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任何群体，都会面对数不清的未知和难决的疑惑。时代越古远，知识越蒙昧，人们采取的方法也就越感性；社会越进步，科学越发展，人们采取的方法也就越绽放理性的光辉。
从远古的图腾巫舞，到商周时期的龟卜蓍占，原始预测学逐渐兴起。直到春秋时期《周易》流落江湖后，术数预测学才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
演盘三式、纳甲六爻、焦氏易林、杨雄太玄、四柱八字、梅花易数、测字看相、紫薇斗数，直至满清时集大成的铁版神数，术数研究几近巅峰，可谓千姿百态、群花竞放。
所以要研究《周易》，就要把它放入这条历史长河中，才能看清它的原委。也正因为纵览这条历史长河，我们才会越发感慨《周易》这部经典的伟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周易》这部古远的著作，既是占卜书，又超越了术数预测，别看近三千年来的易学研究都是以《周易》为原典，在此基础上发挥智慧，但论境界，却都没有超越它。具体论述比较曲折，首先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人生真有一个既定的未来可以被预测出来么？
举个国王与预言家的智力故事来说明预测的性质：在临上刑场前，国王对预言家说：“你不是很会预言吗？你怎么不能预言到你今天要被处死呢？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预言一下今天我将如何处死你。你如果预言对了，我就让你服毒死；否则，我就绞死你。”
咱们把这个故事极端化处理一下，假设国王只想打破这个预言家的预言，而要求预言家预言会不会被处死。预言家预言会被处死，国王则释放他；预言家预言不会被处死，国王则处死他。这样安排情节虽然有点极端，但能将预测的意义放大在我们面前，它告诉我们，预测本身就是构成事物未来的诸多因素之一，就是参与影响事物运动的一个作用力。日常生活中的预测对未来虽然很少有故事中这么大的影响力，但从本质上看并无差别。也就是说，预测不是置身故事之外，未来是现在所有信息的综合反映。再比如股票行情的k线图，你可以预测，但预测的并不是未来的k线图，而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未来走势，是在现在的每一个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包括你此时的买入或卖出操作。
所以客观地说，生命本没有注定不变的命运，未来的轨迹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你即使以超音速跑到以音速飞行的飞机前面，也不能说明你处于这架飞机的未来时空，它要是转变航线不就把你甩了么？世间万象，有其常势，亦有其变机，说易是预测学，笔者看倒不如说它是谋略学更为贴切。人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分析和了解不确定信息，以帮助决策。春秋战国时期的用易者，就具有这样的理性认识：
《左传》记载，襄公九年，鲁成公之母穆姜与大夫侨如通奸, 他们合谋要废成公之位, 结果阴谋失败。穆姜被打入冷宫时, 想知道命运如何，用《周易》占了一卦。遇《艮》之《随》，史官曰：“《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劝穆姜逃走。穆姜以《随》“元亨利贞,无咎” 之义对照自己，认为自己不够四德，自取其恶, 怎会无灾，怎逃得出去, 必然死于此。后果如此。
《左传》记载，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将欲叛鲁降齐，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坤》卦六五）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
这些生动的卦例告诉我们，早在春秋战国之时，有一部分人用易经得出卦后，就已经是把卦当作思考、分析的一个契机，犹如禅宗里面使禅者应机开悟的外物。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荀子才发挥出“善《易》者不卜”的心得。这说明在荀子心目中，《易》是揭示万物之理的，学会《易》，就可以了解事物的本质，遇到事情就可以透彻地分析把握，那么当然不用占卜了，而今人流行的却是纯粹用卦算命，与之相较可谓历史的倒退。
我们观察下占卜，可以发现一个共性，就是占卜者都是因为某个事理搞不通，无法自信的抉择，事情的复杂性超出了自己的知识和理性范围，才去求助这种方式。最简单的占卜就是下赌注，比如扔硬币，正面则选、反面则不选，易卦占卜的高级性在于加入了一些复杂的象数演绎来引导理性思维，并没完全把自己交给上帝。
