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研去过我家的第二天，易林把那条被染脏的裙子拿了回来。李研压根都没有拿出来，她看看我，穿着那条刺绣裙子，有些挪揄地抚摸着裙裾上流动的曲线。然后就说，算啦，是我太不团结了，我不要了。
然而我想要，就算那条裙子已经被墨水弄脏无法再穿，我也情愿小心地把它收进我的衣橱里。我知道我这样的想法的确很可笑，但是只要这件东西与易林有关，那么对我来说，就是重要的。
可是无论怎么处置，也都不会轮到我。易林把那条裙子交给了陈静，他说，辛苦我妈忙了一晚上了，你要不拿出来看看，喜欢的话就留着吧。
于是陈静小心的，很好奇地把那条裙子拿出来。之后的三秒钟，教室里所有看到这条裙子的女生都发出了惊羡的欢呼。包括我，从来没有觉得哪条裙子可以像这一件这样美丽。
裙角上被染上墨迹的那一块被裁掉了。镶上了一圈带着乳白色花边的大朵葵花，刻意做成的褶皱，柔柔的挝成轻轻的褶。天蓝色的裙子下面缀了一圈乳白色的花边。像极了草原上蔚蓝天空下漂浮的白色云彩，还有盛开的葵花。
陈静握着裙子看了又看，而我多想对陈静说，那条裙子你可不可以送给我？但是看着她像是对待一件举世无双的珍宝那样把它小心地装进了书包。我就知道我得不到它了。
后来，陈静就会经常穿着那条裙子来上学。我惊讶于它的魔力，陈静开朗了许多，变得十分自信。而她也真的变得很漂亮，她嘴角时常显露的笑容让我觉得不安。
这样的一个小团体，就是经过这件事情而形成的。我和陈静，还有易林，我们坚持三人行，于是许多不屑与轻视的目光都无从伤害到我们。我们可以穿着毫不起眼的衣服绽放出最耀眼的笑容，也可以从那份少得可怜生活费里挤出相当一部分去寄给山区。那份自豪感，不是属于温室里的四季兰，而是属于野地里的向日葵，倔强而自强地仰望湛蓝。
学校门口的那家小吃店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很多次下课铃一响，我就会跑到学校门口的小餐馆占位子。在满是油污的椅子上坐下，趴在桌面上用一次性筷子敲着桌面，大声叫，三碗鸡汤米线，快啊！要饿出人命了！然后易林和陈静尾随我坐下，我们随便地开着玩笑，也没有人会笑话我的嚣张。
我也曾开玩笑一样地问他，我说易林，如果你要谈恋爱的话，我和陈静，你选哪一个？
我这句话一出口，他们就愣住了。易林看看我，再看看陈静。陈静看看易林，再看看我。然后易林说，一定要回答吗？
我不知道那时我是什么样的心情，有一份期望，希望他将要说出来的那个人会是我。也是那么的害怕，如果他说的人不是我。于是我就打马虎眼，嘿！和你开玩笑呢！用不着这么严肃吧！
可是我那时却一直在想，如果我一定要易林做出选择，那么会是什么结果？我如此费心地伪装自己，心甘情愿地和他们一样吃着廉价不甚卫生的食物，和他们一样为了大学忙忙碌碌。易林会不会明白？宁安或者陈静，我想还需要多一些的耐心，至少我现在的胜算，是五十対五十。
十一黄金周，我拒绝了和妈妈一起去九寨沟的机会，而是要和他们去市里的风景区。这不算是旅游，甚至连游玩都不算。我们各自拿着大大的蛇皮口袋走在行人纷乱的甬道上，然后大大方方地低头拾捡起散落在地上的饮料瓶子。
这是易林的提议，不是为了刻意地去保护环境，而是因为陈静妈妈的哮喘病越来越厉害，而他爸爸的小生意也难以维持。她不同意在学校发动募捐，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的窘迫。于是我们一起想办法，连续一周都去捡瓶子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易林说，那好，我们自己想办法。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如同一个心怀天下的英雄。
一连七天，我们捡了两千二百多个瓶子。开学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在学校天台上庆祝战果。用二十元钱买来饮料零食，三个人满心热血一样地宣告我们一定会靠自己摆脱贫穷，然后豪情万丈地干杯。陈静接过那两张轻飘飘的百元钞票，眼泪就抑制不住地掉下来。秋天的风很凉，楼下的操场上飘落着大片的梧桐树叶。我融入到这份情绪中，分享他们的自强还有善良。易林也很激动，他的父母也都下岗，妈妈在一家擦鞋店做工，爸爸蹬三轮。但是那一刻，我们站在楼顶俯瞰这座城市。易林说，来，为我们的友情干杯！
