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中美共治还是较量的问题，关键在于谁能确保可持续稳定地发展。两国的较量总是会有的，但是要说取胜的把握，目前恐怕中美双方都没有绝对把握。当没有一方可以完全取代另一方时，最后的结果还只能是均衡与共治。中美关系的典型态势就恰似《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图，没有绝对的原则和倾向，一切都随态势和机遇而动，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许多事情都随态势发生变化。参考地缘战略“远交近攻”的规律，中国与美国有可能发展形成一种“竞争中的共治”。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机遇
近几年在全球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一大“新概念”，就是以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为转机，中美两大国将形成所谓“G2”并开始共治和主导21世纪的世界。
G在这里本是英文“组合或集团”之意，G2则是由世界主要工业八国集团（G8）的意念所衍生而来。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现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他在2008年底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了中美G2这个提法。后又为美国某些战略智囊团和学者所着重阐释传播，但还从未被美国政府方面正式列入到具体策略制定和执行的步骤内。
中美共治的设想主要反映了美国外交与战略方面的现实主义色彩与思考逻辑：首先，金融海啸危机来势凶猛，如果要及时有效应对，就不必再搞G8或G20那样的花架子浪费时间和精力，反而不如让西方的领袖美国与新兴经济与市场的代表中国共同出面。况且中国受此轮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较小，又持有大笔美国国债。
再者，此轮金融经济危机，可能代表着中西方发展格局与力量对比的一个里程碑式转变，传统的美欧—大西洋联盟模式，可能即将转移并让位给某种美亚—太平洋合作模式。于是，美国未雨绸缪，与中国结成新的共治关系（G2）的想法也成为可行性评估之一。
美国的上述设想，马上引起了中国方面及整个世界的相当关注。对中国来说，在原则上希望是和平崛起，少与现行国际架构及规则发生重大冲突。而如今头号世界强国美国主动放下身段来寻求合作，这当然属于一大积极动向。
事实证明，美国奥巴马新政府在2009年上台之初，确实考虑过中美G2的设想，也对中国做出了不少研究和试探，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中美关系走势平和良好的主要原因。
从2009年底开始，奥巴马新政府自认其完成了对中国的评估判断，在承认中国作为长期经济发展伙伴的同时，却也认定中美之间在发展目标、意识形态、地缘战略等关键方面，存在一些原则性差异以至潜在冲突。在中国模式与美国的发展模式之间尚缺乏基本磨合的前提和条件下，那么只有更多通过竞争与较量来解决问题了。
由此，奥巴马政府正式确立了加强对华经济与民间合作，但在政治理念、政府政策与地缘利益上实行多重反制和围堵的策略，并高调推出了所谓“重返亚太”的具体战略，这似乎也使得所谓中美共治的设想就此流于夸夸其谈而已。
然而，即使中美共治这个话题只是个设想，但是它也生出不少有趣的变奏来。比如，两国内部目前对中美关系的估计都存在两极化现象。在美国，主张加强中美经贸及全面关系的人，经常被称为现实派，或被攻击为“绥靖派”。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都知道“绥靖”这个词的历史背景与出处。而美国的对华强硬派目前则宣称中国有个“扳倒美国”的秘密战略，美国是不可能与中国的主要价值观和平共处的。在中国一边，那些主张加强中美合作的人，经常被称为自由派，这个称呼在贬义的时候，则可能被攻击成“投降派”或“卖国贼”，也会被与如中国抗战期间的汪精卫一类挂钩。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不应与美国靠得太近，因为美国总是想占有并掏空中国的资源，进而奴役和压迫中国人民。
抛开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中美关系似乎仍会不好不坏地这么走下去，像谷歌上网、人民币汇率、钓鱼岛、中国南海、朝鲜权力继承与核问题、诺贝尔和平奖争议等事件上两国都有较量，得失自会有历史的评说及裁判，并不影响各自总体实力的消涨。
但中美间的互动与关系的关键依然是事在人为，尤其是在操作时首先应厘清基本概念。比如中国在与美国进行国内综合实力对比的时候，如果只提经济和人均GDP的差别，只注重政府以至财团之间的过招，这样过于简单了，而且这样片面的误导只能不断加强中国的劣势。而美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上应对中国的时候，如果把自己的对手只设想成中国政府，或只靠简单对比双方的军力与核弹头来考虑可能的胜负，那就很有些天真幼稚了。
