罐法亦起源于原始社会。初时是利用兽角做成的饮具，借燃火的热力，排除其中空气，使其吸附在皮肤表面来治病，故古代称之为“角法”。
灸法则与发明用火有关。学会用火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同时也使卫生条件得以很大改善。它可以将生食变成熟食，将生水烧成开水，减少肠胃疾病。
当古人知道用火以后，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当身体某一部位发生病痛时，受到火的烘烤而感到舒适或缓解；进而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故认识到久熨可以用于治疗，继而从各种树枝施灸发展为艾灸。
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而原始人当身体某处有了痛楚时，除祈祷鬼神外，很自然地会用手去揉按、捶击以减轻痛苦，这就是按摩法的雏形。
不过，中国针灸疗法最大的特点并非所使用的工具，而是针与灸所依赖的经络与穴位理论。经络与穴位至今未能在人体解剖上找到对应的物质，却又客观存在，并在临床中有着神奇的效果。它们是如何被发现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可以肯定的是，经络穴位理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气、阴阳等哲学观念，是中国文明的特有产物。
相传尧的时代，古人就已经知道跳舞能强化体质，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倡导之。”说明了环境阴湿造成身心烦闷，筋骨活动不流利，可以借由舞蹈导引气血运行来维持健康，后来，有些舞蹈就逐渐发展成导引疗法。
在实践中，古人们不断总结出有利于健康的知识。例如，人们意识到疾病的产生与居住环境有密切关系，在殷商时代就注意室内外洒水，清扫和除虫。
《诗经》记载有灭鼠的活动，强调洒扫庭院，堵好鼠洞熏杀老鼠。《周易》则说：人们打完井水后要加井盖，防止因饮污水而染病，才会大吉。
西周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疾病与气候有关，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多发病，如《周礼》说：“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漱上气疾。”
大意是说，春天容易感冒头痛，夏天则易生皮肤病，秋天易感染疟疾等冷热交替的疾病，冬天天冷，老年人易发咳喘，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还是很准确的。
根据古书记载，早期人们是直接将药放在嘴里咀嚼，这既不利于吸收，还会对口腔产生不良刺激。在夏商周时期，出现了汤剂，这不仅有利于药效成分的析出，还方便吸收，因而成为中医最常用的剂型。
真正的职业医生，出现于周代。《周礼》中记载了我国最早的医事制度。据其记载，当时已经有专门为宫廷服务的职业医生，由“医师”统管。其手下的医生分为四科：食医、疾医、兽医和疡医。医学的分科是医学进步的标志。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文化高峰，这为医药从经验上升到系统理论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持。同时，医药技术本身的发展，也已具备了系统化、理论化的可能。
《黄帝内经》和《难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理论正式系统形成。实际上依据《汉书》记载，与《黄帝内经》同时至少还有6种医学经籍，合称“医经七家”，可惜除前者外其他经籍均失传了。但仅存的《黄帝内经》一书，其丰富内涵已足令后世惊叹。
秦汉时期，人们对药物应用的知识积累已经很丰富了，中医的第一本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对战国至东汉时期的用药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
关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一直存在争议，现在一般认为，《神农本草经》也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笔，而应当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通过对药物学资料的不断收集整理，直到东汉才最后编撰成书。
《神农本草经》书名中，“神农”当然是纪念这位传说中尝百草的先圣，“本草”则是中药的代称，这是因为中药中以植物类药物最多。除记载药物外，书中提出的中药基本理论十分重要，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神农本草经》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到唐初时，原本已失传，但由于它曾广为医家引述，后人得以将被引内容收集起来，编辑成复本，流传至今。
医药理论的完善，为医学家提供了更好的指导。医药学的发展又是与时代紧密联系的，东汉末年的建安（汉献帝年号）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瘟疫横行。医学家在悉心救疗的实践中，又获得了重要的创造性成果。
张仲景，名机，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被后世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前代医籍理论，又结合个人临床经验，终于编成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在汉末经战乱兵火而散失，后经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收集整理，将原文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两书共载方剂269首，用药214种，这些方剂法度严谨，对后世医家有重要启发，《伤寒杂病论》因此被称为“群方之祖”。
经过漫长的积累，在优秀的中华文明的哺育下，到汉末时这些原始的医疗手法，逐渐形成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具有独立理论体系的一套完整的中医医疗体系，从此不断发展，成为世界医学中的一枝奇葩。
木的特性：木，包括所有的草木，它的生长特点是枝干曲直，向上向外舒展。它枝条柔软，极易弯曲，又易复原。因此，古人把木的特性归纳为：生发、柔和、曲直、舒展等。
火的特性：火的特点是温热，明亮。火苗向上，并能引起空气向上流动。古人把火的特性归纳为：炎上、阳热、升腾等。
土的特性：土承受了万物，万物皆生于土，这说明土中包含有万物生长的必要因素。万物埋于土中，也能因腐烂而消失。古人把土的特性归纳为：长养、生化、受纳、变化等。
金的特性：金属导热性良，给人以清凉的感觉；比重大，给人以沉重之感；坚硬而有韧性，得火之炼则化，可以任意铸形。因此，古人把金的特性归纳为：清凉、肃降、收敛等。
水的特性：水总向下流，能湿物，使之润泽而不燥。水性本寒，能灭火，即使炎热的暑天，井中之水也寒冷刺骨。因此，古人把水的特性归纳为：寒冷、下行、滋润等。
巫与医药的关系