《左传》中那些不再纯粹用易算命的实例，是当时理性思维觉醒的表现。而借用术数体系建立思维模型，又是中华先哲们特有的思维模式。比如应用于军事，被誉为“帝王之学”的奇门遁甲。古代军事家是怎么运用奇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呢？奇门天地人三盘，是在演绎天时地利人和的战场背景，奇门飞星排盘，犹如排兵布阵、推敲各种力量的角逐、消长。一个奇门布局，就好比现代的军事地图，立体地展现和推演着战局。所以当年军事家沉浸于奇门布局中时，并不是迷信地期望其神秘力量，而是像现代军事家站在沙盘前苦思冥想那样，在进行作战演绎。奇门中急则从神、背孤击虚等法则，更主要的意义则在于其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能给处于绝对劣势的将士们增强信心。
看清这些现象后面的本质后，你就会明白，虽然易学创立之初是求神问卜的一种方术，但其本质还是一种理性思维。对此现象与实质差异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后来江湖易和学术易的分野。江湖易是扎根于宿命论土壤发展起来的各种术数门类，在古代主要是一些盲人和无业者的一种谋生手段。至于学术易，一般认为发端于《易传》，所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将《易》从术提升到了道的层次，而这两者，又都是以《周易》为基础的。
一、易卦的最基本符号
《周易》有六十四卦，每卦由六爻构成，爻是构成易卦的最基本单元。但爻又是由一刚一柔两个符号构成的，这才是易卦的最基本符号。
我们现在常用“－－、—”表示组成易卦的最基本符号，并名之曰“阴爻、阳爻”。而实际上，阴阳概念作为一种自然观，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易传》中才开始与《易》结合，在《周易》本经中是没有的。
通观《周易》正文，无“阳”字，“阴”字只出现一次——“鸣鹤在阴”，还是用的其本义，指“山的北面、水的南面”。那么“阴阳爻”最早的含义是什么呢？
阴阳爻最早的含义是刚柔。从出土文物可知，早期卦爻的写法是“八（∧）、—”。其中，折断“八”（弯折“∧”）今写作“－－”表示柔，直线“—”表示刚。《易传》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焉”、“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并且，可信度最高的最早易解《象》传中，涉及阴阳只一处，用的也只是阴阳的字源意义。
所以，用阴阳观读《周易》，虽然于易理认识是种深化，但难以契合《周易》原文的语境。经过近三千年的研究，对《周易》的解读已经繁茂成一株大树，要想还原其本来，就要砍去后来生发的那些枝丫，比如河洛、太极、五行，阴阳观也在此列。总之，刚柔是阴阳观的前身，阴阳是发展的刚柔观，对此要动态地、历史地看。
二、八卦的基本卦象
八卦，其本来意义已经无从考证，在此从易学角度探讨其基本意义。
一幅画，有没有原本的、先天的意义呢？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看法，但我们不能说哪个人的看法是其本义，也不能说哪个人的看法不是其本义，因为先天是自在的，对于自然景观，大自然是它的创造者，自然演变即其本来意义，不能以外在的有色判断为标准。
一个卦，犹如一幅图，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都有其理，也都非其本义。图就是象，象就是卦。卦的自在是什么呢？或者说，卦有其先天意义的基本卦象么？
答案是：存在，但这个存在受始创者创作背景的局限。也就是说，对于认识模型的建立，笔者认为与艺术创作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一幅画的创作，其艺术水准随着创作的流淌已经凝固了；一种棋的发明，其棋艺造诣却是在随时成长。八卦模型也是这样，其后天发展使此认识论模型日趋完善，这时，创作者先天的朴素构架如何反而不再那么重要。
八卦在易学体系中是古人用来象征宇宙万象的一套意义符号，至于怎么去类象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综观《周易》、《易传》及古今易学著作，可知古人拟定的八卦基本卦象是“乾为天、坤为地、坎为水、离为火、震为雷、艮为山、巽为风、兑为湖泊”，即所谓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
虽说这八个基本大象是确定的，但在六十四卦不同位置、不同组合时，《周易》的取象也有变化。这个好理解，就象自然界中水在不同温度下状态也不同，坎卦也有在地为川、在天为云的分别。八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基本卦象可参见附图：
《说卦传》中还列举了一些常用类象，比如“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将万象化卦，是化繁为简、从现象到本质的思维方式，与数学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六十四卦的基本意义
以两仪为要素推演出六十四卦有多种途径，由于资料匮乏，六十四卦具体怎么推导出来的已经无从知晓，可以明确的是：自通行本《周易》诞生之后，易学界是把八卦相重而得六十四卦作为主流认识的。
