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多年从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著作甚丰，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以创作传记《毛泽东》为发端，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毛泽东研究力作，提升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水平。施拉姆说：毛泽东懂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以及动员群众的方法，他“带有强烈通俗文学特点的领导风格使他和农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增加了他对大部分人民的吸引力”。
毛泽东那丰富的古代文史知识背景、形象的思维方式、鲜明生动的语言表达习惯，使他同古典小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赋予他特殊的领袖风格。作为政治和思想领袖，毛泽东在古典小说方面的深厚素养，使他乐于活用古典小说中一些典型的人物和故事，把自己的思想、意志、策略，通俗地传播给他的战友、下属、战士和人民，其说服力和感染力是异乎寻常的。在毛泽东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1939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华北联大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在演讲中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这里，毛泽东引用《封神演义》第三十八回“姜子牙二下昆仑”的故事，借古喻今，十分精练地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概括成“三件法宝”，风趣幽默，引譬生动，给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们到抗日前线如何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1963年9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我总相信《红楼梦》的作者借小说人物的口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这句话把刘姥姥吓得冷了半截。现在美苏两国确实很困难，他们到处碰钉子。不要忘记这一点。也是《红楼梦》写的，冷子兴讲贾府衰败下来了，贾雨村不信，说我到荣国府街上看过，还不错。冷子兴便说，亏你还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未僵”，死了，但是没有倒……
像这样，对古典小说名著，从场面到对话，从情节到结构，从人物到主题，毛泽东都烂熟于胸，沉淀在他的意识深处，外化为信手拈来、浑然天成的语言素材。毛泽东深深懂得这些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小说故事情节在思想宣传上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小说”这一称谓，被正史大家说成是源自先秦的“杂家”者流。一个“杂”字，便轻飘飘地把它排除在经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门外，被世人目为消愁解闷的“闲书”。正统的文人士大夫自然不屑一为，只有那些落魄不得志的才子才去营构。小说的“翻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才开始的。
中国古代小说的成长，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先秦两汉期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出现成型的小说，但在神话、寓言故事、先秦散文、史传文学中孕育小说因子。我国上古神话散见于《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此中都孕育后世小说的胚胎。春秋战国期间产生和成长的寓言故事，是短小精干而又富于嘲讽性的文学范式，它的形象性、故事性和意义性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魏晋南北朝期间是中国古代小说初步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小说被称为笔记小说。其时小说产量很大，作家浩繁，分多种门类，影响最大的是“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
志怪小说，指记述神鬼等各类怪异故事的小说，其代表作是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此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有《李寄斩蛇》《干将莫邪》《牛郎织女》《董永》（天仙配故事由此嬗变而来）、《东海孝妇》（窦娥冤以此为底本）。志人小说，记述人物的琐屑的异事逸闻，又称逸事小说。较完备的风行至今的只有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记述是秦末至东晋士族阶层的异闻逸事，意蕴丰富，语言朴素、精练、蕴藉、逼真。魏晋南朝小说虽“粗陈大概”，但它为唐传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开辟了笔记小说的先路，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原始素材。
三、唐五代期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小说被称为“唐传奇”。唐传奇是指唐代风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它远继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近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说，成长成为一种以史传笔法写奇闻异事的小说体式，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社会矛盾，注重人物性格刻画，情节奇特，描写生动，尤其擅长虚构艺术，富有浪漫色彩。唐传奇是“有意为小说”，因此在创作手法上较六朝志人的偏重写实增强了虚构性，较六朝志怪的偏重记述传闻，增加了再创作性。作家真正开始了自觉地进行艺术想象和艺术创造，而且在艺术构思、情节结构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唐传奇是中国文人有意识地创作小说的开始，是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标志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文体的正式形成。代表作品有：沈既济的《任氏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等。
四、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又一重大发展期。宋元话本小说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这是中国最早的白话小说，标志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话本始于唐代，盛于宋元。它是当时“说话”艺人演讲、说唱故事所用的底本。宋元话本小说是市民的小说，它从市民的立场、观点来反映社会中的矛盾，突破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描写社会上层或非现实情节的局限，把作品的接受对象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各层次矛盾冲突。代表作有：《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
五、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繁盛时期。这一时期，长篇和短篇、白话和文言，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历来被后人称为名著的小说，多产生于此时期。其主要形态有拟话本和章回小说。拟话本是明代文人模拟宋元话本形式而创作的短篇白话小说。拟话本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着重描绘了市民阶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妓女等的生活及心态。代表作如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而来的。其特点是将全书分为若干章节，称为“回”，少则十几回、几十回，多则百余回。每回前用两句对偶的文字标目，称为“回目”，概括本回的故事内容。明代成就最高的章回小说是“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也是毛泽东一生最喜欢的几部小说。到清代，古典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就文言短篇小说而言，清初产生了我国文言小说的顶峰之作《聊斋志异》；就长篇章回小说而言，清中叶出现了我国讽刺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儒林外史》和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峰——《红楼梦》。
中国古典小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语音艺术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为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
