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品赏《诗经》
《诗经》是毛泽东一生非常喜爱的古典作品。经考证，毛泽东是西汉传授《毛诗》的毛苌的后裔。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熟读《诗经》，随处灵活引用，多次对《诗经》进行过新颖独到的品评；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他对《诗经》的艺术传统，也进行了继承和革新。
毛苌后裔，传经世家
湖南省湘潭县韶山毛姓是当地较大的宗族，宗族祠堂悬挂着题为“传经世家”的匾额。据中国诗经学会会员、今居浙江衢州的毛苌第七十三世后裔毛井根先生多年考证，湖南湘潭韶山毛氏宗族，与他们浙江衢州的毛氏宗族，同奉西汉传授《毛诗》的毛苌为始祖，都自称“传经世家”，毛泽东是毛苌的后裔。
周初分封，文王姬昌第八子叔郑封于毛国，封地在今陕西岐山，以国为氏，这是毛姓的起源。西周亡，贵族东迁，毛国先后封于今河南宜阳、原阳，春秋时毛伯被狄人俘虏而国亡。第二十二世毛遂依附于齐国孟尝君，故毛氏一支落籍于齐鲁。叔郑传第三十九世毛亨，就学于兰陵荀子习《诗》，因秦焚书坑儒，亨无子，携侄毛苌至河间，传《诗故训传》。今河间仍有毛公书院、诗经村、君子馆等遗迹。
汉兴，河间献王刘德好学修古，征书求贤，聘毛苌为博士，开馆传授《诗经》。汉初传《诗》有鲁、齐、韩、毛多家。唯有毛苌所传留于后世，今日的《诗经》就是毛苌所传的《毛诗》。
毛公的后人在河间诗经村居住到魏晋时代，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不愿忍受异族的统治，毛氏离乡南迁，其中主支辗转迁至浙江衢州。宋朝时衢州毛氏分出一支迁至江西。元明之际江西毛氏中有人参军平定云南，由明朝封赏在湖南湘潭做官，在明清数百年间繁衍成韶山冲一带的毛姓宗族。衢州、江西、湘潭三地的毛氏祠堂都悬挂“传经世家”匾额，他们同出于毛公一系，有宗牒族谱记载始末。
毛泽东虽出身在农民家庭，但与当时中国大多农家不同的是，由于家庭的文化传统，他与兄弟们达到学龄都被送去读书。他们的名字（泽东、泽民、泽覃）也是按照族谱制定的辈序起的。毛氏宗祠门联“注经世业，捧檄家声”，毛震公祠联“声驰捧檄，编衍传经”，乃至“风雅诗宗，廉洁世望”等题词的含义和由来，毛泽东当然是知道的。
家族奉传《诗经》的毛苌为始祖，而塾学又以《诗经》为必读读本，兼之喜爱诗文，所以，毛泽东从幼年起便熟读《诗经》，以后在工作和社会交往中也时常引用或评论，直到晚年还能默写和背诵。
毛泽东对《诗经》的引用和品评
毛泽东从少年时期到考入长沙的湖南省立师范学校，《诗经》一直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
1913年，毛泽东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时，在他的《讲堂录》里，就记载了这样的句子：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
这是毛泽东对《豳风·七月》诗旨的理解。“陈王业”之说，是《诗经》的传统说解，两千年《诗经》学的不同学派，《毛诗序》《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方玉润《诗经原始》对这篇诗的解说基本一致。
毛泽东吸取了“王业之本”的传统说解，又简明概括地总结为“《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即治理天下（王业）要以解决人民衣食问题为根本。
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向长沙各学校的学生发出一份《征友启事》，这份启事有200多字，文中有“效嘤鸣之求，步将伯之呼”的句子，结尾处又引用《诗经·小雅·伐木》中的诗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伐木》原诗三章，引文在第一章：“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
同年9月23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萧三）信也说：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求友声……
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不满长沙压制思想自由的环境和就读的师范学校的守旧课程，写信给去北京师大任教的原师范学校教员黎锦熙先生说：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孽孽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摧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太悲伤。昔日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诚；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
此信中的“幽谷乔木”，化用自《诗经·小雅·伐木》中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幽谷是深谷，乔木是高大的树木。诗以嘤鸣起兴。毛泽东用于比喻要从束缚自由的深谷飞向高耸的乔木，到广阔的天地去寻求志同道合的战友，赋予了诗句全新的含义。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世钊信中说：
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
