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毫无疑问，事实的发现不应与发现事实的活动混为一谈。科学活动并不是中立的；它有固定的指向和严格的判定，我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为我们而规定的结果。由于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有关世界的真理，所以科学活动的方向也就在于那个真理，而这是由符合事实的真理标准予以判定的。惯性的价值观念至此为止，我们只是根据科学实践的条件引申出有助于变革的价值观念，然而，一种社会里必定也存在着抵制变革的价值观念；用工程学的术语来说，它必定具有某种惯性，该社会借此来阻碍废除那些现时被视为真实的信念，并迫使明天的真理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斗争。当然，这些惰性的价值观念在其他静态社会中要更为流行。但是，在一个科学社会中，这些惰性观念也是大量存在并具有重要影响的。尊重、荣誉和尊严对于科学的稳定性就如同对于任何别的社会活动一样，是必要的。从而，它们的价值也可以根据科学实践的条件，按照我证明进化的价值观念的同样方式来予以证明。但是，因为这种惰性价值观念往往通行于别的社会中，因为它们对于任何社会的生存都是必要的，这里将不对其作出进一步的讨论。相反，我们仅仅就此提出一点，即在一个科学社会中，惰性的价值观念是通过与它在别的社会中完全不同的途径达到的。
在一个科学社会里，象尊重、荣誉和尊严这样一些价值观念是经由容忍的价值而接近的，它可以说是构成由进化的价值观念到惰性价值观念的一座桥梁。容忍是一种现代价值观，它构成粘合一个在其中不同人持有不同意见的社会必要条件，因此，容忍是使一个科学社会成为可能的基本因素，也是联结过去的工作与未来工作的基本条件。然而，这个意义上的容忍却不是一种消极的价值观；它必定出自于对他人积极的敬重。在科学中，仅仅承认他人拥有发表意见的权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相信，其他人的看法本身是有意义的，甚至当我们认为这些见解是谬误时也值得我们尊重。而且，在科学中我们可以认为其他人错了，但这绝不是说他们是邪恶的。相形之下，所有持有绝对教条的人都认为，那些提出错误见解的人都是蓄意的和邪恶的，只有让其受到折磨才能改造他们。当今世界由政治分野所带来的悲剧就在于人们只有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容忍。
这里已经有必要使对于科学的价值观念的即兴式的解说告一段落，我们并没有尝试引申出一个社会由其活动本性所产生的所有价值观念，即便我们已经合乎逻辑地发现了所有科学的价值观念也不打算断言它们穷尽了所有人类价值观念，也不认为科学实践向人及其社会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全部价值观念。这从来不是我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正面应付那种背离科学的倾向，我们感到在这次会议上这种倾向的滋长，它渗入到如此多的价值观念讨论中。这种倾向总是在作出某些无害的表白同时，断言科学是中立的，但是，在这种无害词句背后所隐蔽的混淆恰恰造成了危害。科学发现是中立的，正如每种事实和每组事实都是中立的一样，然而，发现这些事实和赋予这些事实以规则的科学活动并不是中立的，科学活动指向一种压倒一切的目的，那就是发现事实真理，在我们的科学社会中，这个目标被公认为最高价值。
从这个基本价值出发，某些别的价值观念就必然会引申出来；我们的意图就是要表明，这种情形是如何发生的，它之所以会发生，因为一个寻求真理的社会必须为它自身的发展提供手段，而这些手段便成为它的价值观念。
对于研究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说，确实存在一种经验的程序，我们的工作就是勾画出对于某些价值观念的经验研究。所有价值观念都是精巧的，科学的价值观念像别的价值观念一样是精巧的。一种价值并非一条机械的行为准则，它也不是一种善的蓝图。一种价值就是将我们社会中的某些行为方式加以归类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独创性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是一种价值的时候，就如同说引力是我们行星体系内的现象一样，是经验的和描述的。当我们通过追溯到寻求真理的需要来为赋予独创性以价值寻找理由时，倘若我们正通过更为基本的物质结构寻求引力原因时，这恰恰是我们所应当做的事。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价值观念仅仅是对我们行为的描述，而是因为两个理由。首先，价值观念的相互作用比之任何力的机械复合都更加复杂；它创造了一种构成我们生命要素的张力，而倘若情形与目前有所不同的话，我们也许就会将其作为这篇论文的主题了。其次，也是更为简单的，当我们理解了究竟是什么因素自始至终指导着行为的时候，价值观念才是描述我们行为的概念。科学是由寻求真理的探索指导的，所有社会都是由寻求稳定性的愿望来指导的，我们科学社会里的价值观念描述着我们的行为，是鉴于它导致一种同样稳定的进化中的社会。
