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饭馆儿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看不清楚东西，晃晃悠悠地走到门口，戴鹏问我：“你是不是该回家看看？”这个问题让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想回家，可是很怕。
上次从家里离开的时候，信誓旦旦地对父亲说：“等我下一次回来，就是出人头地的时候。”可是我却这样狼狈地回来了，像一个逃兵，我该怎样面对父亲，怎样面对曾经说过的话？我站在寒风凛冽的街上，迟迟不语。
最后出租车还是停在了我家的小区外，这个我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小区的大门换了，也添了一间门卫室，我和靖文下了车，和车上的戴鹏挥手道别。
“要不我不上去了，我在附近找间旅店住吧。”靖文怕我为难。
“没关系的，家里有地方住。”“我怕我在，你和你爸说话不方便。”“没事，这么多年了就没怎么说过话，也就没有不方便。”我和靖文上了楼，我们这个小城最高的楼才七层，我家住四层，感觉只走了几步就到了门口了。
在路上我就一直斟酌该怎么和老爸说，怎么解释这次的回家，怎么给自己编出一个让他觉得欣慰至少是不丢人的工作安慰他，可是站在门口，还是没想出来。
我机械地敲门。
我看见门上的猫眼变黑，知道那是老爸的眼睛，他看到我了。
门锁“啪”的一声，门被推开，一个老人站在我对面。“爸。”“哎。”我愣了一会儿，靖文也跟着我愣了一会儿，忽然我胃里面翻江倒海似的难受，几次控制，我还是吐在了家门口。
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我听见我爸在跟靖文说话。
“多大了？”“二十二，和艾熙同岁。”“哦，做什么工作呢？”“我啊，我在一家小公司当业务员，。这次特地请假和艾熙来看看您。”靖文撒了个慌，其实这五年来有一多半的时间我给父亲的都是谎言。
我从床上起来，走到他们旁边，我爸站起来说：“你们俩先坐着，我去给你倒杯水。”“爸，不用。”我爸没理我，走到厨房去倒水，我看着靖文，靖文看着我，都有些不习惯。
“啥时候还回北京去？”我爸一边把水递给我一边问。
“就这几天，回来看看你我就走。”“行，北京暖和，省得你女朋友在这呆着怕冷。”“没事儿，叔叔，我们家也是北方的，不怕冷。”我爸没有留我的意思，我也没有留下来的意思，这些年我们爷俩儿就是这么过的，我知道当时如果我对他说一声“爸，我想多陪您一段时间”这样的话，我爸肯定打心眼里高兴，但我就是说不出来，我爸也知道我不会说。
靖文刚说完不怕冷，第二天就高烧了，她的体温和外面的气温都是四十摄氏度，一个零上一个零下。
戴鹏拎着一篮水果到医院来了，靖文正睡觉。
“没事儿了吧？”戴鹏看看我，又看看靖文。
“高烧就是不退。”我有些担心。
“甭担心，这是医院，有大夫呢，走，出去抽根烟去。”戴鹏拽着我出去，我们站在走廊，一抬头看见一个禁止吸烟的牌子，又下楼，无奈每一层都有一个同样的牌子，最后一直走到门口。
我们只能顶着严寒面目扭曲地吸烟。
“给你，看看。”戴鹏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哆哆嗦嗦地掀开盖儿，递给我。
是一条短信，就几个字：戴鹏，三儿死了。
三儿也是我一哥们儿，只不过有一年没联系了，这次回来、我也在犹豫该不该去看看他，这次不用犹豫了，他帮我做了决定，想看也看不到了。
我问：“怎么回事？”“背着家里人喝了一瓶农药，没救过来。”戴鹏跟我说，这几年三儿不只是没有跟我联系，其他的哥们儿也都渐渐疏远了，后来哥儿几个嫌他没劲，都不理他，三儿死的时候有封遗书，还有自己画的画，大概意思是想成为一个画家可是不能如愿，既然不能艺术一般的生存，就艺术一般的死亡。
“又是因为梦想。”戴鹏说。
三儿从小画画就拿奖，但都是很小的时候，后来就不行了，他的老师说他是自己把自己毁了，不去好好画，可是三儿说他想画自己内心反应的东西，而不是只会临摹，他画的东西我看不懂，但是有一些的确让人感觉压抑。
三儿参加高考那年，美术没过，文化课没过。
后来三儿才成为我们的狐朋狗友，三儿有气质，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有气质，用他自己的话说：“喝多了吐起来都比你们有范儿。”对于三儿的死我很遗憾，但竟然出人意料的冷静，甚至有一点感觉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三儿内心世界的痛苦让他比死亡更不敢面对的，是活着。
戴鹏告诉我：“三儿死前最后一个见到的朋友是我。”这反倒让我有一些震惊，我问：“什么时候？”“出事前一星期，三儿忽然给我打电话，说找我喝酒。”戴鹏接着说：“三儿后来喝大了，总跟我说梦想啊什么的，后来我一句话给他噎住了。”我问：“你说了什么？”“我说，有钱就行，其他都是屁！”我想这就是戴鹏和三儿最大的争执，其实也是我和戴鹏的争执，但我没有三儿那么极端，三儿除了没什么艺术成就以外，其他的生活都很艺术家了，说不定这次一死他画的那些东西还真能被人认可，不少人不都是死后出名的吗，生前累死累活得不到的，死了之后全压棺材盖上了，这就是与我们不一样的另一种人的人生。