这里引的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贴切地表达了毛泽东为寻求真理而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歉疚之情。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对《诗经》有一番评述：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时蜀国的韦庄，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妇吟》，是怀念君王的。
从毛泽东对《诗经》的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以下几层含义。
其一，毛泽东肯定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从古人的著述总结出“发愤著书”这一创作理论。毛泽东赞同这个创作理论。他说：“心里没有气，他写诗？”这与西方诗论“愤怒出诗人”是一致的。毛泽东引《魏风·伐檀》诗为例，结论说：“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这与孔夫子“兴观群怨”说的“怨”字是一致的。
其二，毛泽东提出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司马迁说“诗三百篇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这句话历来很难解，因为《国风》160篇之中有许多怨刺诗、民俗诗、爱情婚姻诗，包括被道学家朱熹之类斥责的“淫诗”，怎么能说是“圣贤所为作”呢？毛泽东四两拨千斤地说“老百姓也是圣贤”，这样就讲通了。“老百姓的民歌”，不专指劳动人民，包括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群众，从不在朝做官的小贵族、自由民到贩夫走卒。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其三，毛泽东对孔子选编《诗经》的思想做了一些肯定。他说：“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再结合上文，孔夫子也收了“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不也是民主吗？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民主”，当然不是现代的政治概念，只是说孔子很少封建礼教的死脑筋，不反对男女恋爱，也同情和支持老百姓反对“尸位素餐”的统治者。其实在孔子时代，还没有男女严防的礼教。《国风》的诗是那个时代的反映，编选这样的诗而且配乐，是为了“观风俗，知民情”，是孔子“兴观群怨”的“观”字的体现。反对害民、虐民的统治者，是孔子仁政思想的核心，编选这样的诗篇也能够对统治者起到讽劝和警戒的作用。
其四，毛泽东不同意朱熹的“淫诗”之说。朱熹的《诗集传》把《国风》中男女欢爱之诗称为“淫奔之诗”，他的再传弟子王柏更进一步统称其为“淫诗”，抡起板斧从《诗经》中删除。这是在宋代兴起的封建礼教作怪，明显是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的立场。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毛泽东指出《诗经》中收集的有关男女恋爱的诗，有的是“借男女写君臣”的。虽然从文学批评史上看，在这一点上有争议，但从《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借男女写君臣的比喻模式。况且毛泽东对此也没有说全部都是，而是说“有的是，有的不是”，可见他的评论是非常谨慎和客观的。
毛泽东对《诗经》的爱好和活用一直伴随到晚年。在权延赤所著的《红墙内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饶有趣味的故事：
1965年夏，毛泽东去北戴河开会，姚淑贤当时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列车启动以后，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还没有约会？”
大家都微笑摇头。但姚淑贤听到这话后，身子一热，产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所以就忘乎所以地冒出一句：“有。我有。”
毛泽东含着微笑逗趣地问：“跟什么人约会？”
姚淑贤腼腆地说：“跟男朋友。”
毛泽东着急地说：“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你通知他了吗？”
“没有。”姚淑贤答道，“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
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说：“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姚淑贤很后悔说实话，让主席替她担心。
晚上，当姚淑贤给主席送去削好的铅笔时，主席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目光一闪，忽然说：
“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毛泽东拿出一支铅笔，铺开一张白纸，开始伏案书写，原来是一首古诗。诗曰：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姚淑贤接过诗反复读了两遍，大致明白了意思，不由得脸红，并小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那么老实？现在又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个手势，说，“藏起来，带给他。”