最终决定中美两国盛衰命运和关系走向的，一定是双方的亿万人民。如果不能最有效尊重、发展和调动人民的因素，则必将遭受历史的抛弃和命运的嘲弄！
中国人不必每遇赞扬就“哪里，哪里”地谦虚，西方民族和文化普遍比较宏观务实，他们要是没看到中国目前的实力以及未来的潜力有可能与美国平起平坐，也不会贸然蹦出个中美G2的说法。中国的力量，尤其是经济发展实力与积累，确实比原来上了好几级台阶，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同时自身应避免对G2进行过度解读，不要把G2天真地理解为中美两国会形成盟友，从而携手引领世界。
中美争锋，谁能率先突破格局
看过美国电影《巴顿将军》的朋友都可能记得一段情节：巴顿在二战期间，有一次在英国发表演讲，他不加掩饰地宣称：“战后的世界，就将由美国与英国两家主导。”他的助手坐在一旁满脸焦虑，忙不迭地提醒到：“还有俄国，别忘了提俄国人。”
而后来的历史事实则证明了将军助手的提醒。“二战”之后，英国一蹶不振，美国和苏联则主导了长达45年的“冷战”，对世界发展和战略格局形成重大影响。众所周知的是，“冷战”最后是以苏联的轰然分崩解体而画上句号的。苏联从引领风骚到难以为继的戏剧性落差，这其中有多少经验教训值得汲取，不同国家文化与体制可能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也充分表明，大国可以共同主导世界，但却不必是盟友伙伴关系，可能若即若离，有时甚至剑拔弩张，但双方的巨大实力和影响可以严重左右世界和历史的基本进程。美国人现在提出所谓中美G2，主要还是根据上述考虑和谋划。
中国现在是一个巨大的上升力量，困难依旧不少，但前途、潜力巨大，而美国则有不少涨停的征兆，于是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当然不会无视。但是，美国似乎并没有与中国结盟并进的想法，而更多的却是像应对当年苏联的手段，即，我承认你的巨大实力和存在，也愿意进行多方面协调沟通，但仍将你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可以通过我的可持续发展对你实现“不战而胜”。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可持续发展”将是这场21世纪G2游戏最终决定谁更胜一筹的核心关键，也就是说一切短视功利的行为都将破坏甚至葬送一个国家民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甚至是国家成长的大忌。当年苏联就是因为发展后劲耗尽了，结果自行将自己的美苏G2资格除名。
当然，美国当年对抗苏联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和军备竞赛角度进行，而今天面对中国崛起则主要是针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竞争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西方至今仍然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坚持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和自由经济的混合体。
由于西方此次爆发了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并迅速反弹，美国和西方目前的预测和担忧是中国模式可能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效仿对象，并因此将对目前走向犹疑不定的西方传统经济模式造成竞争压力。但是，西方国家虽然有担忧，它们对自己综合体制与实力的信心，并没有被此轮经济危机冲垮或摧毁。
有人会问，中美之间竞争下去，到底是否会发生严重武装冲突甚至战争？这其中有一个标准可以作为参考，即中美其中一方的发展是否同时使得另一方实际受益？无论这种受益是经济上的、贸易上的、安全上的、文化上的，等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说明双方的合作面仍大于冲突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小，即便出现偶然危机也可以克服解决；反之，如果其中一方完全以牺牲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为目标，试图自己“单赢”，那么局面恐怕就不容乐观了。
对于中国来说，透过目前类似G2的鼓噪和喧嚣，更好地熟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震荡规律，冷静下来审视总结一下各方面的历史教训，文明盛衰的深刻道理，如何做到确保自己的可持续性发展，真正不断提升国家实力和普通人民的权利、实力，恐怕这才是自身首要的课题和挑战。
时代洪流已经不可避免地将中美两大国推向潮头，这其中将夹杂着合作与较量，发展与挫折。两国在竞争中谁会领先，就看谁对全局和未来具备更好的把握。