巫是人类史前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原始的巫教意识开始形成，那时的巫尚未职业化。巫，无论作为一种宗教、一种从事巫教职业的人，还是在广义上作为一种文化，其复合体是伴随着历史的前进从野蛮而跨进文明社会门坎的。
巫产生以后，曾把人类医药的经验予以吸取、传承变异，给比较质朴的医药经验和朴素的知识披上一层灵光，在医学史上形成了一个医巫合流的混杂阶段。
夏、商正处在这个阶段的鼎盛时期，那一时期社会上的许多巫师，他们能代鬼神发言、歌舞等，还能医治疾病，有的甚至还参与朝政，指导国家政事、策划国王的行动。
巫师群体内进一步分化，便出现了比较专职的巫医。殷墟甲骨文中的“巫妹”，就是一位治小儿病的女巫医。《周礼·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反映了巫医在朝野普遍存在。巫教观念的严重存在与积淀，是巫医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从殷墟甲骨文所见，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巫医的双重性（对医药的应用与阻碍）决定了其对医药学发展的功过参半。
随着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崛起，人们在造成一个人化的环境的同时，逐渐地打破神化的世界，显示了人的价值，不断冲淡了对神的信仰。
到了周代，特别是周末，巫、医消长的趋势已有了反差，医药知识与经验开始逐渐从医巫合流的堤岸中分流出来，按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且愈向前发展，医巫的流向分歧愈明显，甚至两者之间出现了对抗。到春秋战国时期，两者发生激烈的争论，最终决裂。
文化价值的取向成为医巫的分水岭，医药的取向是科学文明与精英文化，而巫则基本上转向下层位文化和神秘主义。但在巫作为历史发展新生事物诞生及其发展之初期，巫医作为有知识之人在总结利用医药知识积累方面，其作用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将五行学说引进医学，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治疗和养生。五行学说把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分属于五行，又将自然界的五季、五方、五时、五气、五味、五色等也分属于五行，通过五行把自然界和人体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使“天人一体”、“天人相应”的理论得到了具体的表达，为医学的整体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行学说引进医学后，五行之理也就成了疾病治疗的依据。《难经》上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就是提示我们治病要根据五行生克规律，懂得传变之理，尽早采取措施。这种病在本脏而治他脏的方法，中医学上称之为“治未病”。
《内经·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四气调神大论》也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都是这个意思。
长生不老的迷梦
健康长寿本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也是医药学发展的目的。但如果想长生不老，这就超出了理性的范畴。秦始皇、汉武帝都曾迷信方士，出巨资让他们去寻觅仙山，炼制仙药，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魏晋时期宗教思想的盛行，对以儒家礼教为正宗的思想界带来了冲击。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除了要求思想上摆脱束缚，行为上也经常以怪诞来反叛礼教，如居丧饮酒、赤膊跣奔等。这些行为的背后，又往往伴随着服散。散，指“寒食散”，又叫“五石散”，一般由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矿石合成。
因寒食散药性燥热，服后须寒饮、寒食、寒衣、寒卧以散热，这正符合当时文人放浪形骸的举止，服散之风一度非常盛行。其实魏晋文人在放诞纵情的背后，掩饰不住的是对生命无常的恐惧，这与当时疾病和瘟疫盛行的环境有关。
在不可捉摸的疫疾面前，人们倍感生命易逝。曹操有诗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植也感喟：“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自顾非金石，咄喏令人悲。”这种情怀又由晋代竹林七贤等文人加以延续。服散放纵，不过是排遣方式之一。
魏晋时期，寻求长生不老丹药的思想盛行，道教炼丹术得到发展。丹药的原料往往是矿物质，因为炼丹家们认为金银玉石等永恒不坏，如果能以此炼成丹药服食，就可以将金石的不朽性移植入人体，人体就能像矿物一样不会衰败。
矿物质平时性质稳定，在炼制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变化。古人觉得很神奇的“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实际是红色的丹砂（硫化汞）经煅烧后，生成二氧化硫，游离出银色的金属汞，再继续加热，最后又生成赤色结晶（氧化汞）。由于丹药这些奇异的现象，更显出它的“神奇”。
从医学角度而言，矿物类虽可入药，但往往副作用较强，多为燥烈剧毒之药，过量服用能引起严重中毒，变生种种疾病。历代服食丹药中毒丧生者甚多，其中就包括不少皇帝，如东晋哀帝司马丕、唐太宗李世民、唐穆宗李恒、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等。
由于丹药具有明显的不良后果，最终使这一风气在唐朝以后渐渐衰退，只有某些皇帝贪恋人世，仍然不顾一切地以身试药。炼丹术作为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术失败了。但是，炼丹家们所记载下来的内容，包含了不少化学变化的例子，被认为是世界化学的先驱。
炼丹家们在炼丹中也创造出了伟大的发明，其中尤以火药最为瞩目，火药的发明是在意外的失败事故中取得的。由于许多化学物质在一起煅烧经常会引起丹房失火，这样的意外事故却使唐代的炼丹家们注意到：硫、硝、炭三种物质可以构成“火药”。
后来，大约于晚唐时期，这一“配方”由炼丹家转入军事家手中，从而就发明了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这对我国军事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医疗系统的建立
北宋时，政府为了体现对医学的重视，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授予医生官职，称为翰林医官。翰林医官这一名称本来在唐朝时就有，从属于翰林院，宋代则专门设立了一所翰林医官院，后称翰林医官局，医官的级别和人数方面都胜于唐代。
宋代翰林医官院里医官本来是有固定编制的，最初是150人，后来增加到300人。但到北宋后期的宋徽宗时，实际人数竟然超过1000人。
超编的700多名医官清闲无事，后来就将他们分配到地方各州、府，每个州或府分配2~7人不等。这些经过严格考核的翰林医官分派下去，有利于提高各地的医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