六十四卦既得，这无文无字的六爻卦象有无先天的基本含义呢？同八卦一样，答案是：有也似无。因为作为一个认识论结晶，其意义是随着主观认识不断变化的。
八卦类象是形成六十四卦主题的基础，两个八卦组合在一起演变出一个新的主题，而不是更加细化的六十四种类象。这个新主题的内涵如何，与两卦的组合方式有关，也就是说与设计的规则有关。比如根据卦形之象看图说话命名的复、剥，根据八卦类象直观作用命名的鼎（木火），井（木水） ……当然也可以用某种统一的规则来贯穿六十四卦，比如先把八卦分阴阳再根据类象作用关系重新演绎六十四卦内涵的方法。
至于六十四卦的最早命名，并不是文王推演出六十四卦卦象时就加上了，而是几十年后随着《周易》文本的写作一起诞生的。这里涉及到一个传统，我们读《诗经》、《尚书》、《论语》等古代著作时会发现，古时文章的标题都是选取每个篇章第一句话中的重要词汇，并且大多是选取开头的字或词。问题是，这个词往往能起到点题的作用，笔者感觉这种开头方式法有点类似于明清八股文的破题，似乎对起笔用字的选择是有意为之。尽管如此，这些古书中的标题毕竟是行文所得，而不是命题作文。《周易》卦名的命名规则也是如此，都是选取每卦的开头一两个字。
1973年10月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中的六十四卦名称与今本的六十四卦名称多有不同，这个现象可以佐证笔者前面卦名无绝对的说法。帛《易》八经卦分别写作键、根、赣、辰、川、夺、罗、筭，与今本的八经卦无一相同，其它卦名如妇、掾、礼、狗、林、钦、勒、乖等，分别对应今本的否、遯、履、姤、临、咸、革、睽等，个中差异都是因为卦辞破题时用字如此。
四、《周易》三步曲
现在流传的通行本《周易》，是经历演卦、系辞、传解三个阶段五百余年的锤炼才最终成型的。
1演卦：周文王被拘羑里七年中演八卦而成六十四卦。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其中“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一句，从文句上看，“易”的概念既可以是对后来定型的追述，也可以是对文王之前已经存在的记录。
关于《易》的历史，影响较大的有两个，一是“三易”说，根据目前的资料，所谓的“夏有《连山》、殷有《归藏》”不足为信，并且，既然文王时才推演出六十四卦，那么同样以六十四卦为结构的《连山》、《归藏》早于《周易》也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此上古“三易”说可以忽略。
另一个是“三代”说，首见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虐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易》更三圣是作者对上古易学史的一个总结。班固先是引用《系辞》的话，认为伏羲创八卦为一圣；然后指出《周易》的创作背景，将演卦作辞的文王尊为二圣；再推崇解易、传易功绩卓著的孔子为三圣。然而，把伏羲作为八卦的创始人，是追远托古之说，人们至今没有发现时间早于文王的八卦资料，所以对此前的八卦原委也就无从说起。
《周易》比较有谱的记载是从文王演卦开始的，直到演出六十四卦，易学体系才算完整确立。汉以后有个从《周易》创作角度划分的“三圣”，即演易作卦辞的周文王，作爻辞的周公旦，传述发扬《周易》精义的孔子。与司马迁的记述相比，这里又多出来一个作爻辞的周公旦，周文王也多了个作卦辞的功劳。那么实际情况会是怎样的呢？
从史料中还是很难有直接的证据，这里只说笔者从蛛丝马迹中梳理出的结论：周文王的贡献是首次将八卦演绎为六十四卦，并按卦宫将六十四卦组合成一个有序的体系。当时的卦序已经不可考，但性质上当类似于帛书卦序的排列，用于卜筮，下面附录布易先生绘制的帛易卦序图作为参考（见附图）。
根据笔者的解读，周文王年轻时做过太卜，主管龟卜之事。《益》卦六二谈到此事：“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当时龟卜还是庙堂正统，五行占、八卦占等则属于民间小术一类，周文王孜孜好学，博览杂收，当于此时对各种占法有所涉猎，这才有了后来对六十四卦的创演。六十四卦体系的建立，开创了新的卜筮格局，从此龟卜不再独领风骚。
2系辞：文王也许有许多用六十四卦占卜的事例，但毕竟没有形成系统文本的意识，卦爻辞是在周公旦手中完成的。也就是说，文王搭起了框架，周公填充了内容，没有周公的努力，《易》就只是一套无字的卦符体系。
周公一生繁忙，只是在复政于成王后才有了整理人生经验的空闲和迫切意愿，而如何把其庞杂的知识和经验有条理地铺陈开来呢？文王留下的六十四卦体系无疑是最好的载体。
周公写作的目的是传播知识、教育后代，以保万年江山，所以六十四卦中除了一些生产生活知识的主题外，还有许多周文王、周武王政治军事运作方面的主题，周公希望先王的这些经验教训和智慧结晶能给后人以启迪与警示。至于具体写作，很可能不是周公亲自执笔，而是由其主持，文化、卜筮部门组成的创作组具体施行，周公最后审编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