美国重返亚太，中国该怎么办
2012年春夏以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我们不难发现中美两国的“军事对话”强度大增，这其中包括了“硬对话”和“软对话”。
在“硬对话”方面，美国拉着日本借钓鱼岛问题向西太平洋频繁调兵遣将，部署新式武器，举行美日联合“夺岛”军事演习，并准备布置反导弹与远程雷达侦测系统，等等；而中国方面在以一系列军事演习回应的同时，高调从陆基和海基试射了新款远程多核弹头洲际导弹。
在“软对话”方面，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双方加强了战略对话，美国也表示不以遏制中国发展为目标，同时美国国防部长也进行访华，保持中美军事高层接触的畅通。
中美两军“非敌非友”的状况，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这很像体育锦标赛上的对手关系，不能让对方顺利进攻得分，总得制造些障碍，组织起有效的防守，并伺机反攻。
美国的大目标，也许不是专门遏制中国，而是在军事布局上重返亚太，以掌握在这一关键地区的战略主导和主动权。遏制中国可能只是这个大战略下的一个重点目标。在亚太地区，美国还需要应对的目标很多，这包括俄罗斯、朝鲜、越南，甚至印度。
但无论如何，美国还是对中国的发展忧心忡忡。如果从现实参数比较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整体优势依旧明显，无论从社会、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来说都是如此。那么美国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主要应该是中国发展的势头迅猛，令美国感到世界老大的地位受到威胁。
从文明盛衰的曲线消长规律来看，如果一个文明处于上升或者复兴阶段，那么这个文明就具备充分的潜力，有决心和信念去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把发展大业想方设法地推向前进。而在过去150多年里饱经衰败挣扎的中华民族，目前正处在奋发昂扬整体向前的上升曲线上。
反观美国，虽然不能说美国文明已经进入衰败，但发展放缓，后劲不足确实是巨大隐患。以奥巴马为代表的美国新生代政治家，在面对文明发展的拐点时，明显表现出准备不足，而且他更多地试图利用机会主义般的行动，来挽回与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忙于缝缝补补或向后看，而难以在顺应历史大势的前提下，为美国未来发展作出更明智和合理的选择。
如果美国人能够顺应趋势，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在亚太地区出现所谓中美共管的态势。但是，一家独大多年的美国，还有许多人对此不心甘情愿，放不下身段，认为中国还不够资格，美国也还没有到如此迫不得已的地步。
中国在亚太做主导者的资格，可能还需时日才能到位。许多国人自己都明白，我们自身很多问题急需解决。尽管中国国内在指导思想上已战略性地从原来的“运动治国”、“斗争治国”转变为“和谐治国”、“民生治国”，但不少具体的支撑实施新的治国和发展理念的手段与方式，仍然凸显出滞后、笨拙的一面。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似乎依然是乐观和怀有希望的，因为国家的目标和前景是清晰、美好的，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寻找、探索和优化有效的抵达路径。
长期以来，有人习惯把中国的问题分成内忧外患、内因外因，并笼统地认为必须先解决内忧，而后才可平外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这样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机械地将内与外二者分割开。这也就是说，主动地进行全球和区域的思考，优化发展策略，迎击对外竞争；对解决诸如这样的内部缺陷：鼠目寸光、消耗内斗、思维僵化等问题，一定要取得特别有效的矫正和改革效果。而且，对于国家来说，有了对外开拓竞争的强烈挑战和需要，也才可能倍加注重和积极调整自己的内部健康与发展。
于是，美国重返亚太，是竞争和挑战，更是对我们自己的历练。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真强者不畏险，有志者事竟成，这便是文明复兴和崛起时的宏观气质。邓小平本人就是个乐观主义者，例如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他认为未来会出现更聪明的解决办法。而目前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的争端，实际上乃是中国与美国竞争较量大棋局的一部分。
面对美国重返亚太，我们和美国不但要有实力较量，我们更应追求智慧、手段、策略的升华，这样才能真正在竞争中不被掣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