自从科学家们在英国皇家协会和法国皇家学院里联合一直到现在，几乎有300年的历史了。当时科学家们视为真理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看上去会非常质朴。牛顿那时还只是个青年人，人们甚至还没有料想到有引力存在。而在这300年的历史中，每一科学理论都已发生了多次意义深远的变化，但是，科学家们的共同体依然如故，它现在往往按照一种精神上的团结，一种比之任何别的人类组织都更为深刻的共同体原则，把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前苏联人联结在一起。这种感人的历史难道真的为科学是不人道的和非人格的神话提供了借口吗？难道它真的意味着科学活动不能为那些从事该活动的人创造价值观念吗？
有种错误观点认为应在我们的活动之外寻找价值观念。倘若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讨论价值观念，就必须将其置于价值观念赖以起作用的现实世界背景中予以经验的研究。价值观念是从每个人与他的社会之间的那种紧张中获得其丰富性的，一旦这种紧张消失了，则我们将不再成其为人类，我们将会沦为一种机械的昆虫社会。正因为这种理由，仅仅将价值观念作为个人的信念行为来讨论，而忽视使其得以流行的社会，就是毫无价值的了。假如我们这样做，我们将总是以输入某些过时的传统价值观而告终，而且会因为它们不能切合我们的实际而惋惜。在我们的科学社会中，仍然存在某些富有活力的传统价值观念；但是无论它们是传统的还是新鲜的，它们都不是偶然地存在着，相反，这是因为它们是适合现实的；因为它们符合于科学活动，并且正是从科学活动中生长起来的。现在已经是那些讨论价值观念的人研究这种活动范围以及价值观念之力量的时候了，这些价值观念就是从谦虚探索事实真理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科学起初是从决心依靠人自己的眼睛而不是依赖古人或教会权威或纯逻辑而开始兴起的。即，它起初只是一种亲自的观察，而不信赖任何他人预先的思想，当时并没有什么人说科学是不受价值影响的。内在价值的形成传统科学和传统宗教两者都已制度化并冻结为一种互相排斥的二歧结构。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犃或非犃的分割几乎已经完全定型，恰似西班牙和葡萄牙曾在他们之间的新大陆上求出一条地理的分界线一样。对于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答案、每一种方法、每一管辖范围、每一任务而言，不是分派给一方就是分派给另一方，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搭。
这种二歧式或分裂结构造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双方都变得病态化——一个成为跛足的半科学，一个成为跛足的半宗教。这一非此即彼的分裂强迫人在两者间进行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似乎我们是面对着一种两党制，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而只能把选票全投给一个政党的候选人，二择一，必须把另一个完全抛弃。
由于这种二择一的强制选择，致使立志要变成一位科学家的学子放弃了大量的生活，而且是放弃了生活中最丰富的部分。他像是一个僧侣，为进入一座寺院，不得不发誓放弃红尘一样，因为传统科学已经把真正人世的许多部分划在它的管辖范围以外。
公布科学与价值无关这一论点是从科学的控制范围内划分出去的最主要的部分。传统科学已被定义为不受价值影响的，对于生活的目的、目标、意图、奖赏或正义是无话可说的。一个共同的说法是“科学不谈为什么而只谈如何”。另一个说法是“科学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伦理或一种价值体系；它不能帮助我们在善恶之间进行抉择”。必然的涵义是，科学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技术，好人可以利用它，恶棍同样可以利用它；纳粹集中营就是一个例证。另一个涵义是，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和成为一个优秀的纳粹分子是不矛盾的，一个角色对另一角色没有任何内在的约束。
当存在主义者问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自杀时，传统的科学家只能耸耸肩说：“为什么要自杀呢？”正因如此，我们在这里才不致弄混淆了，请注意我们不是在谈论先验的“应该”或“必需”：我们的机体在生命与死亡之间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生命并紧紧把握住生命；但对于氧气或电磁波或引力却不能在同样的意义上说它们也有选择。
与文艺复兴时期相比，现在的情况变得更糟了，因为一切价值领域、一切人文学科和一切艺术都已经包括在这一不科学的世界中。科学起初是从决心依靠人自己的眼睛而不是依赖古人或教会权威或纯逻辑而开始兴起的。即，它起初只是一种亲自的观察，而不信赖任何他人预先的思想，当时并没有什么人说科学是不受价值影响的，这是一种后来的附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