古典小说既为“杂家”之言，自然较少去“宗经”、“载道”、“征圣”，较少去言修治齐平者们的“雅洁”情志，而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去讲述些野史趣闻和怪异之事。于是在流传之间，渐渐成为普通大众的文化娱乐形式，更多地反映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情感愿望和价值取向。
毛泽东终生喜欢古典小说，重视其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讲述、解析、类比、活用古典小说的故事和人物的过程中，也塑造了自己平易、幽默、风趣的领袖气质和深得人心、极富感召力的领袖魅力。
跟毛泽东干革命、加入革命队伍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和工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极其有限，并不懂得高深抽象的学问，不可能深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斗争形势的感知也是直观朴素的，他们的素养大多由具体的生活经验、下层的民俗传统积淀而成。把这样一支队伍升华铸造成为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使他们一方面确确实实地感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政策、理论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一方面又要从理性的高度认识到这些政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性，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毛泽东作为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作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家，作为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宣传家，这方面确实有着天才的、罕见的才能。他通过通俗小说文学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其特色语言，能很快和来自底层的工农兵群众之间产生共鸣，从而能把一个个“敏感”乃至“剑拔弩张”的问题坦坦然然、轻轻松松地表述出来；能把一个个不易使人们接受的思想、主张、观点，变得让人们容易接受；能把一个个目前不宜说透彻的问题，启发人们心领神会地去感知、理解；能把一个个因为讲得太多反而容易忽视的一般道理，凝固成人们永远忘不掉的形象和故事；能把一个个头绪繁多的复杂问题的精髓，提纲挈领地抽剥出来……
当毛泽东把古典小说作为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工具、素材的时候，他不会像“掉书袋”的文学理论家那样，把小说作为既定的文学客体来考证和解读，他的目的是用以说明他在实践中提出和需要解决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如武松打虎之于斗争精神，周瑜挂帅之于干部政策，西天取经之于目标一致，贾府衰败之于美苏困境，刘备取西川之于团结地方干部，等等。当他如数家珍地谈起这些人物和情节时，他同古典小说的联系是自由活泼的。他不想评小说，也不是从政治角度谈小说，而是借小说喻政治，取其一点，古为今用，以他特有的灵气、敏锐和语言，把古典小说读活，用活，读出新意境，用出新效果；在活读活用古典小说的过程中，毛泽东独特的领袖风格早已让他的听众如醉如痴，深受感染。
抗战胜利之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者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傅斯年和毛泽东“五四”前后曾在北大相识。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单独在一起畅谈了一夜，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
毛泽东研读古典小说，固然是为了研究农民的心理特点，但立场不同的傅斯年说错了一句话，毛泽东不是为了“利用国民心理”，而是为了引导国民心理。试想，如果不深入研究农民心理，不因势利导，引导国民心理，去争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吗？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
毛泽东与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
毛泽东一生嗜好古典小说，他曾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
《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杰出代表，是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这四大古典名著伴随着毛泽东度过革命生涯，对毛泽东早期的革命、军事思想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毛泽东还特别善于灵活、巧妙地运用四大名著于政治、军事、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其独具的文化魅力和思维方式，赋予四大名著中的故事和人物以全新的内涵。
四大名著对毛泽东的革命、军事思想的影响
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可谓是自学成才。他没有受到正规的军事教育，完全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描绘战争的巨制，其中写了许多战略战术，都有可借鉴之处。
毛泽东熟悉《三国演义》，从中学习了很多战争知识。他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时曾列举了中国古代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六个著名的战例，其中就有《三国演义》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描写的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和吴蜀彝陵之战三次战役。
《水浒传》是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思想，曾激起了少年毛泽东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当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有一年的中秋节，一群学生聚集在学校后面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学生提出进入政界，对此，毛泽东回答说需要金钱和关系，才能当选。又有同学提出利用今后当教员的职位来影响后几代，毛泽东摇头表示反对，说这个办法需时太久。别人要他提出办法，他爽口答道：“学梁山泊好汉。”后来他上井冈山，走工农武装割据，进而夺取全国政权，证明他当时“学梁山泊好汉”的想法还是正确的。
《水浒传》这部小说还写了这样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官逼民反。”它具体地再现出促使众多梁山泊英雄铤而走险的深刻社会动因和历史必然性。毛泽东非常看重这部小说的这一特质。1964年1月他同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道：“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又说：“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官逼民反”，事实上这一直是毛泽东解释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最通俗的说法，也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的一个牢牢的信念。毛泽东在自己革命道路上不止一次提到这一点，在大革命高潮时，在新中国成立后，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谈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往往都要谈到一个“逼”字。
《西游记》也是毛泽东从小就喜爱的一部小说。《西游记》对毛泽东的最大影响要算孙悟空这一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他爱憎分明，敢于造反，具有挑战性、反权威的战斗风采和洒脱不拘、蔑视陈规的自由个性，用他的话说即是“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这个英雄形象毛泽东很欣赏，1966年7月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就谈到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气”。如果把猴气理解为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搬教条，灵活机动，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性格特征的确与毛泽东有某些联系。因为早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坦言，“具体”、“鲜明”和“热烈”是人类社会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名著的解读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