出殡的时候我还是去了，我们这儿出殡还是沿袭以前的传统，满街的撒纸钱，哭的人排成一排，我看国外的电影，人家向死者告别的时候就显得特神圣也尊重一些，在教堂里有一个神父说一大堆话最后是阿门，哭的人也彬彬有礼，不像我们这儿，没眼泪的也得硬挤出几滴，披麻戴孝给我的唯一感觉就是—吓人。
在殡仪馆里我们可以见三儿最后一面，我看见三儿神色安详，再也不见了和我们混在一起时的那种迷惘，也不见了因为画不出某样东西时的暴躁，对于他，一切都过去了，没有人因为梦想和现实的问题和他争执，也没有人因为他的性格而再去怪罪于他了。
三儿，闭上眼睛那一刻，你在想的，是终于结束了，还是重新开始了呢？两天以后，靖文烧退了，我们决定回北京去。
临走前我们又找戴鹏喝酒。
戴鹏问我：“为什么不留下来，你在北京那么苦，回家多好。”我说：“戴鹏，我和你不一样，我们都曾有梦想，可是你的梦想被硬生生折断了，我还没有，你可以笑我傻，但我希望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在我正值青春的时候，可以去傻一次，至少要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否则我会和你一样后悔。”戴鹏说：“我不反对你回北京，但我希望你能干点儿别的，玩儿摇滚这条路太难了，你看看北京有多少支乐队，他们那么优秀，可是十几年过去了，他们还是一无所获，做人应该实际点，那不是理想，是幻想，每天都活在幻想里，早晚要死在幻想里。”戴鹏伸手拿过我的杯子，给我倒酒。
“戴鹏。”我接着说，“我希望我能够为自己的梦想而做点什么，希望自己为了梦想吃一次亏，碰一次钉子，感受下那种切身的痛，这是义无反顾的，如果没有这一次经历，我会觉得空虚。”戴鹏低着头像是在沉思什么，饭馆儿里吵闹的很，可是在我感觉这段时间却是出奇的安静。
忽然，戴鹏抬起头，对我说：“你等我一会儿！”我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事，戴鹏已经夺门而走，老板看着我，问：“是你埋单吗？’’我点点头。
“哦，那就好，我还以为埋单的跑了。”老板说“你说什么？”我急了，瞪着老板，靖文忙拉住我。
“你别生气，这种事你没遇到过，我可见多了，两个人喝酒的时候称兄道弟的，到结账的时候一个厕所不够藏的，小伙子，现在哪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人啊。”过了十五分钟，戴鹏回来了，拎着一把吉他。
我对老板说：“你记住，这是我可以相信的人。”戴鹏打开琴包，拿出一把红白色的Fender电吉他，这把琴我见过，戴鹏最喜欢的一把琴，美产，特别贵。
“带着这个走。”戴鹏要把琴送给我。
我很吃惊于戴鹏的这一举动，而且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当然不能收。
“戴鹏，这我不能要……”“别废话。”戴鹏打断我，“我当初就以为我可以用这把琴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可是没有，现在，这把琴只有在你手里才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好琴应该在喜欢并且能够弹奏的人手里，而不是每天摆在架子上。”戴鹏的一番话让我有些感动，我接过琴。
第二天我和靖文上车的时候我爸和戴鹏都没来，我想到了他们不会送我，我只记得昨晚戴鹏最后说的话是：青春其实就像一桌酒席，在酒桌上每个人都极力地想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可是第二天酒醒了，才开始后悔，昨天我怎么那么傻X啊。
靖文在火车上也一直不停地咳嗽，她虽然烧退了，但还是不舒服，我问她：“你是不是一辈子都不想再来这个地方了？”靖文没回答我，反倒问我：“你这次回来究竟为什么？”我想了想，说：“来跟戴鹏要钱，回去交房租，也想找他一起回去组乐队，但是我不知道他发生了那样的事。”“你其实是想看看你爸吧。”靖文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她洞穿了我的一切。火车上开始查身份证，等查到我的时候，警察仔细对比了半天，我间：“怎么了？”“没事儿。”警察把身份证递给我，走的时候还不停地回头看。
“我怎么了？”我对这种态度很不满，问靖文，“我哪长的不像好人？”靖文笑了，没说话。
“你别笑，跟你说正事呢，凭什么到我就跟查犯人似的，别人看一眼就过了，我不就进过几年监狱吗，不会声名狼藉到连他们都知道吧。”我大声叫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