毛泽东书写的这首古诗，是《诗经·邶风·静女》中的一章。《静女》这篇诗，就被朱熹指责“淫奔”，也是要被王柏砍掉的“淫诗”。毛泽东抄下来送给恋爱中的青年，可见他是喜爱这首诗作的。
后来姚淑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便把毛泽东手书的这首诗交给男朋友看，并讲了失约的原因。她的男朋友很激动，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为毛主席服务。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博士，在谈话中说到《诗经》的历代注疏和“诗无达诂”的问题。他说：“《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
毛泽东这段评论，提出了《诗经》阐释学的一个大问题：由于时代不同，人们对许多作品的意义会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做出不同的阐释。“诗无达诂”，本来是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一句话。毛泽东学《诗经》是读过各家注释的，他注意到由于时代变化而产生不同解释，这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毛泽东对《诗经》艺术经验的借鉴与革新
作为现代伟大诗人，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对《诗经》艺术经验也有所借鉴和革新。
1957年，毛泽东为《诗刊》的题词是“诗言志”三个字。这三个字初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律和声。”何谓“志”？东汉学者郑玄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史记·五帝本纪》引作“诗言意”。“意”，指怀抱、情感等心灵的活动。诗就是把内心的思想感情通过生动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先秦诸子著述中普遍认同“诗言志”，如《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诗言是其志也。”《左传·襄公十七年》：“诗以言志。”所以朱自清称“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为“诗言志”赋予了新的内涵，即他用诗词抒无产阶级革命之情，言无产阶级革命之志。毛泽东把这个纲领用作《诗刊》的题词，是对我国社会主义诗歌创作的普遍要求。
“《诗经》学”有“六义”之说：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种诗体，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方法。古人从《诗经》305篇的艺术经验中总结出赋、比、兴三种表现方法，为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创作所继承和发展。
1965年7月，毛泽东在与陈毅元帅谈诗的一封信中说：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兴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也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毛泽东谈论赋、比、兴，虽是分别引自朱熹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葛覃》《螽斯》《关雎》三诗的解说，却有他独创的见解：
其一，从形象思维的角度，认为赋、比、兴三者是不能不用的表现方法。要用形象思维，就必须用比、兴，不然，大白话没有形象、意蕴，便不成为诗。
其二，赋之用，是在铺陈直叙中运用包括比、兴在内各种修辞技巧，如《北征》就是赋体，但并不直白。
其三，毛泽东主张赋、比、兴酌而用之，因三者各有特长，各有各的用途。
这个观点与南朝的钟嵘《诗品序》所言是一致的：“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鞠蔓之累矣。”钟嵘指出，若只用比、兴，含义隐晦难明，文字不能流畅易晓。又如刘勰所说：“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一首诗如要多处加注才能让人明白，那太难读了，也就不易传播。但是若专用赋，则容易产生平直散漫，或者文繁意少，淡然寡味。
从钟嵘到毛泽东，都主张赋、比、兴三者酌而用之。毛泽东的诗词就是赋、比、兴酌而用之的。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与时俱进，抒革命之情志，创造了充满新的时代精神的光辉诗篇。他赋、比、兴并用，以当代自然畅晓的语言，创作了意象飞动、韵味深长、含蕴无穷又气势磅礴的诗词，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
毛泽东品读《楚辞》
毛泽东一生特别欣赏和反复品读中国古典文学中思想性强而又艺术性高的作品，对于屈原的骚体诗，他更是达到了酷爱的地步。
韶山文化积淀深厚、诗风颇浓，毛氏宗祠墙壁上画有舜的二妃娥皇、女英事迹的图像，这些人物都在屈原的作品中出现过。毛泽东从小耳濡目染，当碰到与《楚辞》有关的描写时，不会感到神秘莫测，而是亲切有趣。这也促使他从很早就接触了屈原的作品。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
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就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九歌》全文，在《离骚》正文的开头上，写有各节的提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